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继承权包括宗祧继承、爵位和官职的继承与袭荫、财产继承等方面。宗祧和官爵的继承是家庭中儿子（许多情况下只是嫡长子）特有的权利，这一点无论从法律还是民间实践的角度而言，都毋庸置疑。财产的继承则不同，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财产继承亦为儿子的特权，“诸子均分” 早已成为千年来财产分配和继承的准则，女儿无权参与家庭财产分割，“她唯一的权利是在成长时受抚养和出嫁时得到嫁妆”①（美国学者白凯在《中国的妇女与财产：９６０—１９４９年》一书中征引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的观点，９页）。近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利开始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女性在诸多方面享有财产的继承权利，如在家庭无子的情况下女儿对母家财产的继承、夫故后妻子对丈夫财产的继承和管理等。②（如邢铁：《家产继承史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９６０—１９４９年》等著作中均有关于此方面的论述） 其中，获取嫁妆是女儿继承母家财产的重要方式。
（第一节 妇女对母家财产的继承权利）
清代法律对于官爵和宗祧的继承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文武官职中可以世袭的，“令嫡长子孙袭荫”；如果嫡长子孙已经过世，或者有罪不能承袭，则“嫡次子孙袭荫”；没有嫡子，“方许庶长子孙袭荫”；嫡庶子孙皆无，“许令弟侄应合承继者袭荫”。承袭官职时要严格遵守以上次序，否则要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惩罚。外姓养子无继承权，“瞒昧官府诈冒承袭者，乞养子杖一百，发边远充军”③（马建石、杨育尚：《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六，３４１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宗祧也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如无嫡子，“其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长子”，“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④（马建石、杨育尚：《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八，４０９页）。法律允许无子之人按照由亲及疏的次序，从辈分相当的族人中选择宗祧继承人。在具体的选择问题上，法律又有所松动，“无子立嗣，除依律外，若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即在辈分相当的前提下，人们可以不顾亲疏次序，在辈分相当的族人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人，但决不允许异姓子承继宗祧。①（参见马建石、杨育尚：《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八，４０９页）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言，拥有官爵的人毕竟属于少数，而宗祧继承也只能由家庭中的一个儿子承担，因此，相对于官爵和宗祧的继承，财产继承是最为普遍的，也是关系到人群中多数人的继承类型。清代法律在处理财产继承问题时，也显得较为灵活、平等。首先，诸子不论嫡庶，一律均分财产，女儿在特定情况下也拥有继承财产的权利。根据清代法律，“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即使“奸生子”也可以得到相当于婚生子一半数额的家产：“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如果家庭没有儿子，则可以选择“应继之人”，即按照昭穆亲疏次序在族内选择的财产继承人，也可按照户主的喜好在族内辈分相当之人中选择财产继承人。在有奸生子的情况下，所选的族内继承人与奸生子均分财产，如果族内无应继之人，允许奸生子“承继全分”。如果奸生子与应继之人皆无，可由“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公”②（同上书，４１９页）。如此，清代法律将财产继承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婚生子，第二个层次为继子（必须为应继之人，在族中选辈分相当者担任）和奸生子；第三个层次为女儿。就是说，女儿在婚生子、继子、奸生子皆无的情况下，才可以继承母家的财产。
但是，清代法律意义上的财产继承，只包括了分家和父母去世时子女的财产继承两种情况，对于此外的继承方式并没有涉及，或者不将其视为财产继承。事实上，还存在一些“用无继产之名、有继产之实的间接方式继承的机会”①，譬如女儿出嫁时得到的嫁妆奁产。我们认为，法律所规定的婚生子、奸生子、继子皆无的情况很少有，就是说，法律意义上的女儿的财产继承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得到嫁妆奁产才是女性继承母家财产的主要途径。
一、由嫁妆的构成看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利
