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乾隆《九姓司志》，明初洪武年间，明将任福因战功被封为九姓司长官，得世袭，非本地人，这里不论。我们的问题是，九姓司因当地少数民族而设，他们的“民族成分”是什么呢？《九姓司志》开章明义言其源流说：“九姓司自汉唐以前，有低牟苴者，生九男曰九人族，分为九姓。将云贵川南地方，分九十九都，各据一都曰都长，今之羿子、蔡家子、仲家子、马胡子、土老、革老、僰耳子、苗子、倮倮皆其种也。”此言九姓司由九大姓演变而来，稍知现代西南民族分类者，一眼可见此说虚妄之甚，不必细论。
我们认为，九姓司的广大居民的族属是僚人，与都掌为同一民族成分。《明宪宗成化实录》卷三四记都掌、九姓司“夷首”’一同入朝贡马时，同称“我蛮僚”，二者无别。明成化年间，僚人都掌部与明王朝之间发生全面冲突，九姓司的僚人常与都掌内应外和，为其辅翼。明兵部尚书程信在成化三年（1467）所上疏中反复提及此事，疏云：“山都掌蛮贼，结构九姓土僚，流动乡村，杀虏人财，十分猖獗。”又云：“都掌蛮贼倚恃深山大菁以为巢穴，结构九姓土僚以为党羽，内应外和，流毒地方。”同时狡猾地提出，“姑且出榜抚谕九姓土僚”，以便“专攻都掌蛮贼，候剥平之日，然后按问土僚”［明］程信：《成化三年疏》，载嘉庆《长宁县志》卷四。后来果然依此伎俩行事。成化四年都掌平后，朝廷下令：“其九姓土獠并地内所剧贼亦乘机抚捕，毋容滋长。”《明宪宗成化实录》卷五三。九姓和都掌，命运如此息息相关，正因为是同族的缘故。成化三年程信疏还据乡导蒋志孝等人的报告说，都掌“虽结构九姓土僚，中间多系亲识及负债牵制者方肯相从”。这些都说明九姓与都掌之间，不但往来密切，且有血缘上和经济上的关系，所以能在斗争中相互为援，同族相应也！
由上可知，作为罗始党及其后裔的九姓司居民，与都掌同为僚人。他们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较大的独立性和集团性，其原因一直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政和年间，长宁军“夷人卜漏”结众反抗宋王朝的压迫政策，罗始党等相与为援。后因宋政府的威逼利诱，都掌、罗始党等先后转而助宋攻卜漏。事后宋政府准许他们将俘获的老小留作奴婢，受到奖励，事见《长编纪事本末》［宋］杨仲良：《皇宋通览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讨卜漏》。《四库未收书提要》说：“今本《长编》，徽、钦两朝皆已阙失，藉此得以考见崖略，尤可贵也。”。可以推见，都掌、罗始党二部助宋有功，力量得到加强，其社会组织也未受到破坏，故能长期自存于世，这是合乎情理的。四、宋代泸州僚人民俗特征之考察
从社会习俗上来讲，“泸夷”非乌蛮集团的僚人特征也很明显。《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载泸州“夷僚”，“夫亡，妇不归家，葬之岩穴”。应即指泸州地区僚人岩洞葬式而言。近年来的调查表明，岩洞葬在川南有许多遗迹可寻参见重庆市博物馆：《宜宾地区悬棺葬调查记》，载《考古》1983年第4期。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印《悬棺葬研究专集》所载诸文颇可参考，1981年。我们在宜宾、泸州一带调查时得知，这里的岩洞葬不独在举世瞩目的“叙南六属”有，其他县份如江安、合江、纳溪、叙永、古蔺以及滇东北的威信等地均有其踪。岩洞葬有汉式的，也有蛮式的，川南蛮式者甚多，如：宣宾县岩洞墓被认为是宋代僚人墓葬、高县等都有许多类似的僚人岩洞墓参见四川大学历史系等《宜宾县双龙、横江两区岩穴墓调查记》、重庆市博物馆《宜宾地区悬棺葬调查记》等文，载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印《悬棺葬研究专集》，1981年岩洞葬应即岩葬的一种形式，而悬棺葬也为岩葬的一种形式。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所言叙州南、乌蒙北的“土僚蛮”，“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干仞巅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都掌所居，正在此范围之内。李京记载的葬式，就是通常所说的悬棺葬，在川南被称为“僰人悬棺”者。李京所记，乃元大德年间（1297—1307）所闻。上溯至宋代，泸南僚人应行此葬，悬棺中有宋代遗物证明了这点抗战期间，考古家曾昭熵研究悬棺随葬品，确认有宋代之品。