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友鼎》铭文的全篇，之所以全部引用，是为了说明当时彝铭记载历史事件情况的全貌。铭文意谓，十月间，因为猃狁大肆出动，猛烈地攻打京师，所以人们请求追击猃狁。于是王就命令武公说：“派遣你的精锐部队，到京师去追击！”武公便命令多友率领武公的战车前往。癸未这天，猃狁攻打荀这个地方的时候，大肆掳掠，多友及时赶到并向西追击，到了甲申那天的早晨，在某地进行搏斗，多友斩首执俘，指挥部队一共斩首215人，活捉23人，俘获战车117辆，并且夺回了许多被猃狁掠俘的荀地人。此后还在共地进行搏斗，斩首36人，活捉2人，掳获兵车10辆。多友率部队继续跟踪，追到世地进行搏斗，多友又斩首执俘而获胜。于是紧追到称为杨冢的地方，车上的甲士斩首敌人115人，活捉3人，并且把俘获的不能带走的战车集中焚毁，把俘获的伤病的战马驱散，又夺回被俘的京师人员。于是多友把俘获的物品、敌首和俘虏进献给武公，武公又把这些进献给王，于是王对武公说：“你已经平定了京师，立下了功劳，所以给你嘉赏，赐予土田。”丁酉这天，武公在献宫，命令向父召见多友，多友来到献宫，武公亲切地对多友说：“我当初派你去作战，你干得很好、很顺利，终于成功地结束了战斗，俘获了大量战利品。你平定京师有功，因此赐给圭瓒一件、好钟一套，上等金属三千斤。”多友为了报答和宣扬武公的美意，因而铸造了这一件宝鼎，用来宴飨亲朋好友，子子孙孙要永远珍用。从《多友鼎》可以看到，作器者固然是为了表明自己参加讨伐猃狁战斗所立的功绩，可是对于战斗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却都作了详细的叙述，战斗的时间、地点以及武公、多友、向父及周王等人的言行都有所记录。这篇铭文实际是一篇讨伐猃狁战斗的历史叙述，已开后世关于战争史载的先河。像《墙盘》、《利簋》、《多友鼎》之类的彝铭，其历史意识可以说比甲骨卜辞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最后，彝铭注意了历史记载的教育作用。周代彝铭末尾的“子子孙孙永宝用”，是许多彝铭的习惯用语，其用意固然是要子孙将彝器世代相传，但更重要的是让子子孙孙都要记住彝铭所叙述的先辈的光辉业绩，这也就是将彝器世代相传的目的所在。西周时期进行历史传统教育的形式可以有许多，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就是将历史传统载之彝铭而传之后世。周代彝铭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是《毛公鼎》，其结尾说毛公“对扬天子皇休，用乍(作)尊彝，子子孙孙永宝用”，除了这个结尾之外，全篇文字即由五段周王的话组成。第一段是周宣王讲述周王朝从兴盛到发生危机的历史。周王朝原先“率怀不廷方，亡不□于文武耿光”的大好形势，后来却变成“四方大从(纵)不静”的局面。第二段叙述周宣王对于毛公的嘱咐。第三段讲周宣王所授予毛公的重权，表明周宣王自己不再向父王那样“弘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或(国)”，绝不像父王那样刚愎自用，而要信用毛公这样的大臣。第四段讲周宣王对于毛公的要求，让他整顿吏治。第五段讲周宣王赏赐给毛公的物品。《毛公鼎》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其历史教育目的十分明确。铭文所记周宣王的语言，话里话外都透露出对国人暴动致使周王朝面临重大危机的历史十分重视的心情，并欲以这样的历史鉴戒来教育人们，从而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毛公鼎》作为一篇相当完整的诰命体铭文，没有记载毛公的什么业绩，而是以绝大部分的文字记载了周王的训诰言辞，并且这些训诰是以讲述历史的形式为主来展开的。周代很重视“殷鉴”的作用，所以《诗经·文王》谓“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毛公鼎》铭文所讲的历史对于周代后期的统治者来说也是一种“殷鉴”。《易经·大畜》卦的象传谓“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从西周时期的彝铭看，当时已经初步有了这种观念，彝铭所载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前言往行”，都可以用来教育弟子以增强其历史观念和培养其德操。
从西周时期大多数的彝铭内容看，其历史教育作用主要在于铭铸先祖或自己的丰功伟业以及所受到的周天子或上级的恩宠，从而成为子孙后代学习的楷模，然而，也有少数铭文专记自己失败的经历，以为后世子孙的鉴戒。西周后期的《匜》就是相当典型的一篇。铭文谓：
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上宫，白(伯)扬父乃成劾曰：“牧牛！□，乃可堪！女(汝)敢以乃师讼！女(汝)上挺先誓，今女(汝)亦既又御誓……我义(宜)鞭女(汝)千，墨□女(汝)，今我赦女(汝)，义(宜)鞭女(汝)千，黜□女(汝)，今大赦女(汝)，鞭女(汝)五百，罚女(汝)三百寽。”白(伯)扬父乃或(又)吏(使)牧牛誓曰……牧牛则誓，乃以告吏□、吏□于会，牧牛辞誓成，罚金。用乍(作)旅盉。
从铭文内容看，名牧牛者与其上级诉讼，最后由伯扬父做了判决。
伯扬父说：“牧牛！你的行为还能够让人容忍吗！你居然敢同你的长官诉讼！你这就违背了先前的誓词，所以现在你还再次宣誓……我本来应当处罚你一千下鞭打，并且在你的面颊上刺墨，现在我宽赦你，只处罚你一千下鞭打，而减除墨刑，现在我再大大宽赦你，只鞭打五百下，罚铜三百寽。”伯扬父让牧牛发誓……牧牛发誓以后，在场的两名吏职予以记录，誓词就算完成，罚金也已如数缴纳。