我们之所以将嫁妆看作妇女对于母家财产的继承，首先是从嫁妆的构成而言，清代各地陪嫁的物品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各地陪嫁物品的种类非常丰富，衣服类有绸缎布素、单夹皮棉之分，首饰类有金银珠翠之别，家具有箱箧、橱柜、桌椅、凳杌、床榻等，摆设分锡器、铜器、瓷器等，日用品小至被褥毡帐、碗筷、盆桶，大至庄田、店铺、房产无不具备，还有一些地方有着陪送银钱、马牛、奴仆的风俗，甚至有将凶服、棺材全都为女儿筹备妥当的，凡是婚后生活需要的东西，只要女家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都会尽力陪送给女儿。如果说，嫁妆中的衣物首饰和日常用品只是母家送给女儿出嫁时的礼物，那么房宅、土地、牛马、奴婢等，无疑是母家分配给女儿的家庭财产。尤其是所谓的“全副”、“全堂”、“全面厅”嫁妆，几乎是为女儿置办起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全部用品。以“全面厅”为例，上表所列的台湾《南投县志稿》中记载了当地的“全面厅”，就是除“剪刀”和“菜刀”以外（由于刀为凶器，又有剪断、砍断之含义，因此各地的嫁妆中一般不含此类物品），其他物品则应有尽有，总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新娘自身日需品”，实际为婚后家庭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有新娘自己使用的衣物首饰、梳洗用具、卧房陈设，也有供全家人使用的柜橱桌椅等家具和厨房用具；第二类为家庭资产，如田亩、房宅、奴婢等。陪送土地时又有讲究，“用一量斗内装一块土，即表示其陪嫁的田地永远属于此女，即使此女死亡后仍可属于男方所有，而如果量斗里放一束稻禾，即表示此女陪嫁的田地仅给女有使用权，直到此女死亡后，此田地仍然需归还女方”，这是嫁妆中“田底权”与“田面权”的分别，我们将在稍后进行论述。除土地外，嫁妆中奴婢的多少也直接体现着女家陪送资产的厚薄。奴仆的陪送也有分别，婢女分为“粗”、“细”两种，做粗活的婢女称为“粗娴”，跟随女儿到达夫家后从事外房的各类工作，与夫家的其他婢女并无区别。“粗娴”在陪嫁时亦坐轿，但“轿窗打开”。做细活的婢女称为“幼娴”，她们主要是“在新妇身边供使唤”，从事一些轻便的工作。但是，“粗娴”与“幼娴”最主要分别并不在于工作的粗细，而是“做细活的幼娴得准与此女共一夫”，俗云“幼娴可通房”。即新婿可以将“幼娴”收为妾，使其与新妇共同“侍奉”丈夫，为男家传宗接代。这种情况并非南投所独有，清代许多地方都有将陪房丫头收入房内的习俗，譬如《红楼梦》中王熙凤的陪房丫鬟平儿，即被其夫贾琏收房；而薛蟠也将妻子夏金桂的陪房婢女宝蟾收为妾，则陪房婢女，也就是“幼娴”，还带有古代媵妾制度的某种残余。女家在为女儿准备嫁妆的同时，还要为陪送的婢女筹备一定的妆奁，“粗娴”要置办简单的衣物和日用品，“幼娴”则不仅要有衣物和日用品，还需要专为其置备衣柜等家具，供其婚后使用。
尽管“全面厅”的嫁妆并不多见，因为绝大多数人家并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但是这种陪嫁形式较为明显地反映出女儿对于母家财产的分割，即父母以陪送嫁妆的方式将一部分家产分赠给女儿，“陪奁高者可抵中等人家的家当”①（《武阳镇志》１９８３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７６页。），从这个角度来看，陪送嫁妆与“分家”具有同样的功能———将生活用品和家庭财产分出一部分给女儿，让她在新的家庭中开始生活。
二、从嫁妆与聘礼的关系看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利
本书第一章中曾经提到，嫁妆的数量或额度依照家庭贫富和各地风俗而不同，多至千金万两，少则几两，甚至“有若无者”②（《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就整个社会而言，奢靡之风盛行，许多地方有“倾产代奁”、“鬻产嫁女”、“嫁一女费过半矣”等有关“奢嫁”的记载①（参见《内邱县志》卷三，《风纪·婚嫁》，道光二十二年刻本；《厦门志》卷一五，《风俗》，道光十九年刻本。《威远县志》，乾隆四十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１３３页）。那么，陪送给女儿的嫁妆到底占到家庭财产比例的多少？或者说，家庭分配给女儿的财产与分配给儿子的财产相差多少？由于缺乏有关这方面的详细史料，很难作出精细的估算，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一些记载中进行一个大致的比较，嫁妆与聘礼的关系可以作为这个比较的切入口。
如前文所述，嫁妆与聘礼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有时成正比： 若女家陪嫁以千百计，则“男家必多致聘钱”②（《醴陵县志》卷四，《礼俗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若女家不取聘金，则“男家不索厚奁”③（《施南府志》卷一○，《典礼志·风俗》，同治十年刻本）；有时成反比：“如家道殷实，聘金不过百元，而妆奁则甚丰厚，往往有逾数百金或数千金者；反之，家愈贫，而聘金逾多，甚有荡其所有仅足谋一妇者，而女家妆奁则除一身更无长物矣”④（《安达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４６０页），“盖贫家聘礼，只索钱财，不重物品，其妆必少，甚至毫无。富者重礼物，不索钱财，其妆奁反多”⑤（《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许多情况下，嫁妆还由聘礼转化而来：“贫家因以为奁，或多索金”⑥（《雩都县志》卷五，《风俗志》，同治十三年刻本）。
