这几句话，在后世君主的言论中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多次出现，几乎成为君主自谦的口头禅。它之所以历代流传，就在于它将丰富的思想内涵浓缩，充分体现了君主个人负责的精神。篇中的语言多具论辩和说服力，与其语言表达的精当和凝练有直接关系。篇中对于前人的思想精华和精练的语言注意吸取，例如在讲到商王室与诸族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篇中首先不是正面阐述道理，而是引用古代贤人名迟任者的一句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句话采取对比的方式讲明用人与用物两者不同的价值取向，使用物品当然越新越好，可是君主在用人的时候，却要任用有长期合作关系者。这种用人而“求旧”的原则，十分贴切地说明了商王要与曾经长期合作的诸族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篇中用迟任这一句名言来说明问题，比起长篇大论的正面表达，其效果要好得多。
数量甚巨的甲骨卜辞中所蕴涵的文学与史学的萌芽，在晚商时期有所发展，《尚书·盘庚》篇是为其证。周初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尚书·盘庚》篇可以视为殷代典册文字的代表。虽然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篇文字已非商代典册文字的原貌，但它是由殷代典册文字演化而形成的。殷代文学与史学的萌芽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甲骨卜辞，一是典册文字。至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应当说典册文字是在甲骨卜辞的基础上所出现的，但是其写作又不同于甲骨卜辞那种对于神意进行祈求的记录，而是要通过篇章文字的表述来阐明道理，以适应与祈祷神灵所不同的另外的社会需要。例如帝小辛的时候“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史记·殷本纪》)，就是为了以历史事实和商王的诰谕来教育民众而写作成篇的。
殷代的典册文字并非仅见于《尚书·盘庚》，《尚书·商书》部分依照《书序》的说法，共有二十余篇，今文《商书》虽然只保存了《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但其他诸篇的题目和其写作目的或事由却还保存在《书序》里面。今所见《书序》虽然已非原貌，但却因为其渊源有自而大致可信。从《书序》里面，我们可以将殷代的典册文字分为记事与记言两个类型。属于记事类型者，《书序》有以下的阐述：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这是记载汤伐葛史事的文章，虽然早佚，但其史事却在《史记·殷本纪》中有所记载，或许太史公即以《汤征》为据而写成。
伊尹去亳适夏。即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这两篇是记载伊尹归亳之事的文章，《史记·殷本纪》作《女鸠》、《女房》。伊尹适夏而又返归商，这是很具精彩引人情节的史事，如果在秦汉间还有流传，便很可能被采纳进《史记》，但是《史记·殷本纪》却仅据《书序》为说，可见在太史公的时候此篇即已亡佚，所以司马迁也无可奈何，只好依《书序》而简单提过。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这三篇文字皆为记商汤灭夏以后欲迁夏社之事的文章，《史记》仅提到《夏社》一篇，其间缘由已无佐证可资考析。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这是对商军掠取夏的宝玉情况进行记载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谊伯(《史记·殷本纪》作义伯)、仲伯”两人可能是随商汤灭夏的方国首领。他们“作《典宝》”，实际是史官记载其言行。
仲丁迁于嚣。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这三篇的内容与《盘庚》篇类似，应当都是关于迁徙都邑大事的记载。另外，《史记·殷本纪》谓：“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此载表明，太史公知道有《仲丁》一篇，但在太史公时其内容已经亡佚。
总之，殷代典册文字关于史事的记载，偏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
除了以上所引者以外，还有见于今《商书》的《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尽皆以记事为主。这种记事文字中也包括了许多言论，有些篇章可能是记事与记言并重者。
殷代典册文字的记言篇章见于《书序》者多为诰、誓之辞。这些诰、誓多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属于记言类型的典册文字，《书序》有以下的阐述：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这是叙述成汤以前的商族八迁情况的文章。从篇名推测，《帝告》应当是迁徙时对民众的讲话。《史记·殷本纪》所说与《书序》同。前人曾疑篇名本当作《帝告釐沃》。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此篇尚存，为记载商革夏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宝贵资料。虽然为后人的述古之作，但其所依据则当为自殷代所传的典册文字。篇中记汤伐桀时的誓师之辞，为相当典型的记言文章。
