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无为”的本质是什么？没有一位哲人比庄子更透彻地看淡人生。在战国时代的纷扰中，庄子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对诸子之学，尤其对儒家的贬斥，来源于自身的孤高，不愿俯仰于世，不欲作权贵的役从，这表现了他内心真正的骄傲，他希望自己彻底的无为，绝无功名利禄之心，更无虚矫奢华之念。人们所汲汲以求的，庄子都视为愚昧可笑、低俗可鄙。他以为人能淡泊一世，无求无欲地保其天年，保持本真的天性是最大的幸福、人间的至乐。在《庄子·人间世》中有一位匠人叫石的到齐国去，至曲辕，看到一棵大栎树，其高直上，凌于山巅，其荫可遮蔽数千头牛，匠人看都不看它。弟子问匠人如此奇木，何不一顾？匠人说这栎树是：“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这天夜里，栎树来到匠人的梦中，告诉匠人，“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栎树以为，无用就是它最大的用处，这最大的用处就是延年益寿。然而，说到底，庄子对此亦不是像后世的求长生不老的道家末流般孜孜以求，连生死都看作齐一，那寿夭更是如此，否则庄子妻子死去，他会鼓盆而歌吗？纵然庄子能彻悟生死，生不足恋，死不足惜，但庄子知道生之快乐，乃是万类的本性，否则在濠梁之上，庄子又何以知鱼之乐？庄子的思维是水中涟漪，天上云光，把握是不太容易的，然而它却成了古典哲学的源头活水。对于灵动的事物的把握，必须用灵动的方法。譬如我们读到庄子的另一则故事，便会对他无用足以永年的说法提出质疑，其实这质疑是庄子诱发你提出的：庄子游于山林，见大木蔽天，伐木者却不去砍伐它，问其故，伐木者说此木“无所可用”，庄子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庄子从山里出来，在朋友家住宿，友人杀雁设酒作食，友人之子问道：“雁有一只会叫，有一只不会叫，先杀哪一只？”友人说：“杀不能鸣者。”弟子问庄子道：“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作何解释啊？”
庄子知道，自己的思维不是一则故事可以说清的，于是托古哲借先贤以为重言，寄万物倚天地以为寓言，顺自然恣性情以为卮言。对庄子的每一命题，你都必须同样抱着庄子式的不滞于物的态度去对待。庄子知道后人必然的困惑，对一个问题他反复申述，纵横剖析，正反展示，这样犹有不足，他便会拿出具天地大德、容古今升沉的“自然”来化解一切问题。人类的困惑、痛苦、计较、得失、取予……都是由于生也倒悬，思也倒悬，头朝地脚朝上。庄子的使命是使人重新复归其头在上脚在下的自然状态，或者回归大造的起始。无用的大树和不鸣的雁，都是由于无用，一得终其天年，一则被杀，这悖论并未动摇庄子的无为之说，因为庄子之说是比浅显的寓言深刻得多的哲理。庄子说自己“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认为人之所以为物所累(包括对生、死的过分重视)，原因是不能自处于自然万物的初始阶段，如龙之翔游、蛇之蛰状，它们不偏滞于物：“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切“以和为量”。宇宙自然的大和是惟一的标准，在那杳渺的初始阶段，你能驱遣外物而不为外物所驱遣，那就是有巢、神农的法则，这就是“道德之乡”。庄子哲学中，道德之乡就是无何有之乡，就是无极之野，就是无穷之门，质言之就是自然。处于这样的状态，这“材”和“不材”的分别也不是最重要的，它们消融在更广大无为的自然之中，所以庄子之“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就为自然状态的进取和退缩作了铺垫，也为庄子自己的处世哲学留有了余地，为行藏在我的人生态度作了最好的哲学的解释。
三、终极追求，回归本根
保持天地之大德，纯任自然之大美，庄子对一切人为的机巧，或者说文明的进步都抱着本能的抵制态度。因为在庄子看来，这些进步越来越背离大道，人性的异化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庄子·天地》中讲到子贡在汉水边遇到一位老丈，正在菜园里劳作，抱着水瓮浇地，用力甚大而收效甚微。子贡告诉他现在已发明了桔槔，提水宛若抽水，滔滔乎不绝，何必像你如此劳苦。老丈说：庄子心解庄子的自然社会观机械之出现在于机巧，机巧又使人机变，机变在胸，则心灵不复纯净空明，那就不能全神专一，大道无法在这种心灵里留驻。老丈说这桔槔：“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在老丈看来是羞莫大焉。子贡大为羞赧，见孔子，述及此，孔子告诉子贡那是行浑沌氏主张的人，他们“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知道什么是“素”，复归于“朴”，体悟天真的本性，驻留自然的精神，你是不会理解他的。庄子书中之重言，多以孔子之口批儒家之术，又以孔子之口自惭形秽，以推重庄子之学和老子之说，所以庄子是一位不检点形骸的哲人，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目的都是将论说推向极致，否则无以使人惊骇而觉醒。
