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边疆民族虽然地处宋朝行政区域的管辖范围之内，但并不承担国家赋税。《宋史》卷四九三《蛮夷传一》载：“桂阳监蛮徭……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这一带包括现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以及广西东部山区，大体在宋朝管辖政区之内。咸平二年（999）十月癸丑，“诏澧州勿收蛮界归业民租”［宋］李焘：《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月癸丑。 一般把未承担国家赋税的夷民称为“生夷”，与要向国家承担赋税的“熟夷”相对。如海南的黎民即有两种情况，周去非记“海外黎蛮”：“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中华书局，1999年，杨武泉校注本。 开始向夷民征收赋税，这是“变夷为汉”的核心内容。有时将荒地佃给“杨氏犵狑”耕种，开始收取十分微弱的租税。正如乾道七年（1171），前知辰州章才邵上言：“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顷为徭蛮侵掠，民皆转徙而田野荒秽。会守倅无远虑，乃以其田给靖州犵狑杨姓者，俾佃作而课其租，所获甚微。”《宋史》卷四九四《西南溪洞诸蛮下》。
湖南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其地千里，五代马氏以来，“徭人据之，号莫徭”。宋初以来有厉禁，制其耕垦出入。官员蔡奕建言曰：“省地养此，后日为大患。今变徭为汉无难也。开其酋以祸福，使为士民，口授其田，略为贷助，使业其生。”后有“开梅山”之举，“画田亩，分保伍，列乡里，筑二邑隶之。籍其田以亩计者二十四万，增赋数十万。遂招怀、邵之武冈峒蛮三百余族户数万，岁输米以万计”［宋］刘挚：《忠肃集》卷一二《蔡奕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 这是一个“变夷为汉”的实例。咸平六年（1003）五月甲午，湖北转运使王贽上言：“近溪洞田，先以蛮人侵扰，禁其垦植。今边境安静，民复耕莳，已遣官检括置籍，请令依旧输租。”［宋］李焘：《长编》卷五四，咸平六年五月甲午。 遂诏蠲常赋之半。茂州（今属四川阿坝）地区“自古至今，并无两税”，宋初已有主户、客户、部落户之分，威州地区宋初也已有税户、蕃税户、蕃客户了，元祐之前已经是“蕃汉并纳夏税”了。如元祐元年（1086）三月成都府路转运司据茂州申：“本州系处极边，蕃汉并纳夏税，斛斗数目不多，自来止是送正色，并无折变，及不收耗并头子钱。乞免依新条受纳税租加耗。”［宋］李焘：《长编》卷三七三，元祐元年三月壬午。 这是对边境地区的一种“优惠”政策，从无两税至送纳“正色”，正是成为“省民”的一个历程。
夷民的输税行为并不稳定，与真正的“省民”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出于所谓“羁縻”目的，政府执行较为灵活的赋税政策。初纳赋税时，往往受到一些优待，少纳或不纳某些内地居民要交纳的税费成为常例，轻徭薄税可以说是宋政府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个既定政策。如景祐四年（1035）二月甲寅，“除邕州管下溪洞诸州天圣五年以前所逋租税”；熙宁七年十月庚寅，从知桂州刘彝之请，“邕州溪洞积年水旱，所欠税米等乞援赦除放”［宋］李焘：《长编》卷一二〇，景祐四年二月甲寅；卷二五七，熙宁七年十月庚寅。 又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知桂州主管广西路经略安抚司公事许中言：“本路两江峒丁，祖宗以来给田薄税，使各家给人足。”绍熙四年（1193）四月五日，从桂阳军之请，诏：“郴桂衡道诸州溪峒徭户，不系省民者，并免随税均纳夏秋免役钱。”［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四之三七，《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〇。 绍兴末，嘉州徼外蛮掠赖因、忠镇二寨，又于州境立夷神庙，无敢谁何，言者谓：
诸州寨将祖宗时择其土豪为之，特与蠲免徭役，故皆乐于承命。近年以来，不复免役，而又三年一替。其权不专，所部土兵，曾不为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丙辰。
显然，轻徭役的政策在此间没有得到很好的遵行，以致引起夷民的不满，也说明政策的不确定性。
