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要再次强调茫部路与吕告部，永宁路与阿永部在地理位置上的一致性和时间上的承继关系。元代茫部路、永宁路北边紧接叙州（唐至北宋末称戎州，治今宜宾市）、泸州地界，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状况。但宋末李曾伯向朝廷的奏报中，“泸、叙对境”却被明确记载为是吕告、阿永二部之地［宋］李曾伯：《可斋续稿》后卷三《回宣谕并问救蜀楮缴密奏》。同时代的吴昌裔在《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中更是准确记载了泸、叙之南的少数民族各部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乌蒙之下即吕告蛮，吕告之下即阿永蛮”，阿永与播（按：指播州，今遵义地带）接”；“自乌蒙来吕告亦可十日，自吕告来阿永可八九日，阿永来播川可七八日”。如果我们把以上各段引文中的阿永读作扯勒，吕告读作茫部，同样是完全成立的。
综如上述，我们认为，元代茫部之设就在吕告部之地，永宁路之设也就在阿永部地，其承继关系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推论，或许不至于离史实太远。
（原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十八辑《研究生论文选刊》，1985年）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集团为后代彝族的先民外宋代“泸夷”中的乌蛮三部分别为后代彝族水西部、扯勒部、茫布部的先民集团，详见本书另文《“吕告蛮”、“阿永蛮”考述》。，其他居民属何种民族成分呢？对此问题，至今尚无专文论述。这个问题似乎因其称谓的纷杂混乱而令人眩惑，所以我们就从这些称谓谈起。
除乌蛮有所专指外，宋代泸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或称“蛮”，或称为“夷”，或称为“獠”，或称为“僰”。有时又称之为“蛮獠”或“夷獠”。例如：宋太祖说“泸州近蛮”，梓州转运司言“泸州江安县及安夷寨控抚蛮獠”等［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九月丁酉；卷二八五，熙宁十年十月乙未。又如《太平寰宇记》称泸州少数民族为“夷僚”［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八“泸州风俗”。其实，“蛮獠”之类的称谓实为对南方民族的泛称。专指时，则往往冠之以所在地名。大者以其所在政府州县或羁縻州县呼之，如“泸州夷人”、“泸州蛮人”、“江安县蛮人”、“晏州多刚县夷人”、“长宁军界夷人”等，不一而足。或以水名呼之，如“淯水夷”。小者则以少数民族所聚居的村囤称之，如“罗苟夷”、“三里夷”、“罗始兜蛮”、“落皆夷”等等。“罗苟夷”又被称为“罗苟村夷”［宋］李焘：《长编》卷二九〇，元丰元年七月甲戌；卷二九六，元丰二年正月己卯。，“三里夷”居地为“三里村”或“三里囤”［宋］李焘：《长编》卷一八五，嘉祐二年二月己酉；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乙酉。，“落始兜蛮”是“落始兜村”的居民［宋］李焘：《长编》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丙辰；卷三二〇，元丰四年十一月己酉。，“落皆夷”居地为“罗改寨”［宋］李焘：《长编》卷三一〇，元丰三年十二月丁亥；卷三一一，元丰四年下月辛卯。“皆”古读“该”，今川南仍读“该”音，“落皆”即“罗改”之异。由此观之，所谓“罗苟”、“三里”等均为村囤之名。“罗苟”等语义不可晓，显然系该民族语言的音译。另又有“僰戎”等称谓。问题很清楚，人们很难根据这些纷杂的称谓来判定其民族成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当时泸州一带“蛮”、“夷”一类的称呼时常是混用的，没有区别族属的作用。例如：《长编》（下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泸州当局报告说，“江安县蛮人”杀伤了内属户，官员任赛死于追捕中。宋政府派侍其旭前往“招抚”的对象，却是“夷人”［宋］李焘：《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二月癸卯；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戊子。且载“自任赛遇害之后，夷人不自安”，以及“侍其旭至泸州，夷人即来首罪”云云［宋］李焘：《长编》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七月丁巳。
