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制定法令制度，只是想制约普通人；贤人确定礼节，只有无能的人才拘泥于礼节。受法制约的人希望有大作为是不可能的；拘泥于礼节的人不会随机应变。耳朵分不出清浊的人，让他去调整音律是很错误的；内心不知道国家治乱根源的人，让他去制定法令是不行的。只有做到拥有听见别人很难听见的声音的超常听觉，并且还有能看别人很难看见的超常视觉的人，才能随心所欲地择道而行。殷朝对夏朝的礼法进行了改变，周朝把殷朝的礼法更改了，春秋各国还对周朝的礼法进行改变，三代的礼法都已经被诸侯国改得乱七八糟，哪还有什么古礼法值得遵循呢！要是遵循古礼法，就如同长辈来确立，晚辈来执行。要是明白法律出现的原因，那么便有可能随着时事的改变而修改；要是不明白法律出现的根源，那么一味地套用古礼古法，或许大乱天下。如今的法典已经依据时势变化发生了更改，礼仪也已经随习俗出现了更改。而那些学者却还因袭旧法，死守旧教，认为抛弃这些就无法管理天下，这无异于拿着方榫头去装圆榫眼，还想套牢固，真的很难做到。
如今的儒、墨只要开口就说三代、文武二王那一套，不够又不付诸实践，这是宣扬一套根本行不通的东西。他们对眼前的现实进行排斥非议，不够还不想进行更改，这事实上是纵不合理的东西，任其生存。他们称赞觉得正确的事，却在做自己觉得错误的事，故而即使把自己弄得很累，不过对治国毫无益处，使自己受到劳顿，不过对于当今社会没有一点用处。现在的那些画匠喜欢画鬼神，不爱好画狗马这类现实的东西，这到底是为何呢？这是由于鬼怪不会在世上出现，不过狗与马却是十分容易看见的。挽回危局，管理乱世，缺少聪明才智是不能做成的；但仅仅称颂古人，就算是愚蠢的人也能办得到。故而没有用处的方法和法规，圣王是不采用的；不适合真实的言论和事情，英明的君主也是不取法的。
［原文］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与之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其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之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
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奉无主于中而见闻舛驰①于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注释］
①舛（ｃｈｕǎｎ）驰：异道而驰。舛：违背，悖乱。
［译文］
天地之间的气体，没有什么比和气更大的了。有了和气，阴阳能够相互协调，日夜能够分开，万物可以生长。春分时万物开始成长，秋分时开始成熟。生长和成熟，一定获得和气中的精微之气。故而圣人的治政办法，宽松而坚定，严格而温和，柔软而正直，威猛而仁惠。过度刚强便会折断，过分柔软便会卷曲，圣人正好处在刚柔之间，“道”的根本才能获得。积聚了阴气便会沉溺，积累了阳气便会上扬。阴气、阳气相互交接，才能成为和气。作为度量的准则的绳，能够卷曲。能够包容。引申下去，能够直视远望。故而圣人用自身来实行它。修长而不会横着，短小而又无穷，平直而不刚强，永久而不会遗忘，或许只有绳了吧！故而推行下去恩义便会懦弱，懦弱就不成威仪；推移下去严厉便会猛烈，猛烈便会失去和谐；推移下去慈爱便会放纵，放纵就无法禁止；推移下去刑法便会暴虐，暴虐就没有人亲附。先前齐简公放弃他的国家政权，而专门任命田成子等大臣作为将相，他们依仗权势，专横跋扈，私自结成徒党，而公室的政令却行不通。故而能够让陈成常、鸱夷子皮弒君能够成功，把吕氏齐国灭亡，使陈氏获得国家政权。这是柔弱而造成的。郑子阳刚强而好施惩罚，他对于处罚别人，执著而不赦免。舍下之人折断了弓箭，由犯罪而害怕被子阳杀死，便使用疯狗惊吓众人之机，杀死子阳。这后果便是刚强猛烈而造成的。
如今那些不理解道的人，看见柔弱的人，就要侵扰，务求表现得刚毅；看见刚毅的人，就要逃亡，力求表现得懦弱。这些人胸中是没有根本之道主宰，在外部的所闻所见的表现，都与根本之道背道而驰，故而一生没有安定和归宿。便像唱歌的人不懂得音律，重浊的地方便沉郁而不婉转，清轻的地方就憔悴而不和缓。如古代歌星秦青、韩娥、薛谈的演唱，侯同、曼声的歌喉，发自心中的愤恨之情，在胸膛之中积聚，充满之后而发出声音，那么没有不与音律相适当的，和人心相默契的。为何如此呢？由于心中有根本在主宰，来确定清浊之声，不受外部干扰，而自己便成为一种风格了。如今在道上行走的盲人，人们告诉他左便左，告诉他右便右，遇到君子便能易于走正路，遇到小人那么便会陷入沟壑之中。为何如此呢？由于眼睛不能同外物相接触。故而魏文侯两次任用楼翟、吴起而丢失了西河之地；齐湣王独信任淖齿，而被吊死在东庙。这是由于没有权术来驾驭臣下造成的。周文王两次任命吕望、召公奭称王，楚庄王专门任命孙叔敖称霸天下。有权术来驾驭他们才能获得成功。
［原文］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上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①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
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天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谿壑，出百死而绐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②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
［注释］
①劳；忧虑。②厉：振奋。
［译文］