为纪念这件事，于是就铸造了这一件旅盉。从铭文里面可以看到名牧牛者“以乃师讼”的结果是受到鞭打五百和罚金三百寽的处置，通篇没有牧牛的丰功伟绩，没有牧牛受到封赏的记录，通篇只以伯扬父的判决词为主线来说明牧牛所犯罪过的情形。牧牛“作旅盉”的目的是要子孙铭记自己的教训。春秋时期楚庄王所选定的太子傅向申叔时请教如何教育太子的问题，申叔时回答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周代彝铭里面如《匜》这样的铭文，其作用就是申叔所说的“以戒劝其心”，而其他铭记功德业绩的铭文的作用则是“以休惧其动”。20世纪80年代初期，陕西西安出土有《史惠鼎》，其铭文载：
史惠作宝鼎。惠其日就月将，察化恶臧，寺(持)屯(纯)鲁令(命)。惠其子子孙孙永宝。
铭文意谓周王朝的史官名惠者日有所成，月有所行，能够察知善恶而教人，所以得到嘉美的赐命。史官“察化恶臧”的使命表现在彝铭记载上，便是历史教育功能的体现。这个教育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彝铭中像《匜》这样的记载虽然很少，但却是从反面进行教育的例证。
总之，我们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了彝铭与西周史学的关系，研究了彝铭所反映的西周时期史学的一些情况。彝铭是西周史学的重要载体，对于西周时代的人来说，彝铭犹如后世的国史、家族史和历史教本。存放在宗庙里的彝器，不仅仅是庄严肃穆的象征，是祖辈功业与经验的结晶，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指导现实生活的历史教科书。尽管彝铭记史记言还有许多局限性，但其古奥的言辞，典雅的文风，足为当时文化的精品，确实达到了留之后世、传之久远的目的。
西周史学的载体，除了大量的彝铭以外，还有许多典册文字，这些典册文字有些流传到了后世，成为人们研究上古历史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些也是西周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典册文字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是关于周族历史传说的记载。周族自古有关于本族起源和发展的传说，后来演变为系统的史诗，这在上古时期与夏商两代相比是很突出的。周族的史诗一般都写成于西周时期，主要保存在《诗经·大雅》里面。周族史诗追溯时代最早者是《诗经·生民》篇，是篇谓：“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居然生子。”周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于姜嫄，这位老祖母进行祭祀以禳除自己不能生子的灾祸。果然，在祭祀以后，她践踏了上帝脚印的大拇指而心动，于是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便怀孕，且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那就是后稷。这个叙述已经把周族的历史追溯到了母系时代，当时只知周族祖先后稷的母亲为姜嫄，还不知道后稷的父亲。
这个传说流传久远是可以想见的，后稷以后周族的著名先祖公刘在史诗里面也有叙述：“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诗经·公刘》)这里叙述了公刘率领族人迁徙于豳地的情况。
他率领族人准备好干粮，携带着武器，从原先居住的地方起程远迁，来到这广阔的原野，使民众心情舒畅而安居，这个地方就是建造居住房屋的豳地。率领周族迁徙到周原从而使周族得以大发展的是古公亶父。他也是一位在史诗中有专篇称颂的重要人物。《诗经·绵》
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先追述周族的发祥如同绵绵不绝的大瓜小瓞一样成长壮大。然后叙述道：“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堇荼如饴。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古公亶父和妻子———一位姜姓的女子骑着马来到岐山之下，察看这一片连苦菜都如饴糖一样甜的周原，古公亶父经过商议和占卜，遂决定在周原定居。关于古公亶父以后、周文王以前的周族情况，以《诗经·皇矣》所述最为集中。是篇谓“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指出上帝承认其美德声名，并满足其愿望，使他成为这大邦之王。王季是周族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君主。周文王的事迹，在周族史诗所述各王时代中是数量最多者。《诗经·大明》叙述了王季娶妻于挚国任姓之女大任而生下文王，以及文王继位之初娶亲的情况；《诗经·皇矣》叙述了文王讨伐密须和崇国的情况；《诗经·绵》叙述文王调解虞、芮两国争端的情况；《诗经·灵台》叙述周文王建筑灵台和推行礼乐的情况；《诗经·荡》叙述文王对殷商的斥责；《诗经·文王》讲文王死后到天上保佑周邦的情况，其最后谓“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可以说是关于文王的所有诗篇的主旨所在。关于文王以后的西周的各个历史时期，《诗经》里面也有不少诗作予以讲述。
西周时期所写定的周族史诗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这些史诗尽量保存世代相传的周族历史的原貌。有些传说并不怎么符合西周时期的宗法观念和社会观念，但由于是古老的传说，所以在史诗中仍然予以保留。例如，后稷降生以后曾经有三次考验的仪式，“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大雅·生民》)。这种对于生子的考验仪式和礼俗在西周时期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史诗中还是依其原貌叙述。其次，史诗对于所写的人物与史事有选择、有重点。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是周王朝建立以前周族历史上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所以史诗中便突出叙述其业绩。而高圉、亚圉等在周族发祥史上影响不大，所以史诗便不涉及。史诗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予以重点描绘，如写武王伐纣的场面谓“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明》)。