同宋朝内地一样，一些边疆地区还长期保留自五代以来对编户的一种常赋——“身丁米钱”。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七年（1074）五月，朝廷接受了广西安抚司奏请，“邕州左右江五寨镇峒民所纳夏税钱布麻皮马价钱等，如愿折纳米者听其便”。熙宁九年二月神宗下诏荆湖北路转运司：“北江下溪州已纳土，其每户合纳丁身粟米，自熙宁十年为始。”元祐三年（1088）九月，朝廷接受户部的建言，自来不曾差役的泸州江安县夷税户，“自第三等以上愿依旧输役钱，仍从汉户单丁法减半，第四等以下并免”［宋］李焘：《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辛丑；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二月壬寅；卷四一四，元祐三年九月丁未。《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载与省民为邻的“熟户、山徭、洞丁”，“一夫岁输租三斗，无他徭役，故皆乐为之用”，这是对一些邻近的溪洞征收“丁口之赋”。“乐为之用”不过是相对而言，其实弊病不少。淳熙三年（1176）八月十三日，湖北提刑司言丁米之弊：“猺人每丁岁纳三斗三升，谓之身丁米，今则应系猺人并令就州城纳米。其间有去城百余里，往返等候动经数日，而所纳米加增斛面，多收耗剩，每米一石纳得三斗三升，或又高估价直折纳，县不销钞，时常追呼被扰。”遂下诏靖州，“毋得将盐科扰，其丁米止得各就近属县塞堡从便，平量给钞，毋得多收斛面耗剩，及勒令折钱之类”［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九八。《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传二》载：乾道三年（1167）八月，“诏平溪峒互市盐米价，听民便，毋相抑配。其猺人岁输身丁米，务平收，无取羡余及折输钱，违者论罪”。可见部分“猺人”还得承担羡余、折输之类的盘剥。
夷汉民众间的长期交往使互耕其地的事并不罕见，然而如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大渡河外大片“蕃田”役使省地之民以租佃方式耕种，在宋代却是很少见到的。淳熙七年（1180）八月八日，枢密院编修官李嘉谋上言说：“黎州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每汉人过河耕种其地，及其秋成，十归其一，谓之蕃租。土丁之耕蕃地者十有七八。窃见蕃部所经残掠去处久例多逃田。今宜措置以若干亩召募土人为军。春秋量给衣赐，止刺手背谓之土军。”各地情况有所不同，淳熙八年五月八日有臣僚上言说，湖南溪洞之民往往于洞外买省地之田，“役省地之民以为耕夫，而岁以租赋输之于官”，官吏虑其生事而幸其输租，“遂致其田多为溪洞所有，其民多为溪峒所役”［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五四，五之九九。 嘉定五年（1212）秋，宋兵与马湖蛮战，后“有蛮九百余人诣军前投降”，有人指出，这九百人“本吾边民，皆为人佣耕”［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〇《辛未利店之变》。， 实际上也是没于蛮地为其佣耕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南边地“两属夷人”的存在。两属夷置身于宋朝政府和南方强势民族乌蛮之间，有时处于南北两大势力的共管之下。在和平时期，他们对双方都承担一定的义务，在战争年月，则成为双方竭力威迫、争取以为己助的对象。在民族政权和势力对峙严重的宋代，两属现象存在比较普遍，辽宋之间的如“雄州”地界的两属户为学界熟知，但南方同样性质的“两属夷人”却较少为人注意。泸叙地区（今四川泸州、宜宾）的两属夷人，“散居山谷，外接生界乌蛮，内连戎、泸州州县”。元丰年间宋军攻讨乞弟时，曾下令“旁近蛮族或两属夷”如能斩获乞弟首，即与本州刺史［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三六；《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二七。 宋军大举进攻之时，“先谕两属蛮户，并令安居，如愿随军讨贼亦听”［宋］李焘：《长编》卷三〇四，元丰三年五月甲申。 。在马湖蛮地区（今属四川凉山州）：
凡蛮地仰给者七村，曰胡盐（或曰会筵），曰黎溪（或曰泚溪），曰平夷，曰都夷，曰什葛，曰蒲润（或曰普润），曰荒桃。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披毡椎髻，而比屋皆覆瓦，如华人之居，饮食种艺多与华同。惟胡盐、黎溪、平夷三村，两输汉蛮之税，谓之“两属税户”［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〇《辛未利店之变》。 。
两属之人在宋代被列为“杂类”受到歧视，李焘《长编》对“杂类”的解释是：“舅曾为人奴仆，姑曾为娼，并父祖系化外及见居缘边两属之人。”［宋］李焘：《长编》卷二八四，熙宁十年九月壬子。
身处南北两大势力之间的一些夷民，有时直接成为乌蛮统治对象，泸叙地区大量的僚人村落一度被乌蛮部落征服就属于这种现象。即使乌蛮退去，也不时前来“索税”。元丰三年（1080）四月，乌蛮乞弟攻围罗个牟村时称：“罗个牟欠蛮旧税，我故仇之。”［宋］李焘：《长编》卷三〇三，元丰三年四月己巳。另一种情况是，汉民侵据夷人土地，每岁予以补偿。据《宋会要》，马湖夷都董蛮“初以土豪侵据地险，朝廷命岁与之赂”，夷民则每年前来“索税”，“所给不过生茶盐，岁持三印纸如券”。李心传记说：初，赖因本夷地，景德、天圣间，屡来寇掠。治平间，把截将王文拨始据险立寨，侵耕夷人山坝，名赖因庄。夷人诉之，事闻，有旨以其地归董蛮。既而寨民私赂之，以偿其侵地，岁为二百匹，幅广二尺，长二丈，于是蛮人每岁至赖因，谓之“索税”［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一〇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〇《辛未利店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