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本是女家赠送给女儿的财物，有时也可由男方家庭提供。如清代黑龙江地区，男家在婚前要事先准备好“被褥各二，及箱柜、梳匣”等日用品送往女家，“俟女家送奁至男家时，携以俱至。女家所增者，尚有洗衣盆、手巾、胰子等物”，是由男家提供部分的嫁妆，女家予以增补，合成一份完整的妆奁①（ 参见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１９９３页）。江西兴国县“女家置备妆奁，缝工之值取办于男家”，也是由男家提供部分妆奁资金②（参见《兴国县志》卷一一，《风俗》，同治十一年刻本）。有嫁妆全部由男家提供者，清人范祖述记载：“有一种简单办法，女家不发妆奁，由男家代备箱笼桌椅等物，名曰‘包房’。所备箱笼，先一日送往女家以便装置衣服”③（范祖述：《杭俗遗风》，６２页）；《筠连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有女家贫不收采礼，奁具悉听夫家自制，谓之‘倒办’ 者”④（《筠连县志》卷三，《舆地志·风俗》，同治十二年刻本）。男家“包房”或者“倒办”，一是由于女家因贫困而无力置办嫁妆，请求男家的帮助。如湖北通城，“贫户女家量单开梭布、钗环，并红线量付衣服长短则子交媒，并求男家体量代助筵席、衣被、奁饰，或五六两至十两不等，名曰‘过度’”⑤（《通城县志》卷六，《风俗》，同治六年活字本），富家则无需“过度”，这只是贫困家庭的无奈之举；二是出于俭省易行等原因，女家不收聘礼，男家置办妆奁，省却了中间许多礼节繁费，如《苏州风俗》记载有所谓“折妆”者，男子在妻故迎娶续弦时，“前妻妆奁全备，毋庸重费金钱购置，是则两方费用均能节省”。将前妻的嫁妆送给续弦，免于再行置办，以节省双方费用。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礼制，是人们在筹办婚礼中所提出的一种折中方式而已，“仅限于中人产以下”的家庭，为富户所不齿。⑥（参见《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６册，《苏州风俗·婚丧礼俗》，２７页）但是，男家提供嫁妆对女家因无力办妆而导致婚嫁失时的补救，及其给婚姻带来的积极影响，已经为时人所认识，如《乾州志稿》记载“由男家备妆奁，亦简便不致失时”⑦（《乾州志稿》卷五，《土地志·风俗》，光绪十年刻本），这是婚姻观念上的进步。
男家提供嫁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嫁妆系由聘礼转化而来，清代许多地方，嫁妆与聘礼息息相关。如台湾苗栗县，“其妆奁厚薄，大抵与男家所送聘金之数目相埒”①（《苗栗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篇》，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７８年铅印本），男家给多少聘金，女家即置办多少妆奁，聘金从一定程度上讲全部转化为嫁妆。有些地方甚至更为直接，“贫困者嫁女无资，少索财礼以为嫁女时之衣饰”②（《重修蓟县志》卷三，《乡镇·风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明白地指出向男家索要聘礼的目的就是为女儿置办嫁妆。浙江路桥亦如此，女家于婚前“开单讨取新妇礼服、四季衣料及金珠饰物，谓之‘尺头’。尺头多者，赔贴必多，尺头少者赔贴亦少”③（《路桥志略》民国二十五年杨绍翰排印《崇雅堂丛书》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８５８页）。
此外，在特殊的情况下，男家会提供嫁妆将妻妾另嫁他人。如乾隆时名臣方观承，年五十而无子，“使人于江宁买一女子”，“将择日纳之副室矣”，因见女子的诗册中“有相知名”，“问之，知此为女子所携其祖父之作也”。方观承说：“吾少时，与此女之祖以诗相知，安得纳其孙女？”他认为纳友人之孙女为不义，因此“助资嫁之”④（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４８页）。吴县人席仲远，“妇姜氏贤而无子，尝出奁中金为仲远买二妾”，其中沈氏妾为席家生冢子士焜，席即为另一妾择偶，“庀妆具嫁之”⑤（同上书，２０３９页）。席仲远纳妾的目的为传宗接代，得子之后即提供嫁妆将妾嫁出，以免耽误其青春。