除乌蛮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究竟是何种民族成分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以他们在北宋时期的活动为线索，先来看看其聚居活动之地。计有：
江安县（治今江安县）：大中祥符元年“江安县蛮人杀伤戎州内属户”［宋］李焘：《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二月癸卯。戎州，治今四川宜宾。
纳溪寨（在今纳溪县）：“纳溪寨去泸州才三十里，而罗苟村夷贼在寨之西南不及五里。八姓五十余村，夷族千户。”［宋］李焘：《长编》卷二九〇，元丰元年七月甲戌。
晏州（今兴文县境内，为羁縻州）：大中祥符六年，“晏州多刚县夷人斗望行牌率众劫淯井监”［宋］李焘：《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乙未。又，政和五年，“晏州多刚都大首领卜漏……攻围乐共城”等［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讨卜漏》。
淯井监（治今长宁县境内）：庆历四年，“淯井监夷人攻三江寨”。又，皇祐元年，“淯井监蛮万余人内寇”［宋］李焘：《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丁巳；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二月庚辰。
由此可知，当地非乌蛮部少数民族所居，北抵江安、纳溪寨等长江南岸，南则延伸至晏州、淯井监一带为盛。二、“泸夷”非乌蛮集团的人属为僚人
我认为，“泸夷”中非乌蛮集团的人民族成分是僚人。对此，我们将在本节和以后各节中分别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证。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南平僚》载：“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州县抚视不至，必令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又载：“上元（760-761）末，纳州僚叛，寇故茂、都掌二县。”《元一统志》引《唐志》云：“贞观元年，以夷僚户置思隶、思蓬、施阳三县，寻俱省入江安。”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66年。并非偶然巧合，这几条史料表明的僚人活动地域（戎泸间、纳州、江安），都在上节所述宋代那些少数民族的活动范围之内。宋初《太平寰宇记》卷八八“泸州户口”中已明确记载当地在宋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为僚（獠），“皇朝管汉主户二千四十七，獠户二千四百一十五”，充分说明当地少数民族的族属是“獠”。
唐朝政府在泸州少数民族地区开置了许多羁縻州。它们或“招生獠置”，或“开山洞置”。宋《舆地纪胜》卷一六六《长宁军》载：“唐置羁縻长宁等十四州五十六县，并隶泸州都督府。唐末废四州，存者十州。”原注说：“自仪凤二年（676）开山獠置。”宋范百禄也说是“唐自仪凤以来，辟洞招獠”所列置。根据这些资料可知，唐代开置的这些羁縻州地都是僚人聚居区域。
据《元丰九域志》卷一〇及《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北宋时泸州所领羁縻州十八，除以上十四州外，另有：悦州、蓝州、溱州、姚州。我们发现，除姚州是庆历年间所设的乌蛮羁縻州外，另三州都是僚人羁縻州。