决定嫁妆多少最直接的因素是家庭的贫富。贫家由于生活穷困，没有财产可分给女儿，因此多索聘礼，少陪嫁妆；中产之家大抵聘礼与妆奁相当，稍有能力的家庭还要“量力从厚”①（《祁县志》卷四，《风俗》，光绪八年刻本），争取多陪送一些财物（略超过聘礼），以示家庭的体面和对女儿的关爱；富户则妆奁大大超过聘礼，甚至不受聘礼，只陪送妆奁，分财与女。嫁妆和聘礼的对比中体现出这样一条原则：在有产可分的家庭中（那些无产可分的家庭不仅女儿没有妆奁，儿子也没有财产可继承），都要或多或少地以嫁妆的形式分给女儿一些财产。
从功能上讲，嫁妆与聘礼存在很大的差别。聘礼是男家送给女家的礼物，使用权和受益者应为女方家庭，女方父母可以将聘礼转化为女儿的陪嫁，也可以利用聘礼作为家庭其他的经济支出；而嫁妆是女方家庭送给女儿女婿的礼物，使用权和受益者为女儿本人或者新婚夫妇，也就是说，对于男家而言，聘礼是家庭纯粹的经济支出，即使女方家庭将聘礼转化为妆奁返回男家———这是清人常常使用的做法，这笔财产也与新婿的父母无关了，他们必须在分家时重新考虑分配给儿子的财产份额，如休宁陈姓的分家阄书中明确指出：“诸子婚娶一切使费多寡不一，父手经用，概置不计。代代皆然，日后不得异言。”①（《康熙五十九年休宁陈姓阄书·定例》，转引自章有义： 《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３１３页） 而对于女方家庭而言，嫁妆的费用支出一部分可以与聘礼相抵，另一部分多余的支出正是他们希望分配给女儿的财产份额。这或许可以解释清代许多地方嫁女花费超过娶妇的原因。富裕家庭多轻聘礼而重陪嫁，原因就是儿子在结婚以后还可以通过分家析产的机会继承财产，而女儿继承家庭财产的途径主要在于陪送嫁妆。因此，富家往往借陪嫁之机分财与女，为女儿婚后的生活奠定物质基础，如表中湖南慈利“吉礼之嫁子耗金，又特多于聘妇”；直隶衡水“毕婚后，男家之费什一，女家之费什九”。再如晚清名臣曾国藩，女儿出嫁，寄银二百五十两，儿子娶妇只寄一百两；侄女出嫁寄一百两，侄子娶妇寄五十两，都是出于这个道理。②（） 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４９５、７８７、８１２、８１５、１０１８等页
三、嫁妆与分家
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在“分家”时，女儿没有权利与儿子同等地参与家庭财产分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分家的时候，家庭往往会考虑到女儿特定的经济权利，那就是嫁资问题。
首先，在分家时机的选择上，父母一般会选择在多数儿女成婚之后再进行分家①（有关分家的时机问题，参看张研、毛立平：《１９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２３～２４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一方面为儿女完婚是父母的责任，男婚女嫁各自成家立业之后，父母认为自己的职责已尽，大家庭应当解体，因此分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子女的婚姻花费问题，如果在子女婚嫁之前分家，那么在分家时还得预留出未婚子女，特别是未出阁的女儿的生活和嫁妆费用。因此，多数家庭都会在为子女完婚之后，或者多数子女已经完婚之后分家。许多分家文书在开始都要对女儿的婚嫁情况予以交代，说明子女都各已婚嫁，于是分家。以徽州的几件分家阄书为例：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休宁胡姓阄书中写有，“所养二女，长姐字程，未嫁而殇，次妹归于苏姓”；光绪元年（１８７５）歙县程姓阄书，“长女桃弟，次女嬉弟，通已出阁”；道光十五年（１８３５）徽州潘氏阄书中提到，家中共有“兄弟四人，女弟三人”，“十余年来，男婚女嫁”，父母为子女主持婚嫁的任务都已完成，因此分家；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徽州洪姓阄书中亦写明，共“诞生二子一女”，“女名桂花英娘，适霞溪，婿名汪维墀”，洪家经营布店生意，女婿也参与其中，“二子及婿各创玉山布店，续述吾志”。子女都已各自独立，于是主持分家；黟县王姓在阄书中还特别指出，分家的原因就是由于“婚嫁连年，用度浩繁，以致两典皆替，遗赀殆尽”。王姓在分家前共有１８０亩以上的土地，应当属于中产之家，而中产之家在婚嫁问题上介于贫富之间的尴尬地位，他们在乎体面，讲究仪节，不愿因嫁妆俭啬而使家庭和女儿蒙羞，因此嫁女费用成为中产之家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在嫁妆的赔累之下，有的家庭由中产之家落入贫困的行列。黟县王家也经历了因婚嫁而典当财产的艰难，大家庭难以维系，决定分家。②（参见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３４１、３４８、３３９、３０５、３２５页）
其次，分家时如果仍有尚未出嫁的女儿，家庭一般会在总财产中预留出筹办嫁妆的费用。如光绪《安平县杂记》中记载有当地“家财继袭习惯及各房产业分爨之事”：在分析家产之前，要延请本姓族长或亲友作为“公亲”，将家庭所有资产业契账簿交付公亲，并“查明长辈有几人，应先踏养赡丧费，下辈有男女几人，男未娶妻者应踏娶妻聘费，女未嫁夫者应踏妆奁”。此外，还要预留出一定的银两作“祀业”、“书田”和对主持分家的公亲的“谢仪”等款项，剩余的财产才能诸子均分。①（参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安平县杂记》，１６～１７页） 可见，女儿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分家，但是她们应得的份额（嫁妆），已经在分家之前得以提留。下面以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和二十年（１８９４）台湾王氏的两件分家文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