４友人提供嫁妆
友人提供嫁妆，一般发生在女子父母去世的情况下。乾隆时，安徽巡抚裴宗锡“自皖述职入都”，听说朋友骆某去世，“遗妻女甚贫困”，裴宗锡遂将骆女“携至署，为之择婿”。“会洪洞刘侍郎秉恬丧偶，闻女贤且美，因议婚”，“裴赠奁嫁焉”⑥（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５２页）。吴江包惊几，“笃友谊，与吴东湖善，吴卒，抚其家属甚至”。包惊几自己的女儿出嫁时，“闻吴女将适人，贫不能理装，即以己女之奁具赠之。后一载，始嫁己女”①（同上书，２０４５页）。为友人之女谋婚嫁、备嫁妆，甚至将自己女儿的嫁妆转让给好友之女，推迟己女的出嫁时间，反映出清代士人重友轻财的人格特征。
还有一些豪侠提供嫁妆的事例，我们也将其归入友人之列。据《清稗类钞》记载，有寡母与女独处，“一纨绔子目而艳之，强委禽焉，选日往迎女”。“女夜与母决，欲自裁”。有女侠“自屋下”，“请以身代”。女侠遂代女到达豪强之家，“密爇异香，一室皆眯，乃攫其宝器还母家”，说：“恶姻缘已断，请为若女结好姻缘。此宝器，以资奁具也”②（参见上书，２０６４页）。桐庐义贼苗喜凤，“尝行窃江南”，闻小屋中有女因母病重而哭泣，喜凤“探怀出银”，让女为母治病，不料“母竟不救”。母亲去世后，女子被当地恶绅掠去，喜凤“以探得女耗，至绅家”，“手刃公子，救女出”。后“为女择以士人，备奁嫁之”③（同上书，２１０４页）。侠客不仅为母女解决了逼嫁的难题，还提供嫁妆让女儿缔结好姻缘，反映出嫁妆在婚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无奁难嫁是侠、盗皆知之事，连他们都愿意提供嫁妆以解决女子的终身大事。
５主家提供妆奁
婢女为主家服务，如果不是“世仆”或“家生子”，当其达到婚嫁年龄时，一些主家为体现对奴婢的优待，会为其提供婚嫁之资以成婚配。宋代即有这样的例子，宋人陈规“尝为女求从婢，得一妇甚闲雅，怪而询之，乃云梦张贡士女也，乱离夫死无所托，鬻身求活，规即辍女奁嫁之，闻者感泣”④（《宋史》卷三百七十七，《列传》，１１６４５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陈规将自己女儿的嫁妆赠送给婢女，即张贡士之女，体现出他的仁慈，因此“闻者感泣”。清代也有类似的事例：
淮阳贺某本旧家子，美丰姿，工词翰。幼聘中表女，以粤寇乱作，流离转徙，不相闻。贺落魄，游雁门，僦僧寺以居。一日，雪霁，有驺从拥贵人入庙，询知为陕西李镇军。俄而夫人亦至，有侍婢，其一特慧丽，贺目注神移不能去。顷之，闻夫人呼雪鸿，令上殿爇香。窃喜，伺廊下，且往来遥尾之。地皆沙，玩其足迹，乃画沙为诗云：“玉梅花下影姗姗，仙步凌云自往还。一点灵犀通不得，只留香印在人间。”李过而见之诗，疑之，顾问贺，贺不承。固诘之，乃以情告。李虽武夫，而性好风雅，因与论诗，益奇之，延为记室，且许以雪鸿赠，贺敬诺。挈之至署，具奁嫁之。婚夕，展邦族，则固所聘中表也。喜极，相持而恸。李闻之，亦喜，遂女雪鸿。后贺成进士，官知府，李夫妇老，无子，贺奉养之，终其身。①（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９８页）
尽管雍正时期已下令废除贱籍，但人们心中的良贱思想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抹煞，奴婢在主家服役期间没有人身自由，能够得到主人的允许而与良人缔结婚姻已属少数，而雪鸿在沦为侍婢之后，仍能与原先定亲的表兄缔结良缘，且主人为其提供嫁妆，实属幸运。
台湾云林县蔡杨氏，“嫁同里蔡汝铎”，“结缡十一年，铎殁； 无子，以亲侄二人继”。蔡杨氏“内痛夫亡，又伤姑老，乃勉制哀痛，强颜承欢，始得少减哀思焉”。后“姑殁”，蔡杨氏“乃杜门课子，婢年方长，即遣嫁之，厚其资妆”②（《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三辑，《云林县采访册》，５４页）。蔡杨氏以丰厚的妆奁遣嫁婢女，一方面体现出她的善良仁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寡妇家庭中留有待嫁婢女的是非。
与奴婢一样，妓女同样没有缔结婚姻的自由，多数妓女由于家境贫寒被迫堕入青楼，鸨母只企图依靠她们挣得钱财，断然不会为她们的终身大事着想。但有这样一个事例，鸨母竟陪送厚奁，遣嫁妓女：
