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河水系航运
秦汉时期以粮食为主的物资运输称作“转漕”。《说文·水部》：“漕，水转谷也。”《史记·平准书》：“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司马贞《索隐》：“一云车运曰转，水运曰漕也。”秦王朝和西汉王朝居关中而役天下，黄河水系的漕运成为当时中央专制政权赖以维持生存的主动脉。
早在战国时期，黄河水运已经得到初步发展。
《禹贡》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禹贡》规划出九州贡道，即各地向都城进贡的路线。各条贡道都尽量遵由水路，没有适宜的水路时才经行陆路：
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
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济。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
梁州——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史念海考证，《禹贡》是魏国士人在梁惠王自安邑即位至迁都大梁这一期间撰著成书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上设想出来的大一统事业的宏图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见《河山集》二集。。所谓“西河”、“南河”，正是以魏地为中心形成的称谓。据《战国策·魏策一》，张仪说魏王时，说到“粟粮漕庾，不下十万”。魏前后所都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大梁（河南开封西北）之间，最便利的通路亦为循河上下。《禹贡》九州贡道皆归于河，至少可以说明作者所熟悉的黄河航道当时是畅通的。
秦统一后，秦始皇推动交通发展的措施之一，有所谓“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决通川防”又作“决通隄防”。，包括清除战国时各国在战争状态中设置的河运航道上的障碍。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军事集团充分利用了黄河河道航运的便利，在萧何的主持下，兵员和物资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因而虽百战百败，终于凭借持久的后勤工作的优势在垓下决战中击败项羽。萧何以“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功列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史记·萧相国世家》）。
两汉时代，黄河水系的漕运得到了新的发展。
《水经注·河水二》有关于东汉时黄河上游航运的记载：
永元五年，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攻迷唐，斩获八百余级，收其熟麦数万斛，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且作大船。
“逢留河”，即黄河流经青海贵德、尖扎间的河段，又称“逢留大河”。
汉代黄河水运仍以中下游最为发达。汉惠帝和吕后当政时，“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至武帝元鼎中，“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到了桑弘羊主持“均输”时，“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史记·平准书》）。600万石粟，按照汉代运车“一车载二十五斛”的载重指标计参见《九章算术·均输》。这一运载规格还可以得到汉简资料的证实，参见袭锡圭：《汉简零拾》，见《文史》第12辑。，陆运则需用车24万辆，以1船承载约相当于20车左右《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释名·释船》谓船型最大者为“五百斛”，其载重量相当于20辆运车。核算，仍需用船12万艘，确实形成“水行满河”（《汉书·枚乘传》），“大船万艘，转漕相过”（《后汉书·文苑列传·杜笃》）的情形。
汉武帝以后，常年漕运大约在400万石左右。据《汉书·食货志上》，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改革漕事，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据说天子从其计，而“漕事果便”。然而除三辅外，其他诸郡粟谷运往长安，仍不能排除采取水运方式的可能。由于黄河漕运直接关系着中央政府的工作效能，甚至对于西汉王朝的生存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而尽管“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史记·河渠书》），汉王朝仍坚定不移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确保漕运的畅通。只有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因关东水灾，曾诏令“其止四年勿漕”（《汉书·昭帝纪》）。
《史记·平准书》说，汉武帝时，卜式为成皋令，以“将漕最”，拜为齐王太傅。说明河运沿线有关郡县的地方长官应以漕运作为主要职责之一。
黄河水道被利用通漕的最主要区段是河东、河内二郡与弘农、河南二郡之间的河道，即敖仓所在的荥阳至华仓所在的船司空之间的区段。《三国志·魏书·杜畿传》说到陶河即孟津一带河段，三国时还曾试行大型船舶楼船《三国志·魏书·杜畿传》：“（杜畿）受诏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又《水经注·河水五》：“（孟津）又谓之为陶河，魏尚书仆射杜畿以帝将幸许，试楼船，覆于陶河。”，说明到东汉末年，这段航道的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黄河漕运的最大困难在于三门峡难以克服的险阻。这里河面狭窄，多奇石浅滩，水势湍急，有著名的砥柱之险。汉武帝时，河东守番系曾经建议在皮氏（今山西河津）、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一带开创粮食生产基地，避开三门峡天险，“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汉武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此后又有人提出将关东粮食由南阳溯汉水再经褒斜道北运的计划，以为“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建议“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同样“便于砥柱之漕”。然而施工后发现“水湍石，不可漕”，预期的目的没有达到（《史记·河渠书》）。汉成帝鸿嘉元年（前20），又曾进行过一次征服三门峡险阻的尝试。丞相史杨焉提出：“从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镌广之。”即以人力开拓三门峡航道，使之深广以便通行。成帝“从其言，使焉镌之。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开凿后，碎石沉落水中，无法清除，于是水流更为急湍，漕运的困难甚至较以往更为严重（《汉书·沟洫志》）。
三门峡存留至今的古代漕运遗迹中可以看到纤人所行栈道，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题刻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3、177页。和汉桓帝和平元年（150）题刻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都是年代明确的交通史迹遗存。《水经注·河水四》说到这一河段航行条件的险恶：“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一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虽世代加功，水流漰渀，涛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