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权，号大明奇士，丹丘先生，涵虚子，馰仙。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除《逍遥山万寿宫志·净明朱真人传》作第十五子以外，《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明史·诸王·权传》、《吾学编》卷十二《皇明同姓诸王传表》、《？山堂别集》卷三二《同姓诸王传》等，皆作第十七子；《明英宗实录》卷一七、１９５８年江西新建县出土的《故宁献王朱权圹志》则作第十六子。今从《圹志》）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宁王，卒于正统十三年（1448）（其生卒年，据《故宁献王朱权圹志》，及《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明史·诸王·权传》）谥献，世称宁献王。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促成他信仰道教，并撰著有道书多种，还自称是太清南极冲虚妙道真君下凡，后世净明道又尊其为一代祖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信仰道教？其道教思想内容如何？本文拟作一些探讨。由于他的道教著作存世甚少，故本文对其思想的论述，难免疏漏，希方家不吝指正。
据现存资料，有三件事对朱权一生的影响最大，是促使他不敢迷恋王爵，渐自韬晦，以致信仰道教的主要动因。一是建文元年（1399），其封国大宁被燕王朱棣（后之明成祖）用计袭取，弄得兵破国亡。朱权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宁王，洪武二十六年（1393）受命之国大宁（在今内蒙古宁城西）。据《明史》卷一一七《诸王·权传》说，其封国大宁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而且当时宁王又拥有重兵，“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是明初拥有重兵的几个北方藩王之一（据刘晓《吾学编》卷一五《皇明同姓诸王传》，明初，为了护卫北方边疆，太祖所封北方诸藩王，如北平燕王、大宁宁王、广宁辽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太原晋王、西安秦王、韦州庆王、甘州肃王等，皆拥有重兵。）正因如此，朱权的大宁很快成了朱明王朝内部争夺皇位者的注意目标。首先，在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反建文（自称“靖难）之后，辅佐建文的齐泰等人担心与燕国接壤的宁王和辽王（都辽宁广陵）通燕，故于该年八月“召二王还京，辽王至，宁王不至，诏削权护卫”（ 《吾学编》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其次，大宁又成了燕王朱棣争夺天下首先觊觎的对象。明郑晓《吾学编》卷一五曰：“文皇（当时为燕王）靖难初，与诸将议曰：曩余巡塞上，见大宁朵颜诸夷骁勇善战，戍卒皆闾左罪谪，不能寒。吾得大宁，断辽东，得胡兵助战，吾事济矣。”（《吾学编》卷一五）遂于该年“冬十月壬寅，以计入其城。居七日，挟宁王权，拔大宁之众及朵颜三卫卒俱南”（ 《明史·成祖一》）所用何计？明郑晓《吾学编》和明陈建《皇明通纪集要》皆有所记载，《吾学编》卷一五说，一方面，燕王“率锐卒千人，倍道趋大宁”；另一方面，又“遗书宁王，言穷蹙求救吾弟”。于是，宁王“邀文皇单骑入城，执手大恸，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万（按指建文帝——引者注），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不可。宁王为草诏谢，请赦。居数日，款洽不为备。”（《吾学编》卷一五）
此时北平锐卒已伏城外，又暗令亲密吏士入城，阴结朱权所部胡兵酋长及思归之士。数日后，“文皇辞去，宁王饯郊外，伏兵起执宁王，拥入关”（ 《吾学编》卷一五）宁王所部将领，除朱战死外，或遁或降，部队全部土崩瓦解，而燕王“靖难兵益强”矣。陈建撰、江旭奇补《皇明通纪集要》卷一一所记同，并谓“宁府妃妾世子皆携其财货，随宁王还北平。”（《皇明通纪集要》卷一一，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从此，宁王失去封国，被置于燕王帐中，“时时为燕王草檄”。很明显，这件事对朱权的打击是很大的。
第二件事是建文四年（1402）十月之改封南昌。史籍记载，燕王夺取大宁，挟持宁王南归之时，曾向宁王做过将来“中分天下”的许诺。《明史·诸王·权传》说：“燕王谓权，事成，当中分天下。”明何乔远《名山藏》说：“燕王谓王（权）曰：事成，分天下半。”（《名山藏》卷三七，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３年版）我想，当时如果燕王真的说过这样的话，那只是对宁王的安慰。谁不知“天无二日，国无二王”的道理，到把建文帝赶下台那一天，燕王怎肯把天下让一半给别人？故此诺言，在燕王方面说，是一张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在朱权方面说，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已。