丹徒徐宝山“以贩盐为生”，“尝至仙女镇，与其徒游于女闾”，有鸨母责打雏妓，遍体鳞伤，“宝山大怒，出手枪，掷几上，召院主至，使与鸨并跪于地而受鞭”，然后“拽女使拜己”，对鸨母说：“此我之义女也，姑寄养于此，饮食起居毋使纤毫不如意，否则罚。若其体视今为瘠者，亦罚。敢有侵犯或强使接客者，尔辈皆死。”不久，鸨母“愿遣女归”，宝山不允。鸨母“乃以具厚奁嫁良家为请”，宝山“始呼其父母至，为主婚焉”①（ 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１０２页）。
像徐宝山挽救雏妓的情况毕竟属少数，多数妓女出嫁时，不仅受到鸨母的百般阻挠，还要交纳巨额的赎身费用。因此，主家或鸨母为奴婢或妓女提供妆奁的情况在社会中并不常见。
６官府或宗族提供嫁妆
清代，许多女子由于拿不出像样的嫁妆不能及时婚配，或者降低了成婚的条件。针对女子无奁难嫁的情况，政府和宗族常常出面为贫困女子筹办嫁妆。
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由于许多宗室子女无钱婚嫁，康熙帝特令，“由户部以一厘利银取银六万两，由宗人府借放八旗，除将利银连同六万两本银俱一并支付户部外，所余利银仍借放，将所获利银于宗室子女婚嫁时，各给六十两”。这个办法应当解决了不少宗室女子的嫁妆问题。但是，到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仍有４１位宗女由于贫困无法出嫁，康熙帝特下令恩赏她们每人一百两银子，以筹备嫁妆，并因此形成制度，“凡女孩到十八岁，若无说媒之人，即出具缘由”，由宗人府上奏，依次给予嫁资。①（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１０９６～１０９７页） 乾隆时，皇帝也曾下旨，“念婚嫁无所赡仰，特命王公行辈最晚者，司宗室红白事件”，宗室女出嫁，“赐银一百二十两以为妆费”②（《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５０页）。可见皇帝对于宗室女嫁妆问题的关注。
在皇帝的表率之下，官员也纷纷效仿，为贫困女子筹备妆奁。如《水曹清暇录》记载，刘贞女幼时与程允元缔结婚姻，“后允元随父回淮安”，而贞女之父客死天津。“贞女惟以针指自给，守孝不字”，“允元以有原聘，直至五旬余亦义不再娶”。后程允元“行次天津，闻人竞传刘贞女事”，访之，“果为其原聘室人也”。“县令金之忠闻而异之，查访的实，当堂合卺，资其奁具送归，一时称之”③（汪启淑：《水曹清暇录》，１６５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县令为等待未婚夫数十年的刘贞女提供妆奁，一方面体现出父母官对于妇女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褒扬其贞节行为。
明清时代，不少宗族都设有“义庄”，作为赈济贫困族人的主要手段，为族中贫困女子提供嫁妆即是义庄的功能之一，如《清史稿·列女》记载：欧阳玉光妻蔡氏，家贫，“将嫁，宗族周焉，得钱三千有奇”④（《清史稿》卷五百八，《列女》，１４０４４页）。许多宗族义庄对于资助嫁妆的额度有具体规定，如道光、咸丰年间，常熟邹氏义庄规定：族中力不能嫁娶者，嫁女给银五两；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济阳义庄规定：族中无力婚嫁者，嫁女贴钱六千；延陵义庄规定：“嫁女给七十制钱八两”⑤（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２３２、２６０、２７７页）。尽管宗族资助的几两银子或几千钱的嫁妆，属于清代嫁妆中的较低水平，但这些资金毕竟使得族中贫困女子得以及时婚配，缓解了嫁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嫁妆的筹备与发送
清代，嫁妆全部使用银钱的极少，多数的嫁妆由衣物首饰、家具器皿等实物构成，这些物品要女家预先筹备妥当，届时经过一定的仪式发往男家。
１嫁妆的筹备
《长寿县志》载，“及报期结婚，女家办治妆奁”①（《长寿县志》卷四，《风土》，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即男家将择定的婚期通报于女家之后，女家开始筹备嫁妆。实际上，女家筹备嫁妆的时间要早得多，多数家庭在婚事议定之后或更早就开始为女儿筹备嫁妆，以免临近婚期时间紧迫，预备不周，以致女子本人和家庭在婚礼中蒙羞。
