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川南民族史上，僰人悬棺的主人“都掌蛮”是最引人注意也是讨论最多的一支族群。有关“都掌”的汉文记载始见于唐，历宋、元、明各代，史不绝书。以史迹推之，都掌蛮乃晋代“僚人入蜀”的产物，是壮侗语民族中的一支。唐代之“都掌”不过泸州所属14个羁縻州之56个羁縻县之一而已，力量微不足道。至于明代，“都掌蛮”却以势力最大的少数民族族群的面貌出现在泸叙地区，且与明政府周旋斗争了二百多年，时叛时服，让明朝政府大伤脑筋。都掌如何从弱小发展而为强势的？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揭其转机，在于北宋。宋神宗和徽宗时期，都掌蛮（都党）部两次配合宋军作战，一次针对乌蛮部，一次针对僚人部，均得到宋朝政府的扶持而壮大。
元明推行土司制度，羁縻统治更加“制度”化，都掌蛮部由元之“大坝都总管”，到明代部分山都掌的“太平长官司”。明代都掌蛮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不仅包括都掌“土蛮”，也包括主动逃入或被掳获的汉民，甚至还包括部分苗人。万历年间（1573-1620），明军对“都掌蛮”发动了最大一次镇压行动，都掌蛮最终被剿灭。明朝政府对征服的以都掌蛮为代表的僚民采取了“以夏变夷”的种种措施，分与田地，变名易服，厉行教化，都掌蛮最终“消失”了。然而，“文化”不会消失，这支葬行悬棺的族群，不仅留下了国内最为集中的悬棺葬群让人们去探寻，也用那令人深思的奇风异俗和传奇故事，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都掌”族群的来源及其势力的发展
“僰人悬棺”的主人“都掌蛮”是古代活动在今四川泸叙地区的一支势力强大的族群梁大同十年（544）在僰道县地立戎州，北宋末政和四年（1114）戎州改名为叙州，时人习惯并泸州称该地区为“戎泸”或“泸叙”，略当今四川泸州、宜宾两市。，从北宋后期至明代万历年间雄踞一方达五百年之久。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学界对有关“都掌蛮”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发表的论文达数十篇之多。但是，对都掌族群的来源看法仍存在很大分歧，对其如何发展壮大的历史也少人谈及。本文拟对晋唐至宋代川南的民族演变和“都掌蛮”的早期历史进行考察，以弥补研究中缺漏的重要一环。一、“都掌蛮”源于“僚人入蜀”
自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以来，巴蜀地区逐渐融入了中原文化系统。秦汉时期，“县有蛮夷曰道”，在僰人聚居区设置“僰道”（治今四川宜宾）。同时以僰道为起点，修筑南下的五尺道。这些开发活动必然会给当地原住居民带来冲击，一些僰人去而之他，或移徙偏远山地。正如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记载：高后六年（前182）曾筑僰道城，致使僰人因“汉民多”而“渐斥徙之”。然而据唐宋史籍所载，当地却是众多非“汉民”的聚居地，不仅族类不一，而且活动频繁。例如《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下》载：“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菁，逾数百里。俗喜叛，州县抚视不至，必令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南宋淳熙十年（1183），当地官员称：“叙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棘（僰）夷葛僚又动以万计，与汉人杂处。”［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一〇一。人多而杂，当地官员已不能详分当地民族的种类了。早在北宋嘉祐四年（1059）苏轼途经戎州（今宜宾）时，就曾写下《戎州》这样的诗句：“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这里显然已是“群蛮”聚居之地。这种状况，与西汉前期僰人被“斥徙”时的民族状况已经大不相同。
不独戎泸之地，南朝以至隋唐时期，这种被称作“僚人”（“僚”原作“獠”）的民族在巴蜀的分布都相当广泛。《水经注·漾水》说是其“所在诸郡，布满山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漾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永乐大典》本，1954年。，《北史》卷九五《僚传》则谓“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南齐政权（479-502）在巴蜀“开拓夷荒”，曾在“僚人”集中的地方设立了若干“僚郡”，以统辖当地“僚民”李宗放认为，一些“僚郡”之“僚”可能是泛指当地民族，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此当另论。见李氏撰《凉山昭觉博什瓦黑石刻的族属为白族考》文，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显然，包括戎泸在内的巴蜀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这是值得重视的。
我认为，这与成汉政权时期（302-347）发生的“僚人入蜀”这一重大民族迁徙事件有关。这次事件在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以及唐修《晋书》、《北史》，宋初《太平寰宇记》等史籍上均有记载，比较详细的要算宋代郭允蹈在《蜀鉴》卷四“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蜀李寿从牂柯引獠入蜀”条下所记：