既写殷商军队之多，又写了周军士气的旺盛，更突出描绘了周武王、师尚父这两位关键人物，这种描写真可谓是浓墨重彩。最后，和西周时期的一般诗作不同，史诗着重记载了周族民众的情感和语言。
例如写周族历史绵远而没有断绝的情况谓“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诗经·绵》)，写后稷率族人获得丰收后准备祭祀的情况谓“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蒸)之浮浮”，很有生活气息，都不是呆板的文绉绉的语言。总之，西周时期所写定的周族史诗，是西周史学的重要收获，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应当有一定的地位。
从西周时期的典册文字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除史诗之外的、与史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对于古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编纂。西周时期曾经依据殷代流传下来的典册文字整理夏商时代的誓诰文献，并且将其分为《虞书》、《夏书》、《商书》等部分。
这可以由春秋前期人们引《书》的情况作出推断。《左传》庄公八年载鲁庄公语谓“《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僖公二十七年载晋赵衰语谓“《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文公七年载晋郤缺语谓“《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成公十六年载周单襄公语谓“《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这些都是春秋前期人引用《夏书》的记载，可见《夏书》的编撰应当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所以在春秋前期即在鲁、晋、周等国流传。《左传》文公五年载卫宁嬴语谓“《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载晋栾武子语谓“《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这是春秋初期人引用《商书》的例证，所引《商书》文字，见于今本《尚书·周书》部分的《洪范》篇，从中可见自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商书》编次与后世有别。《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随武子语谓“《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此话，郑国的子皮也曾经引用过，文字稍繁而意思完全相同，谓是篇为《仲 3 41第六章 社会文化的发展
虺之志》(《左传》襄公三十年)。《书序》谓：“汤归之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诰。”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从这里可以看到自西周流传下来的《商书》篇名还没有统一，或称《仲虺》，或称《仲虺之志》，就是一个例证。总之，春秋前期所流传的《书》，距离西周很近，并且已经在许多诸侯国流传，所以推测其整编是西周时期的事情，应当大致不错。
西周时期记载当代历史的文献称为《周书》，并且在春秋前期即已被人们广泛称引。《左传》僖公五年载虞宫之奇语谓“《周书》曰：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卜偃语谓“《周书》有之：‘乃大明服’”；宣公六年载晋中行桓子语谓“《周书》曰：‘殪戎殷’”；宣公十五年载晋羊舌职语谓“《周书》所谓‘庸庸祗祗’”，成公八年载晋韩厥语谓“《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成公十六年载晋范文子语谓“《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春秋前期的人所引用的《周书》多见诸《尚书·康诰》。《康诰》本来是分封卫康叔时的诰辞，并且在册封的时候已经赐予卫康叔，“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左传》定公四年)，但却在其他诸侯国流传，可见作为诰命之辞的《康诰》在周王朝的史官那里还存有副本，并且整理为《周书》中的一篇。同样的例子还有周初对于蔡仲的诰命之辞。春秋时期卫国的祝佗讲册封蔡国之事谓周初蔡叔反叛而被杀，“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左传》定公四年)《书序》载“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这篇“命书”已经在册封的时候赐予蔡仲，但是卫国人却对这篇文字了如指掌，可见此必定由周王朝史官整理为《书》的一篇而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