妆奁的筹备确实是一个繁琐的过程，早在宋代，袁采就告诫生女之家要提前预备嫁妆：“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女子之羞见人也。”②（袁采：《袁氏世范》卷上，６０９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９８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因此，许多家庭自女儿出生起，就开始为其备办嫁妆，直至婚前才筹备完毕，体现对于女儿婚姻的重视。那么，为何筹备嫁妆需要如此之长的时间，需要如何筹备？
首先，陪嫁物品的制作很有讲究，对于做嫁妆的人、所用材料，乃至制作日期都有特殊的规定。根据《西石城风俗志》的记载，“婚期既定，诹吉作嫁衣，绸料等召缝人作之，余则女工作之（女工之赀较缝人省三分之二）。衣成，用红绿绒线靪于成衣之中央，折叠以藏之；作帐必择生人属酉者（谓酉鸡能食蚊虫也）；作枕必择夫妇偕老者；制被胎必择火日（谓火日所弹永无冷气），以两家棉花合弹，弹成，中置胭脂一块，再用纱网之；鞋则必择绣工精者或女自作焉”①（《中国风土志丛刊》第30册，《西石城风俗志》，3页）。服装要裁缝和女工分做，鞋子要精于刺绣的人或新妇亲自制作，被褥枕帐的制作人和制作日期都要选择适当，按照这样的工序，必然耗费很多时日，如此看来女家的确需要预先筹备。
其次，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家庭所筹备的妆奁也不相同。尽管嫁妆的丰俭依照女家的经济情况而定，各地对嫁妆的价值或规格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构成形式，因此形成了上表中的嫁妆等次。人们在陪送嫁妆时，自然会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其中的一等。如表中苏州的嫁妆，从俭至丰分为“四只头”、“赤脚两裙箱”、“两裙箱”、“裙箱”、“红木两裙箱”、“红木四裙箱”几等，另有不入流的“一桌四杌”为乡间最简陋的嫁妆，通过陪送嫁妆的内容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
那么，各家庭陪送嫁妆的等次或额度是以什么为根据呢？一般而言，中产之家缔结婚姻，女家嫁妆要与男家聘礼大致相当，如河南淮宁“聘金返璧，女家陪妆亦略相称”①（《淮宁县志》卷六，《风土志》，道光六年刻本）；广西同正一带送嫁妆时，要将奁物摆于抬桌上，“其抬桌之多少，视男家所行”②（《同正县志》卷七，《民籍·礼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台湾苗栗县，“妆奁厚薄，大抵与男家所送聘金之数目相埒，贫者稍减，富家则或有过之”③（《苗栗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篇》，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７８年铅印本）；浙江路桥，女家于婚前“开单讨取新妇礼服、四季衣料及金珠饰物，谓之‘尺头’”，“即纳徵之义”，男家所给尺头多者，则女家嫁妆必多，“尺头少者，赔贴亦少”④（《路桥志略》民国二十五年杨绍翰排印《崇雅堂丛书》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８５７页）。传统社会缔结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既不能高攀，也不欲低就，“以财产相若、门户相当，为男女两姓必要之条件”⑤（《重修蓟县志》卷三，《乡镇·风俗》，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反映在嫁妆上，也要与男家的聘礼相当方可。这是中产之家陪送嫁妆的情况。
贫富两极家庭则嫁妆与聘礼成反比，“至妆奁之多少，亦以贫富为标准，且往往与聘礼为反比例。盖贫家聘礼，只索钱财，不重物品，其妆必少，甚至毫无。富者重礼物，不索钱财，其妆奁反多”⑥（《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