汤归自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诰》。
这是一篇诰命之辞，已佚。其原名盖为《仲虺之诰》，但今《尚书》是篇为伪古文，已非原文。相传仲虺为汤左相，其所作诰可能是灭夏后安定天下的告示之辞。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本篇为商汤告天下“诸侯群后”的诰辞，《史记·殷本纪》载有其内容，盖有其所本。伪《古文尚书》所载与《史记·殷本纪》所载不同。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这六篇都应当是伊尹对于太甲的告诫之辞，不过前三篇是太甲刚继位时而作，后三篇则为放太甲于桐时而作。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此篇的内容从“咎单遂训伊尹事”推测当和伊尹所作六篇相同，也是对于商王的告诫之辞。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
《史记·殷本纪》载有武丁寻求傅说之事，《说命》三篇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傅说向武丁的进言。
殷代典册文字属于记言类型者为数颇多，除了以上所提到者之 3 31第六章 社会文化的发展外，《书序》还有些相当简单记载者，如“咎单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等，也可能属记言类型的文字。
我们从《书序》中可以窥见殷代典册文字的一些情况，但并不意味着《书序》所提到的这些篇都是殷代典册之所写定者，而只是说殷代典册至少已经有了后世写定的这些篇章的基本内容的记载。
古人有左史、右史分职的说法，记言和记事都有专门的史官。从殷代典册文字的情况看，这种分职大约在殷代就已经出现。
（第三节 彝铭与西周时期的史学
青铜器的铸造在周代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周代青铜器的作用，除了和夏商两代一样作为礼器和实用器以外，还作为铭功记事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文献记载不足的情况下，这些彝铭就是后人研究周代社会情况如分封制度、土地制度、宗法制度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彝铭对西周时期的社会文化多有反映，它对于西周时期的史学有许多记载，足可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印证或补其所缺。彝铭所反映的西周时期的史学情况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彝铭揭示了西周时期史官设置和职司的情况。西周王朝的太史是史官之长，彝铭所载的“大史寮”(《毛公鼎》、《番生簋》)指太史及其僚属。据周成王时器《中方鼎》铭文记载，周成王曾经命令“太史兄(贶)□土”，即册命赏赐名中者以某处的土地。这与《周礼·宗伯》所谓“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是相吻合的，在王朝大典上，太史之官是很风光的人物，例如在周康王继位的隆重典礼上，“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尚书·顾命》)，宣读周康王继位的册命文辞就由太史进行。
彝铭中称为“史”者，当即周王朝或诸侯国普通的史官。他们往往负有传达王命的职责。周成王时器《中甗》铭文载周成王时名中者率军南征途中，“史儿至，以王令(命)曰：‘余令女(汝)事小大邦，厥又舍女(汝)……’”，名儿的史官传达周成王的命令，让名中者有事于所经过的大大小小的邦国，并且还赏赐名中者以物品。周康王时器《臣辰盉》铭文载“才(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暨史寅殷于成周礼百生豚，暨赏卤鬯贝”，名寅的史官和士上奉周康王命令一起到成周行殷见之礼，赏赐诸侯首领各种物品。西周中期册命制度盛行的时候，史官可以代宣王命。请看彝铭中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记载：
唯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在)周康宫新宫，旦，王各(格)大室，即立(位)，宰□父右望入门，立中廷，北乡(向)。王呼史年册命望。(《望簋》)《望簋》是周恭王时器，其铭文记载在册命名望者的时候，周恭王即命史官名年者宣读册命文告。这类铭文数量不少，多见于西周中后期器，如《师酉簋》、《免卣》等，都很典型。除了册命外，史官还参加其他许多事务，如《史懋壶》铭文载“唯八月既死霸戊寅，王才(在)京□宫，亲令史懋路巫(筮)，咸，王乎(呼)伊白(伯)易懋贝，懋拜稽首”，意谓周王亲自命令史官名懋者进行“路(露)筮”，筮毕，名懋者受到周王赏赐。西周时期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史官，《麦彝》铭文载，“才(在)八月乙亥，辟井侯光(贶)厥正、史”，此“史”即井侯的史官。