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傍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柯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獠，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僚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宋］郭允蹈：《蜀鉴》卷四，《丛书集成》据守山阁从书本排印。其下又云：“《北史》不载李寿纵獠，而言獠自出。未知首祸之因。赖李膺《益州记》详著其始，惜司马公不及此也。”有关李寿“引獠入蜀”的记载较多，详略不一，也不尽相同，郭氏乃据诸篇删修。文中言“蜀本无獠”未得其实，蒙默先生在《“蜀本无僚”辨》有详论，足资参考，文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西晋末年，巴蜀大乱。成汉政权历时不久，连年用兵，未能对巴蜀地区实行有效统治，原居南中地区的僚人在复杂多变的民族斗争中大量北上涌入巴蜀。对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都带来了长久的冲击和影响，直到唐代，“僚乱”不止仍然是当地政府头痛的一桩大事。正如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所指出：此事件“为汉、唐间西南民族之一大事。……于西南历史关系至大。”蒙文通：《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页。由于当时政府失去了对一些州县的直接控制，唐宋史籍多记为“没于夷僚”，或以此地“空废”视之。
如此众多的南方民族北入巴蜀地区，应有足迹可寻。譬如，四川地区古代有多处“竹王祠”，最接近泸叙地区的是荣州（今荣县），宋初《太平寰宇记》卷八五载荣州旭川县：“土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庙。岁必祀之。”这个难以磨灭的祖源记忆长久地留存在竹王后裔的心中。另在邛州（今邛崃）、丹棱（今丹棱）、嘉州（今乐山）均有竹王祠的遗踪。《后汉书》和《华阳国志》等史籍均载有夜郎古国“竹王”的故事，传说竹王被汉朝官员杀死后，其部众为之建祠祀奉。后来在四川以及黔、云、鄂、桂诸省均有竹王祠，但夜郎古国的疆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应是夜郎居民竹王后裔迁徙所致，在四川者则主要是“僚人入蜀”的产物。另如铜鼓，本是中国西南和岭南民族的礼仪重器，是权威的象征，也是其精神所系，在族群迁徙时，它往往会随之而传播。四川是现今全国发现铜鼓较多的地方之一，而所发现的铜鼓大都集中在四川南部特别是在泸叙地区。从时代来看，四川已发现铜鼓基本上都不是早期类型，也未发现过古代铜鼓的铸造点，四川不是铜鼓的始创之地李伟卿《关于铜鼓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指出：“大渡河两岸恐非铜鼓滥觞之地，因为四川铜鼓集中于川南一带，而且多是晚期之作。稍早的，只有会理罗罗冲出土一鼓，也非早期形式，故殊难视为铜鼓始创之地。”载《云南青铜文化论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2页。。泸叙地区的铜鼓使用频度极高。宋代富顺监（今富顺）“始姑镇夷人家有铜鼓，子孙传秘，号为右族”［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十月丁亥。。《长编》载，大中祥符六年（1013）十二月“晏州夷斗望”为宋军败后，“纳牛羊、铜鼓、器械”［宋］李焘：《长编》卷八一，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壬午。。熙宁七年（1073）正月淯井监（今属长宁）“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被熊本荡平时，也“纳铜鼓、枪牌乞降”［宋］李焘：《长编》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甲子。。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罗、胡、苟姓”归附宋朝军队时，亦累次各以铜鼓等物“衔草乞命投降”［宋］李焘：《长编》卷二九四，元丰元年十一月丁亥。。与此相应，泸叙及相领地区留下有许多关于“铜鼓”的地名。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唐宋典籍的记载，有如铜鼓山、铜鼓镇、铜鼓滩、铜鼓铺、铜鼓崖、铜鼓箐、铜鼓溪、铜鼓岩等地名，广泛分布于成都至重庆一线及其以南地区。汉晋之世，四川地区没有关于铜鼓的记载，有关铜鼓的地名显然也系“外来”。再如悬棺，秦汉时代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近人的考古研究也表明，泸叙地区存在的大量悬棺葬均是宋明时代的遗物李复华：《略谈珙县“僰人悬棺”的族属问题》，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总4期，1979年；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僰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