弹琴歌唱，击鼓跳舞，如此来表达欢乐；周旋慰问，谦让致礼，如此来修饰礼节；丰厚的陪葬，长久的服丧，如此来送别死者，这是孔子的主张，而墨子进行非议。泛爱万物、崇尚贤能、崇尚鬼神、不信天命，这是墨子的看法，而杨朱进行非议。保全天性，不由于外物而拖累形体，这是杨朱的看法，而孟子进行非议。想要和放弃因人而异，各人都有自己的领会，故而确定对错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处在一定的环境里便是对的，离开了一定的环境便是错的。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这些九州之外的异国，他们的是非各不一样，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之间，都各有规定的相处的礼仪。这儿觉得的正确，不等于那儿觉得的正确；这儿觉得的错误，不等于那儿觉得的错误；如同斧头椎于凿子各有各的用处。夏禹的时期，凭五音来处置政务，悬挂着钟鼓磬铎，设置了鞀鼓，用来接待四方士人，并公布号令说：“拿道来教导我的敲大鼓，用义开导我的敲钟，报告我事件的摇铎，告诉我忧虑的击磬，有官司诉讼的摇鞀鼓。”在此时，夏禹一顿饭要被打断十次，洗一回头要被打断三次，他便是如此忧虑着天下的百姓，有如此开明的君王，还不能向君王献良策尽忠心，便怪这种人能力不够了。秦始皇的时节，台榭筑得高高的，苑囿修得大大的，驰道通达远方，铸成十二个铜人，调派囚徒谪守边防，收缴草料供部队利用，按人头征收谷物搜括民财，运进皇帝的私库。被调派服劳役、守边防的青壮年男子，西去临洮、狄道，东去会稽、浮石，南去豫章、桂林，北去飞狐、阳原，一路上死去的人填满沟壑。在此种时节，忠谏的人被觉得不吉利，讲仁义的人被看作狂人。
直到我们汉朝高帝起兵时，保存要消亡的，延续绝嗣的，高举义旗，心怀愤激之情，自己手持兵器，为民众向皇天请命。在此时，天下英雄豪杰，在荒原草野风餐露宿，冲杀时冒着利箭滚石，撤退时落进溪谷，不顾百次死亡的危险，才获得一次生存机会，如此来抢夺天下的统治权，奋发勇武精神，激励忠诚之心，来决定一时的命运。在如此的时世，穿上宽衣系着博带谈论儒学墨学的人，被看作无才之辈。等到暴秦已被推翻，战乱已经平息，天下已经安定，我们高帝继续周文王的事业，建立了周武王那般的功勋，登上了天子宝座，当年的竹皮帽被叫做“刘氏冠”而风行天下，聚集邹、鲁的儒墨学者，贯彻先圣的遗教，树立起天子之旗，乘坐天子的大车，造出九旒旌旗，撞击大钟，敲打响鼓，演奏《咸池》古乐，高举干戚起舞。在如此的形势之下，有谁要倡导武力便会被怀疑居心叵测。一时之间，主张文德和崇尚武功两种人交换着高低胜负地位，这是因为时世的需要所造成的。如今尚武的人非议崇文的人，崇文的人非议尚武的人，崇文尚武相互非议，他们不晓得文武各适用于不同的时世。这些人只看见一个小角落、一根手指头，而不晓得世界有多么广大。故而说朝东望，看不见西墙；朝南看，看不见北方；只有不偏向任何一方，才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原文］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之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
今谓彊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失蠢妇皆能论①之。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湣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
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彊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已者，而反备之于人甲，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世；桀、纣之所以处彊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存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
［注释］
①论：知道。
［译文］
国家存在的缘由，是得道；国家灭亡的缘由，是悖理。尧先前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舜先前没有立锥之地，不过后来拥有子天下；禹原先没有十个人的势力，汤原先没有七里的领地，不过后来能称王子诸侯。周文主位于岐周一带，土地方圆不过百里，不过终于立为天子，是由于他实行“王道”；夏桀、殷纣王开头是那般强盛，人迹所能抵达、车船所能通达的地方，没有不是他们的属地的，不过最好性命丢在别人手中，被天下人嘲笑，是由于不行仁义早就种下了祸根。故而圣人是通过对隐微迹象的观察来看到事物的重大变化的。德政的兴盛和衰落，事先都有苗头从风气上显现出来。故而实行“王道”的人即使开头弱小终究会强大起来，有灭亡形迹的人即使一时成功，到头来一定失败。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节，夏桀的太史令终古事先就投靠了商汤，三年后夏桀真的灭亡了；殷朝即将破败的时节，纣王的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顺了周文王，一年功夫殷纣王真的灭亡了。故而圣人总是在存亡成败转化的时节发现败亡的迹象，而不是像夏桀和殷纣王那般，等到出现了鸣条被擒、甲子日身陷绝境的祸事时才晓得大祸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