有些从事具体事务的史官，如周恭王时器《格伯簋》铭文载格伯与其他贵族的交易中“书史”某人即参加勘察和定案。这样的“书史”，可能是史官地位较为低微者。在众多的史官中，“内史”的地位因其为宫内的史官而显得比较重要。内史的官长称为“内史尹”，一般的内史则称为“作册内史”、“作册命史”。内史普遍参加周王对臣下或诸侯的册命仪式，还接受王后的命令而执行某项任务。内史与一般史官的关系在彝铭也有反映，西周后期的《鼎》铭文载有周厉王十九年四月间周厉王册命的情况，“宰讯右入门，立中廷，北乡(向)。史留受王令书，王乎(呼)内史□册易(锡)玄衣……”。奉王命而作记录的是史留，宣读册赏王命的是内史某人。这位“史留”，或即周宣王时的太史籀。《说文》叙谓“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汉书·艺文志》载有“《史籀》十五篇”。从彝铭记载看，他在周厉王时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史官，可能到周宣王时才升为“太史”。就其重要性而言，内史显然要比一般的史重要得多。据专家研究，内史是周王的记言之官，很可能与“作册”的职官是合为一的。顾名释义，作册职官应当是各种册命文书的起草者，也应当参与各种册命仪式和其他的政治活动，彝铭载有不少王命作册某人进行册命的事例，如《益卣》、《折尊》、《免簋》、《走簋》等，皆有此类记载。周代保存档案资料的职官称为柱下史或御史，如彝铭《竞簋》载有任“御史”之官的名竞者的情况，可与文献相印证。
对于周代史学发展来说，周代的各种史官起着巨大作用，铭功记事，册命记言，皆出自其手，许多档案资料归其掌管。由于文化需要积累，甚至世代相传，所以周代史官也多世代相递，“史”或“册”、“乍(作)册”遂为其姓氏或族徽。其次，西周时期的彝铭反映出当时的史官已经具有比较浓厚的历史记载意识。史官的历史记载，不仅记载本宗族或家庭的历史，而且有的也记载周王朝的历史。著名的《墙盘》铭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铭谓：
曰古文王，初戾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普)右(有)上下，合受万邦。挺圉武王，遹征四方，挞殷，畯(俊)民永不(丕)巩狄柤，长伐尸(夷)唐。宪圣成王，左右绶敛刚鲧，用肇铸周邦。渊哲康王，宾尹啻(亿)强(疆)。弘鲁邵(昭)王，广能楚荆，唯狩南行。祗显穆王，井(型)帅(率)宇诲。宁天子，天子舟(周)缵文武长刺(烈)，天子眉无匄。褰祁上下，亟熙宣慕，昊昭亡(无)斁。上帝司夏贶保，受(授)天子绾令(命)、厚福、丰年，方蛮亡不夥见。盘铭历数周王朝自文王以降的诸王业绩，说周文王使政治安定和谐，使上帝赐予他以具有懿德的大臣，因此得到上下的完全支持，得到万邦的拥戴。敏捷刚勇的武王，开始征伐四方和挞伐殷，还派俊杰远征翟柤之国和夷唐。开明通达的成王，其左右的大臣团结勇武，造就了稳固的周邦。渊博明哲的康王，治理着广大的邦国。宏鲁而嘉善的昭王，大举征伐楚荆，带着雄壮的军队南行。肃静耿明的穆王，遵循先王的伟大教诲而行事。重新安定了继位大统的天子，继承了文王、武王的长远功烈，能够眉寿无疆，上下协力，共图光明大略，光辉无限。上帝眷顾华夏，赐予保佑，授予天子以长寿、幸福、丰年，使得方国蛮夷无不接踵朝见。名墙者为周王朝的史官，他之所以叙述周王朝的史实，目的在于要通过这些来显示自己家族的光荣历史，因此与其家族有关的周王，他就着重叙述，反之则一提而过，或者根本不提。从《墙盘》铭文里可以看到，名墙者已经在有目的的进行历史的阐述，并且这个阐述比较系统，让人可以大致了解周王朝的辉煌经历。
彝铭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叙述简明扼要，使人一目了然地知晓某件事情的进程。例如周武王时器《利簋》铭文载：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有)商。
武王伐纣灭商是商周之际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件簋铭叙述了周武王伐商的干支、时间和经过，讲明了在一天之内即灭商而有之的情况。与这种简要记事的风格不同，有的彝铭则不厌其烦地将事件记载得十分详尽。《多友鼎》就是一个典型。西周后期周王朝与猃狁之间的斗争对于政治局势影响很大，《多友鼎》记载了讨伐入侵的猃狁的一次战斗，铭谓：
唯十月，用猃狁放(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追于京师。癸未，戎伐荀，衣孚(俘)。多友西追。甲申之晨，搏于□，多友右(有)折首执讯：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十〕又五人，执讯二十又三人，孚(俘)搏于龚，折首三十又六人，执讯二人，孚(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复荀人孚(俘)，或车十乘。从至，追搏于世。多友或右(有)折首执讯。乃逞追，至于杨冢。公车折首百又十五人，执讯三人。唯孚(俘)车不克以，衣焚，唯马驱□，复夺京师之孚(俘)。多友乃献孚(俘)、馘、讯于公。武公乃献于王。乃曰(谓)武公曰：“女(汝)既静京师，厘女(汝)，易(锡)女(汝)土田。”丁酉，武公才(在)献宫，乃命向父招多友。乃徙于献宫。公亲曰(谓)多友曰：“余肇事(使)女(汝)，休，不逆，又(有)成事，多禽(擒)，女(汝)静京师。易(锡)女(汝)圭瓒一，汤钟一□，□□百匀(钧)。”多友敢对扬公休，用乍尊鼎，用朋用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