如果再从语言特征来看问题会更清楚。唐宋时代的泸叙地区，有许多带有如“思”、“都”、“罗”等字（音）的地名。《新唐书》卷四二《地理志六》载，泸州贞观元年曾“以夷僚户置思隶、思逢、施阳三县”，另有：泸州所属思娥洞、思晏江和羁縻思峨州、羁縻思晏县等。《元史》卷六〇《地理志三》载叙南地区有46囤“蛮夷千户所”，其中有22囤都带有“落”音，如落魂、落昧下村、落岛等等。《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载，泸州羁縻州下有都善县、哆楼县、哆冈县、都宁县、都掌县等地名。“多”字头或为“都”字之异写。带有共同特征地名比例如此之高，显然与其使用的语言有关。语言学家认为，以“都、思、罗”等字为冠首字者，均与壮侗语有关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六章第六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在今壮侗语使用地区，唐宋时期就颇多以这些字为头首的地名，如《太平寰宇记》载宜州（今属广西）所属羁縻县就有洛富、洛回、洛都、洛巍、罗遵、都恩、都邦、多灵、思龙、都陇、都伊、思寮、多梅、多奉、思恩、都亮等。这些地方都是古今壮侗语族民族稳定的聚居住地，其与唐宋时期四川中部、南部的地名有着惊人的相似。《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泸州都督府”下的羁縻县地名，十四个羁縻州五十六羁縻县，其中有或接近上述四字的竟占约三分之一参见本书另文《入蜀僚人的民俗特征与语言遗存——“僚人入蜀”再研究》。。今存《永乐大典》所述“泸州”残卷，载有泸州以及所属江安县和合江县村镇地名，其中带有上述壮侗语或接近壮侗语特征的地名不少《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至卷二二二九述“泸州”，今存前两卷。。
“都掌蛮”使用铜鼓和葬行悬棺，这是该族群明显的文化特征。如果说宋代史料尚泛言“泸夷”铜鼓的使用的话，那么明代“都掌蛮”反抗斗争失败后，被明军缴获大量铜鼓，都掌首领阿大见铜鼓而泣则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宋初《太平寰宇记》卷八八记“泸州风俗”也仅泛言当地“夷僚”死而“葬之崖穴”，明代“都掌蛮”行悬棺葬却是有大量明确记载，此亦不必赘言。虽然都掌并不一定就敬奉“竹王”，但其以北不远的荣州僚人就供奉竹王，必属北徙者所为。应该指明的是，两晋以降，作为民族称谓的“僚”使用很广，是汉文献中对西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通泛称谓。或如持民族史边缘理论学者的观点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对此有深入的阐述，可参考。王著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把它看作是区别“汉”和“非汉”族群的边界，在这里也是可以成立的。近世民族调查和研究表明，被汉语学者称为僚人的广大居民中，只有少部分人如仡佬人自称为“僚［láo］”芮逸夫：《僚（獠）为仡佬（犵狫）试证》，引自中国悬棺葬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印《悬棺葬资料汇集》，1980年。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1948年。。入蜀之“僚”并非是某单一民族，就是同一民族，也有不同的支系，或者说是有众多的族群，故反映在习俗或语言上存在差异，是很正常的事。关于都掌蛮的族属，学界认识长期存在分歧，或者认为它是秦汉“僰人”的后裔，或者认为它并非僰人（明代的都掌蛮又被称为“僰人”）而实为僚人。我赞同后一种意见，进而认为，“都掌蛮”是“僚人入蜀”的产物，其称谓本意现虽难以稽考，但系壮侗语民族的语译则是可以肯定的。二、宋代“泸夷”的构成
宋代习惯把泸州与叙州（戎州）之南的非汉民族群总称为“泸夷”，即“泸州夷人”之省，或称之为“泸南夷人”，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当地“僰夷葛獠”和“乌蛮”的合称。也就是说，宋代的“泸夷”是对具有多种成分族群的合称。在这里，“僰夷葛獠”有时又径呼为“獠”，实则包含有若干族群。
虽然如前所述汉王朝政府的开发使当地汉民增多而僰人被“斥徙”，但史载晋代以降，当地却并不在中原王朝政府的控制之下，而僚人依然十分兴盛。如唐代《元和郡县志》载戎州：“李雄窃据，此地空废。梁武帝大同十年（544），使先铁讨定夷僚，乃立为戎州。”又谓泸州并属县，晋时亦“为獠所没”，或言“李雄乱后，没于夷獠”等［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一“戎州”条、卷三三“泸州”条。。这个地区是“僚人入蜀”的通道，僚人北上，必有大量滞留此地，年长月久，不复细辨民族之别，以致宋人以“僰夷葛獠”呼之了。
“僰夷葛獠”是散居在泸南的农耕居民，夷落相望，唐代在此设立了许多羁縻州县。羁縻州县彼此似无明确的辖属关系，直至宋初尚无统一的大酋领。在北宋时与王朝政府不时发生冲突，较大的有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的“泸夷之叛”和“斗望行牌率众劫淯井监”，熙宁六年（1073）“晏州六县种夷”的反叛活动，元丰（1078-1085）初江安县“罗苟夷”的反叛活动，政和年间（1111-1117）“晏州夷”卜漏率众上万的反抗斗争等。虽然这些斗争在宋朝大军的残酷镇压下都归于失败，但显示了当地僚民已具有很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