参见邓少琴《谈我国古代百濮岩棺葬与百越幽岩葬》，载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印《悬棺葬研究专集》，1981年“僰人悬棺”的下限在明代，也正是都掌蛮活动的下限，这不是偶合。调查材料多次谈到，有某何姓为“挂岩子”（悬棺之俗称）之后，为都掌蛮阿大、阿二同族，何为“阿”字改偏旁而来参见芮逸夫《川南民族的悬棺问题》，1947年《中央周刊》第9卷第11期，收入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编《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曾水向：《“僰人悬棺”清理杂记》，载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印《悬棺葬研究专集》，1981年悬棺遗物有“阿旦沐”、“阿光冀”等字样，三具女棺都有无褶桶裙（僚人穿桶裙）四川省博物馆、珙县文化馆：《四川省珙县洛表公社十具“僰人”悬棺清理简报》，载《文物》1980年第6期；另参上引曾水向文。，或都可以为证。僚人是川南悬棺葬的主人，这个问题已比铰清楚。我们以为，川南宜宾地区的蛮式岩洞葬与悬棺葬均为当地僚人的葬式，其差异可能是僚人的不同支系带来的。
《北史·僚传》说：“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鼓当指铜鼓，铜鼓为僚人世传之物，《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载泸州僚人“击铜鼓”，正指此。宋代泸州僚人正承此俗。《长编》卷八一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晏州斗望为宋军败后，“纳牛羊、铜鼓、器械”。卷二四八载熙宁七年（1073） 淯井监“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被熊本荡平时，也“纳铜鼓、枪牌乞降”。卷二九四又载元丰元年（1078）罗胡苟姓归附宋朝军队时，“累次各以铜鼓、器甲、水牛等衔草乞命投降”。铜鼓作为权力的象征，正如《长编》卷九四载富顺监“始姑镇夷人家有铜鼓，子孙传密，号为右族”。失败则纳铜鼓，表示臣服。明代都掌蛮首阿大被擒后，见铜鼓而泣，正是哀叹其权力的丧失。考古材料证明，“僰人悬棺”岩画中有铜鼓图象沈仲常：《“僰人悬棺”岩画中所见的铜鼓》，载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印《悬棺葬研究专集》，1981年。，应即是当地使用铜鼓的僚人社会生活的反映。
僚人凿齿之俗，传统悠久，如《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早有载凿齿之民。晋张华《博物志》所载自荆州极西南至蜀郡间的“僚子”即有此习俗。宋代前后泸州及邻近地区的僚人承此俗未变。《太平寰宇记》卷七九“戎州风俗”说：“蛮僚之类……椎髻跣足，凿齿穿耳。”元李京《云南志略》说这个地区的“土僚蛮”，“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原泸州羁縻州溱州，治在“领僚户”而置的荣懿县。前已言，宋军镇压此地僚民，“所获首级，多凿齿者”，史籍所记不尽详，缺载者不会少。联系元周致中《异域志》所记僚人中，“有打牙者，为打牙葛獠。”打牙者或为僚人中某些支系所特有的习俗。对“僰人悬棺”的清理表明，悬棺主人有打牙风习。秦学圣先生根据1974年所取十具悬棺人骨架判是：“打牙者都在二十岁以上，这或许与婚姻习俗有关。”秦学圣：《“僰人悬棺”人骨初窥》，载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印《悬棺葬研究专集》，1981年。