僚人为农业民族，多习惯沿水而居以利其生产。而泸州僚人活动之地，大体上正在五河的范围之内。五河是指长江南岸的五条支流，即南广河、淯水、纳溪水、赤水、僰溪。下面以此五河为线索，再将上述论点申述如次。从戎州（叙州）流入长江的南广河流域，据《太平寰宇记》卷七九载，唐天宝前戎州都督在河流的“南广溪洞内”设置十六个羁縻州，它们“并是诸僚”。淯水从江安县流入长江，其流域有“淯水夷”，《宋史·蛮夷传四》谓为“羁縻十州五囤蛮也，杂种夷僚散居溪谷中”，实即后来的长宁军之地，僚人之盛，自不待言。再看纳溪水，其长江入口处纳溪县附近有“罗苟夷”，其流域还有以“罗始兜”为代表的僚人村落（后详）。再看赤水河，河至合江县与大江汇合。唐时隶属泸州的羁縻能州、浙州“连接黔府及拓在生蛮”［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八。，是泸州所属羁縻州之最边者。与黔府相接，应即在赤水河流域。赤水河两岸，北宋末年曾建滋、纯二州，《宋史·蛮夷传》将二州与祥州（南广河地）并列同归为“南广蛮”，应即是“南广溪洞僚”，同类归之。最后看僰溪，其流域为南平军等地，此为唐“南平僚”故地，有“部落四千余户”《旧唐书》卷一九八《南蛮传》。，北宋时熊本在此地镇压的当地居民，“居栏栅，妇人衣通裙。所获首级，多凿齿者”［宋］李焘：《长编》卷二七〇，参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〇引《熊本传》。，无一不表现出古代僚人的民俗特征。
三、“都掌”与“罗始兜”
宋代泸州地区的僚人村落相当多，仅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就至少有百个以上。由于这些村落的僚人大部分（至迟到明代）逐渐融合于汉民族或其他民族之中，史载又缺，今要一一分析辨明其族属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注意到，北宋政府势力在向泸州地区僚人推进的过程中，曾将归属其统治的僚人组织为“义军”。据《长编》：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二十四日敕安抚司奏，“勾到罗始党生界八姓等，各愿团结编排，都共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人，并随夷情团结为三十一指挥：罗始党生界八姓等团结为八指挥，乞以归化义军为名；都党十九族团为八指挥，乞以顺化义军为名；长宁管下山前后九州等团为十五指挥，乞以怀化义军为名”［宋］李焘：《长编》卷三五〇，《考异》，元丰七年十二月己丑。我们认为，团结编排为三十一指挥的“义军”基本上囊括了宋代泸州僚人的主要部分。宋政府“随夷情”将其划分为三部：归化义军、顺化利军、怀化义军。这三部中，属“长宁管下山前后九州等团为十五指挥”的“怀化义军”，居住地分布在“山前后九州”之中，比较分散，正如《舆地纪胜》卷一六六《长宁军》中所说：“至如萨、定、巩、奉、浙六州，隔在山后，有远去五日程者。”更由于这里有“淯井牢盆之利”［宋］蒲果：《忠祐祠记》，载傅湘增辑《宋代蜀文辑存》卷一〇〇。，中原政权势力深入较早，远在唐宋之前。宋熙宁年间，有“夷人献长宁等十州地，隶泸州淯井监”［宋］李焘：《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是月”。政和年间，又在这一带设长宁军，牢固地掌握了“长宁管下山前后”的统治大权。因此，这里的僚人封建化进程较快，与汉民族的融合发展进程也较迅速，以致宋代以后不再呈集团性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另外两部，即都党和罗始党，由于宋王朝的统治势力未能深入其内部，故后来能长期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下面，我们以这两部为代表，分析它们的民族成分。
都党，又被记作“都掌”，是一支在当地有很大势力的少数民族集团，自从唐代始见记载以来，历宋、元、明，均有可靠的记载。如前所述，“都掌”在唐为羁縻纳州属县之，宋代有“都掌十九族”的明确记载。《元史·地理志三》对都掌及其“分族十有九”的情况亦屡有所记，明代都掌因政府军的攻打记载更多了，此不赘引。羁縻纳州等泸州地区羁縻州为唐代“开山獠置”，纳州僚人曾“寇”都掌等县，已见前述。在宋代，《长编》载云：“泸州江安县及安夷寨控抚蛮僚，最为险要。”安夷寨后为安宁县，其所管有“一十九名僰戎”［宋］李焘：《长编》卷二八五，熙宁十年十月癸巳；［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六。，应即指都掌，当然属被控扼的“蛮僚”之类。前揭《太平寰宇记·泸州风俗》则把州内少数民族称为“夷僚”。降及明代，都掌多次造反起事，《明宪宗成化实录》卷三四载成化二年（1466），其首领入朝贡马时自称为“我蛮僚”；卷七九载成化六年（1470），长宁县人李通永奏说其县“地连蛮僚。自国初以来，累被攻毁县治”。明代翰林院讲官任之翰在其《平蛮碑记》中则直称都掌蛮为“群獠”。老彝文典籍《西南彝志》中，称都掌为“都掌濮”，而彝族称仡佬族（古代僚人后裔）为濮。近几十年对“都掌”有关问题有过许多探讨，都掌为“僚”这一看法已为大多数人接受，有关论述颇多，本文就不再对此作详细的阐述了。
