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文所见牛数可多至数十头，如“牛一”（33415），甚至有的多达数百头，如“十头犊廿凡六百五十头”（4111A）。
西汉墓葬也有以牛车模型随葬者，反映有条件的民户往往拥有私家车牛，墓葬出土简牍所书随葬器物清单，可见“牛车一乘载□□三束”，“牛一匹名黑”，“小奴刍牛”（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牛车一两”（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牛者一人大奴一人”，“牛牛车一两”（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牡牛一有车一乘乘件者一人”（江陵凤凰山169号汉墓）等内容。参见金立：《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1976（6）；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9）；文物月刊编辑部：《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座谈纪要》，《文物》，1975（9）；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10）；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赴纪南城开门办学小分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册考释》，《文物》，1976（10）；俞伟超：《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文物》，1981（5）；陈振裕：《从凤凰山简牍看文景时期的农业生产》，《农业考古》，1982（1）。东汉牛车运输更为普遍，《艺文类聚》卷八五引《风俗通义》：“建武之初，军役亟动，牛亦损耗，农业颇废。”《后汉书·乌桓传》：“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说明当时军用辎重车和商贾载货车已经多用牛力牵挽。《潜夫论·浮侈》说，棺椁用木，“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楠”，而采伐转运艰辛，“会众然后能动担，牛列然后能致水”，《后汉书·王符传》所载则作“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都说到牛在运输中的作用。《论衡·效力》：“重任之车，强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车上阪，强牛引前，力人推后，乃能升逾。”也反映牛车已普遍应用于交通运输。
《汉书·匈奴传下》说，“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汉书·赵充国传》：“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可知马的饲料用量相当于牛的十数倍。日本学者吉田武纪统计挽牛马的平均速度，牛为1170米／秒，马为1361米／秒。则挽牛日行70里，挽马不过日行81里。而牛马役用能力比较，马的瞬间最大牵引力为900—1 000公斤，公牛则为1 000—1 200公斤。参见［日］吉田武纪著、刘恒译：《耕牛的使役与饲养》，79、1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63。 牛对饲料的要求甚低，而且行速虽慢，但力强耐久，因而逐渐成为应用最为普遍的运输动力。
《盐铁论·散不足》说，古者“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桅，止则就犁”。可见民间畜力一般兼充挽犁挽车二任。江苏睢宁双沟出土的汉画像石表现农耕的画面中，则各有引车之牛和曳犁之牛，耕作时引车牛即卸轭放逸参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徐州汉画象石》，图81。，这一情景说明当时一般农家牛的数量增多，往往已拥有专作运输动力的牛。牛车的空前普及，是东汉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时期的墓葬多出土牛车模型，而墓葬中所出壁画及画像石、画像砖，也多见描绘牛车出行的画面。看来当时所谓“家家有丁车、大牛”（《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已经成为交通发达地区较为普遍的情形。《续汉书·礼仪志下》：“朝臣中二千石、将军、使者吊祭，郡国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绶，皆赐常车驿牛赠祭。”可见当时已经有官营交通部门管理的“驿牛”出现。东汉时期还曾创制出以牛力牵引的特型战车。《后汉书·南匈奴传》：“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
汉初马匹不足时，方以牛供骑乘。如《史记·平准书》：“将相或乘牛车”，《史记·五宗世家》：“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说：“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汉献帝避李傕渡河东，史书以“乃御牛车”形容其窘困之状（《后汉书·董卓传》）。汉时人观念中以为“乘牛车者齐于编人”（《后汉书·朱浮传》），而为尊贵者所不齿。然而从史籍记载看，自东汉中晚期起，士人乘坐牛车渐成风气。“刘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后汉书·刘宽传》）韩康自乘柴车应聘，“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后汉书·逸民列传·韩康》）。刘翊自载东归，“逢知故困馁于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后汉书·独行列传·刘翊》）。鲁肃曾对孙权说：“今肃迎（曹）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士风之转变，当有较复杂的原因参见王子今：《两汉人的生活节奏》，见《秦汉史论丛》第5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而牛普遍用以运输从而提高了其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无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居延汉简中有关于分配卒徒养牛的简文，如“积廿九人养牛”（5121）。刘盆子在赤眉军中，就曾“主刍牧牛，号曰‘牛吏’”（《后汉书·刘盆子传》）。黄宪“世贫贱，父为牛医”，也被蔑称为“牛医儿”（《后汉书·黄宪传》）。敦煌汉简中有牛医方：
冶药以和膏炊令沸涂牛领食（2034）
当是当时牛医经验的总结。《续汉书·五行志四》记载两次牛疫，都与大规模的交通运输活动相联系：“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岁遣窦固等征西域。”“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或曰是年六月马太后崩，土功非时兴故也。”发远征与兴土功，都需要调用大量牛车从事转运。由此可以联想到“牛吏”、“牛医”一类卑贱者，当时对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其实有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