《北史》卷九五《僚传》说僚人“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暮、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文献通考》根据这段文字进而说：“僚蛮不辨姓氏。所生男女，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漠、阿改，妇人阿夷、阿等之类。今稍从汉俗，易为罗、阳等姓。”［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九《四川五》引。《文献通考》显然吸取了新的资料。这说明，在宋元时代，汉族的先进文化已经并正在对僚人社会习俗产生重大影响。《宋史·蛮夷传四》所载在大观年间归顺的“南广蛮”、“夷酉罗永顺、杨光荣”等，就是改从汉姓名的僚人。在宋之前的前蜀武成、永平年间（908-915），泸州僚人羁縻地区就已有从汉姓名的“土都虞侯罗元审”、“土刺史罗元楚”等见载［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六。由于宋王朝势力在泸州地区的深入，宋代泸州地区的僚民处于改从汉姓的重要时期。仁宗皇祐年间，南溪、庆符两邑僚民纳土归化时，朝廷即赐以罗、杨等九姓，其充“夷义军”者达二千三百人［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三《叙州·景物上》。泸州、宜宾地区居民，至今罗姓甚多，抑或当地僚民改从之汉姓耶？千百年后，已与汉族融为一体，不复知其源了。但应注意，文献中常载宋代泸州地区的僚人有若干姓，如纳溪二十四姓、罗始党生界八姓、都掌十九姓等。这个“姓”有时又被写作“族”，如都掌十九族、罗始党族等，应是血缘氏族集团，是泸州僚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与前面所说的姓氏之姓的含义有区别。
五、结语
现在再回到称谓上来说。在古代，“蛮”、“夷”从来就不是某个民族的专称，宋代的泸州地区同样如此。例如，乞弟是彝族先民“乌蛮”集团的首领，但同时又被称为“泸夷”或者“泸州蛮”：晏州多刚县斗望，既被称作“夷人斗望”，又被称为“蛮酋斗望”，实则为僚人首领。
但是，唐宋时期泸州及邻近地区乌蛮和僚人之间的界线却很明显，一般不会混用的。除了明指乌蛮或僚人之外，这种区别有时也能从一些对比材料中反映出来。比如，泸州西邻之戎州，唐时所管马湖江四州，《太平寰宇记》卷七九明载：其中有“三州在马湖江，并是蛮”。另一州“是僚”。同卷载三州“是蛮”之地，西距戎州数百或一千余里，实即今四川凉山州地的“乌蛮”各部。前言之“蛮僚”，或为此二族的概称。
由于记载的混乱，对于古代民族族属的判定，不应仅从称谓或概念出发，具体所指，应结合有关材料做综合分析。综上所述，我们从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活动聚居区域、从唐到宋僚人羁縻州地及其活动的承继性、从都掌和罗始党为代表的两支僚人集团族属的分析、从“泸夷”非乌蛮集团所表现出的僚人的民俗特征等几个方面，论证了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为僚，希望有助于对泸州、宜宾地区古代民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郭声波先生曾在该文“基础上，对宋代泸州所领羁縻州的州数、州名、獠人群落分布，以及獠人、乌蛮、羿子等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和补充论证”，可资参考。见氏撰《宋代泸属羁縻州部族及其社会文化再探》之“摘要”，载《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原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今四川泸州至宜宾以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宋代主要包括在泸州羁縻州的范围之内，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称之为“泸夷”，即“泸州夷人”或“泸南夷人”之省。除北边与内地州县接壤外，“泸夷”的其他三面均与少数民族地域相连。北宋时期，“泸夷”的活动达到高潮。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地区民族斗争始终未能平息，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值得我们作一深入的探讨。一、北宋“泸夷”的活动及其族属
“泸夷”地区的民族问题非常敏感，早在宋朝开国之初，就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开宝六年（973），钱文敏被命知泸州时，宋太祖不无忧虑地说：“泸州近蛮，尤宜抚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一六，开宝六年九月丁酉。与宋王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北宋期间，这里的民族冲突和斗争始终未能停息。其中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时期：