于是庄子认为苟天下人都能保持着天然的本纯之性，又不改变天然的形态，那么治理天下便是多余的。尧治理天下，使百姓欣喜若狂，夏桀暴虐无行，使百姓痛苦忧伤，这都使百姓不能宁寂。贤哲和盗贼的出现都是由于破坏了原本的真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不随意行动，这就是圣人的本分。自然变化不居，不会陈腐，四时运转，各得其序。大道是什么？“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庄子·知北游》)那混沌蒙昧之中若隐者忽焉若现；那欣欣向荣的生机却了无形迹，其神宛在；万物不期然而然地被养育而生息，这就是“本根”啊！“本根”—宇宙大道，万物原始，大德所在，大美所由，这就是庄子哲学的终极追求！对这大道的体悟纯属灵智领域的事，那是如清风行天、流水注地一样的自然，不假言辞辩说，一旦书诸文字，形于言表，即着尘秽，陷入迷障。庄子说，人们总想着疏导万物兼济天下，以为这样就接近了混沌的宇宙本体，其实，“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庄子·列御寇》)那怀有大德的“至人”则不是如此，他们的精神回归宇宙太初，那是空无所有的幻域，那生命宛若清澈的流水消失于无形，它的波光却在太清中闪烁。这是凭观感无法觉察而凭灵智却可感悟的境界，那是庄子心目中的宁寂、自然而无为的境界。
在庄子书中提到一位至人，南伯子綦，他隐几忘言，形容枯槁，心若死灰，谈到自己体悟道的过程，他虽曾是岩穴高士，然而名声在外，自己也难免张扬，他反省之后，知道他虽悲叹芸芸众生的迷乱失却真性，然而他这悲人者亦可悲叹，进言之，这悲叹悲人者，难道不可悲吗？当悲叹悲叹悲人者的修炼步步推进，那时南伯子綦去尘嚣日以远，心亦日以宁，直到“心固可使若死灰”(《庄子·徐无鬼》)。这儿“心若死灰”一词极言心灵的宁寂，意思与“心如止水”一样，不复为外物所动，那是一片再无躁动的沉寂。《知北游》又记述了缺向被衣问道的故事，被衣告诉他：全神专一，收敛心智，那么天地精神便会为你驻留，“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庄子·知北游》)。玄德大道将是何等的美奂，它将留在你的心头。缺听未及半已经睡着，被衣大为高兴，唱着歌飘然而去：“形若枯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与谋。彼何人哉！”和南伯子綦一样的形容枯槁若死灰，一样的返归朴质的本真之性，深噩而无心计，昏暗而不能与之谋，这是何等奇妙而博大的人生啊！离开了这种状态的一切人为的举措和思维，都属于“小识伤德，小行伤道”，都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悬之人(《庄子·缮性》)。在庄子看来，这种失却人类本性的历史由来已久：“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篇中为说明殉身失性举两个例子：臧与谷两个家奴为主人放羊，臧读书简而谷则玩骰以游，两个人都把羊丢失了，他们行为虽异而失去羊群则一。庄子又举为耻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和为谋私利而死于东陵山的盗跖两例，以为他们“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在庄子看来，伯夷和盗跖在失去人的本真之性上完全没有区别，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齐一，为仁义而殉身和为逐利而死的齐一。
庄子书中虽也曾引用老子书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然而庄子所真正希望的回归浑朴的古代，乃是与禽兽同居，与万物并生的浑然不知所待、噩然无所欲求、昏然罔知所在、晦然迷其所向的人与自然齐一、无封无隔的状态，无须礼乐的教化，无须仁义的匡济。在那至乐的园林中，人们“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庄子·马蹄》)，口含美食追逐嬉戏，不知羞涩地挺着肚皮于山林游弋，何其快哉。啊，这就是上古之世赫胥氏的王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