关于“罗始党”，很少有人言及，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其实，罗始党在川南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都掌，是值得引起足够重视的。宋赵遹曾说：长宁军一带“左连阿水，右接石门。有筠连州以为之辅车，有罗始兜以为之襟带”［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六，此“阿水”当为“阿永”之误，“罗始兜”即“罗始党”，下详。，说明罗始兜是有代表性的地方。究其后来被忽略的原因，大概与其称谓的演变有关。罗始党，在宋代有时又被称为“罗始兜”。罗始兜本为村落之名。史载元丰四年（1081）八月，宋神宗对辅臣说道，“泸南兴师，人多言旁边百里内林菁险阻，道路难进”，结果“大兵至落始兜村”，才发觉这里“有良田万顷，颇多积谷，其林菁乃在数百里之外”，且言此村不过“去边百里之间”［宋］李焘：《长编》卷三一五，元丰四年八月乙卯。我们于1984年夏在泸州宜宾地区调查得知，这个富庶的农业区应即在今兴文具东北部共乐区一带。纳溪、江安、兴文、叙永四县之地，丘陵起伏，能“有良田万顷”之地，仅此共乐区一带而已。此地也正好在宋代元丰之前泸州纳溪、江安二县直接统治地区“去边百里之间”。罗始兜“失踪”之谜，已有线索可寻。
罗始兜又称之为“罗始党”，正如都掌又被称之为“都党”一样，“党”在这里应是音译之异，并赋予新的含义，以之来代表周围地区的少数民族共同体或少数民族集团势力。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〇载，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泸南缘边安抚司的报告说，“新收生界八姓罗始党一带宋、纳两江夷族愿依七姓团结为义军”，于是组织“罗始党生界为八指挥”，宋江（今古宋河）为纳江（即纳溪河）支流。所言“罗始党一带宋、纳两江夷族”，范围更广，已不只是指罗始兜村而言。因其力量壮大，后来则径以罗始党来概称这一带的“夷族”了。
奇怪的是，宋以后未能再在这一带见到罗始兜或罗始党之名。但我们可以发现，元明时期这里有一个“九姓长官司”。这个长官司来历如何？《大明一统志》卷七二说它，“旧为蛮夷之地，元立夷民罗氏党九人为总把，至元初改为九姓罗氏党蛮夷长官千户。本期洪武四年，改为九姓长官司”。《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诸书均载“九姓长官司”事，文与《大明一统志》略同。查《元史·地理志三》，元代确曾在“九姓罗氏”处设立有“蛮夷官”。我认为，罗氏党即罗始党演变而来，九姓司即因罗始党“夷族”而设。这不独因罗氏党与罗始党音近之故，也许还由于罗始党一带的“夷族”村落多以“罗”音为其地名之首，例如“罗个牟”、“落皆”、“落个纲”等补注“九姓”：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三“叙州·景物上”载：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以戎州（今宜宾地区）“进纳夷人”为齐民，“朝廷赐以九姓，曰罗、列、吕、惠、乐、虞、董、尚、奇”，以充“义军”。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得知，九姓司治所在今兴文县新华乡，俗称九庆，乃九姓之讹称，以今新华乡为中心，清乾隆《九姓司志》载其疆域为：“东西距四十里，南北距八十里。”这个区域，比起宋代“新收生界八姓罗始党一带宋、纳两江夷族”的范围来说，自然是缩小了许多，这说明当地“夷族”势力自宋明以来已经大为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