真宗时期：大中祥符元年（1008）二月，“江安县蛮人杀伤戎州内属户，同巡检殿直任赛领兵追捕为所害”。宋政府派侍其旭前往“招抚夷人”未成，更“发陕西兵尝经战阵者”，又“以北兵不谙山川道路，因点集乡丁，目为‘白艻子弟’，给兵器，使为乡导”［宋］李焘：《长编》卷六八，大中祥符元年二月癸卯；卷七二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癸未、九月戊午。参见本书另文《“白艻子弟”考索——兼论宋代乡兵的一个特例》。到大中祥符三年二月，才有报告说“安抚夷人悉已平定”［宋］李焘：《长编》卷七三，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己亥。这次事件，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称之为“泸蛮之叛”，前后历时长达两年，这是“泸夷”与宋王朝之间的第一次较大的冲突。
三年后，又有“晏州多刚县夷人斗望行牌率众劫淯井监”。宋政府“发陕西虎翼、神虎等兵三千余人”，“益以白艻子弟合六千三百人”，深入“泸夷”之“生南界”，双方激战十来次。最后，“蛮酋斗望又三路分众来斗，又为官军大败，射杀数百人，溺江水死者万计”。于是，斗望以及“泸夷”各村首领，“悉赴监自陈”，保证“永不寇盗边境”而去［宋］李焘：《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七月乙未、十二月壬午，参见《宋史》卷三〇一《寇碱传》。同年底，事件平息。此后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没有发生大的事件。
仁宗时期：《长编》卷一三八载，庆历二年（1042）十二月，泸州当局向朝廷报告说，除本州管下溪洞羁縻十州之外，当时还有“乌蛮所居族盛，旁有旧姚州，废已久。乌蛮累使人诣州，愿得州名以长夷落”。于是宋朝政府“以泸州乌蛮王子得盖所居为姚州”，承认了乌蛮势力在泸南的存在。《长编》卷一四九又载：庆历四年五月，谏官余靖说，得盖等因“朝廷赐以郡印而不与其官，由是怨望。今者得盖作过，为朝廷忧”。这说明，到庆历年间，乌蛮部落的力量已经伸入到宋代泸州地区，其在边境“作过”，使宋政府感到忧虑。在此期间，淯井监地区的“泸夷”数次攻打附近的三江寨。宋政府或诱降，或捕击之。
到皇祐元年（1049）二月，“淯井监蛮万余人内寇”，这是因为“监户负晏州夷人钱而殴伤斗落妹”，又无理“絷婆然村夷人细令等，杀长宁州落占等十人”，所以“激成其乱”［宋］李焘：《长编》卷一六六，皇祐元年二月庚辰。宋朝政府募药箭弩手、乡兵等随军，共约二万人前往镇压，数月乃平。可见泸州地区“泸夷”的斗争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规模。
神宗时期：“泸夷”的活动达到高潮，“泸夷”与宋朝政府之间的斗争以及“泸夷”各部之间的斗争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前后持续约十年之久。熙宁六年（1073），“晏州六县种夷”不满宋政府在盐业中实行的压迫政策，“结集夷众”造反，宋王朝派遣“尝通判戎州，习夷中俗”的熊本前往“体量措置”［宋］李焘：《长编》卷二四五，熙宁六年五月癸丑；《宋史》卷三三四《熊本传》。熊本剿抚并行，一方面以“故长宁州刺史斗盖子斗辣为长宁州土刺史，陇厉村首领斗始该为巡遏使”，同时力图使乌蛮首领甫望个恕、晏子等接受宋王朝的羁縻统治。另一方面，熊本支使部属诱杀“三里夷人斗设”等九十余人。最后，熊本亲自率领五千兵士“入夷界，捕杀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荡平其地”，进而讨伐“尝助水路夷抗官军”的晏州柯阴县夷人［宋］李焘：《长编》卷二四七，元丰九月癸亥；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二月丁丑；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甲子。至第二年五月，封乌蛮罗氏鬼主仆夜知羁縻姚州，甫望个恕知羁縻归徕州，沙取禄路、乞弟并为把截西南蕃部巡检，战事告一段落，“泸夷”暂时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