史籍记载，在燕王朱棣打天下的“靖难”期间，又曾对朱权做过“自择封国”的许诺。考虑到夺了朱权封国，心有内疚，许其另择封国，是想对朱权进行补偿。如果说，“中分天下”的许诺，是燕王言不由衷的话，而“自择封国”的许诺，则可能是真诚的。但就是这后一个看似真诚的许诺，后来也是没有兑现的。《明成祖实录》卷一一说，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八月，即成祖登位二月后，“宁王权遣人奏请封国，欲得杭州。赐书报之曰：杭州，昔皇考尝以封第五子为吴王，后考古制，天子畿内不以封诸侯，遂改河南。建文不遵祖训，封其弟允趀为吴王，众议非之。往者尝许弟自择封国，吾未尝忘。今博咨于众，咸谓建宁、荆州、重庆、东昌皆善地，弟可于四郡内择一郡，遣人报来，庶好经营王府。”《明史·诸王传》、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等所载稍有不同，《明史·诸王·权传》云：“比即位（指朱棣），王（指朱权）乞改南土。请苏州，曰：畿内也。请钱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宁、重庆、荆州、东昌皆善地，惟弟择焉。”尽管诸史记载略有不同，但朱权的请求没被允准，成祖“自择封国”的许诺没有兑现，则是一致的。
应当特别指出，无论朱权所请，或成祖所许选择之地中，皆无南昌，但仅两个月，朱权即得朝命，改封南昌。郑晓《吾学编》卷一、陈建《皇明通纪集要》卷一二谓，在建文四年（1402）“冬十月，宁王权来朝，改封南昌”。《明史》卷六《成祖纪》、《明史·诸王·权传》、《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则皆谓在永乐元年（1403）二月，“徙封宁王权于南昌”。盖建文四年十月为改封之年月，永乐元年二月为“遣王之国”之年月。既然朱权并未请求改封南昌，成祖提出让他选择的四地中也无南昌，为什么两个月之后突然改封南昌呢？这究竟是宁王权后来改提的请求，还是成祖的诏令？确是值得探究的问题。郑晓《吾学编》和何乔远《名山藏》有下列记载，与此有关。《吾学编》卷一五说，当宁王权求苏州不许，求杭州不许，心中产生怨恨，“遂出飞旗，令有司治驰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从兵，从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称病卧城楼，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即藩司为府，改封王”。《名山藏》卷三七记载大致相同。照此说来，是宁王权做了错事以后，私逃至南昌，请求改封南昌，成祖被迫答应的。但此说法，已遭到比郑晓稍后的明代另一学者潘柽章的反驳，潘在《国史考异》中说：“此说最为疏野不经。宁王初无欲得苏州事（按《明太宗实录》只请求杭州，无请求苏州之语——引者注），所谓畿内不以封者，盖太祖始封于吴，而杭州亦吴地也。王（指朱权）以壬午（建文四年）十月来朝，仅数日，而江西之命下（按《明太宗实录》卷一三，宁王十月壬子来朝，十月辛酉命改江西布政司治为宁王府——引者注），又五月而后之国，安得有飞旗治道，及称病卧城之说耶？”（《国史考异》，《明史考证抉微》第１４８页，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８年版）按潘柽章的意见，宁王权治驰道奔南昌之说“疏野不经”，但因宁王“恃帷幄功，以旧封荒瘠，要求内徙则诚有之”。他推测说：“岂南昌之徙，实出王（朱权）意，因入朝自请之，而成祖遂举以授之耶？”（《国史考异》，《明史考证抉微》第１４８页，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６８年版）此宁王自请改徙南昌之说，并非没有可能。因为朱权在提请苏州、杭州都不获准的条件下，成祖提出可供选择的建宁（在福建）、荆州（在湖北）、重庆（在四川）、东昌（在山东）等，又都不很理想，遂退而求其次，选择南昌，这是合乎情理的。但奇怪的是，二十余年之后，即当成祖崩，仁宗即位之次月，即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宁王权即上书仁宗，声言“南昌非其封国”。宁王此举，潘柽章怀疑是朱权自悔前言的表现，说：“岂宁王先自择之，而复悔之耶？”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南昌当初并非宁王自择，而是成祖以皇命决定的。观乎仁宗答书曰：“南昌，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余年，非封国而何？”（《明史·诸王·权传）仅是就既成事实证明南昌是宁王的封国，并没有说南昌是朱权以前自己请封的。因此，非宁王自择的可能是不能排除的。当然，究竟是宁王自择或成祖所命，因史料不足，是难于查清了。不过从他上书仁宗之举可以看出，朱权对改封南昌是有意见的。当成祖在位时，或许因成祖防之甚严，不敢表露不满情绪，而在成祖死后，恃其为仁宗叔辈，就敢于把不满表示出来了。
第三件事是永乐元年（1403）朱权之国南昌不久，被人告发诽谤巫蛊事。《明史·诸王·权传》说，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之后，“已而人告权巫蛊诽谤事，密探无验，得已”。郑晓《吾学编》卷一五云：“已而人告王诽谤巫蛊事，上书谕王，王不自安，稍自敛戢”何乔远《名山藏》卷三七云：“己，人告王诽谤巫蛊事，竟己，自是不敢有求。以上诸书都只用一句话记述了此事，并未述及具体内容，也未记月日。《明太宗实录》卷二五也只简单记了此事，但较详细地记了明成祖为此事赐给朱权的书信，将此赐书系于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称：“先是有首宁王权诽谤魇镇事者。上曰：此不出王，盖小人为之以陷王。譬如爱木，必去其毒，凡再遣人捕之，权皆掩蔽不发。至是，赐权书曰：兄弟同气至亲，数年躬履艰难，也为保全骨肉，岂有他意哉。近者之事，既悉置不问，但欲去二三小人以示警尔。……所以决欲去之者，为贤弟计也。书至，更不必蔽，亦不得有所蓄疑。”据此，此事发生在永乐元年十一月或之前，即朱权之国后不久。尽管诸书皆未记述具体内容，推测当为诽谤成祖和用巫术魇镇成祖之事，这显然是一件十分严重的欺君大罪。因无其他资料佐证，此事之真假也难判断，到底是其下人所为，或是别人之诬陷，现已难于弄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