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作为彝语支民族先民的昆明人（一般以“乌蛮”视之）不断东向或北向发展。晋唐时期，乌蛮诸部已大量入居今云贵川三省相邻地区。在乌蛮迁徙扩张时，与被他们称之为“濮”的原住居民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并战胜了后者。这便是持续时间甚长的“彝濮之战”，《西南彝志》等彝族典籍对此有大量的描述，此不赘述。唐初，昆明人已在戎州（今宜宾市）西面和南面有了相当的势力。《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下》载：咸亨三年（672），有“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总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余里，近三百里”，实际已逼近泸叙地区了。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泸州当局向朝廷报告，说是除本州管下溪洞羁縻十州之外，当时还有“乌蛮所居族盛，旁有旧姚州，废已久。乌蛮累使人诣州，愿得州名以长夷落”，宋朝政府遂“以泸州乌蛮王子得盖所居为姚州”。后有谏官余靖说，得盖等因“朝廷赐以郡印而不与其官，由是怨望。今者得盖作过，为朝廷忧”［宋］《长编》卷一三八，庆历二年十一月甲午；卷一四九，庆历四年五月乙酉。所谓“旧姚州”未详所指，地在今贵州西北。唐代曾置姚州（治今云南姚安），是唐至南诏的交通要站。。乌蛮势力此时已经伸入到了泸叙地区，其在边境“作过”，使宋政府颇感棘手。后来得盖子号“罗氏鬼主”，并世袭其号。泸叙地区的民族构成更趋多元，民族斗争也呈复杂化。
泸南乌蛮另有两支势力强大的族群即宴子部和甫望个恕部，至宋神宗熙宁年间（1067-1075），已发展成为宋朝泸南边境“外蛮之强者”（王安石语）。《宋史·蛮夷传四·淯水夷》谈到乌蛮二酋领晏子和甫望个恕时说：“二酋浸强大，擅劫晏州山外六姓及纳溪二十四生夷。夷弱小，皆相与供其宝。”僚人不管自愿或不自愿，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把这些无偿赋税看成了一种“义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其时乌蛮部落“常赋”晏州、纳溪等地的“生夷”［宋］《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己亥。亦即向后者征收赋税，均表明乌蛮已成为当地僚人的统治者。泸南乌蛮势力的强大给宋王朝在当地的统治造成了新的威胁。
李焘《长编》载庆历二年（1042），“乌蛮王子得盖居姚州为刺史，得盖死，其子窃号罗氏鬼主，鬼主死，子仆夜袭其号，仆夜稍不能令诸蛮，其部有甫望个恕，晏子二酋为最强”。又有载：“沙取禄路者，晏子之子也。乞弟，斧望个恕之子也。”［宋］《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乙未；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己亥。据此可知，“泸夷”中的乌蛮有三部，各部的血缘承袭关系为：得盖—罗氏鬼主—仆夜；晏子—沙取禄路；甫望个恕—乞弟。
得盖、仆夜部居今黔西北地区，离泸州地最远。得盖虽曾被称为“泸州乌蛮王子”，并授为羁縻姚州刺史，但其势力并未深入泸州内地，甚至远在泸州管下羁縻十州之外，所以与宋朝政府的直接往来并不多。元丰时，其部罗氏鬼主未能直接与宋泸州地方政府联系，只得辗转通过宋南平军（治今重庆南川）的官员表示已发誓不助乞弟。其所居地在乞弟部之南，故有时又被称之为“后蕃”［宋］《长编》卷三二五，元丰五年四月戊辰。。
晏子之后称为“吕告蛮”；甫望个恕之后称为“阿永蛮”。《长编》载：“晏子距省地绝近，犹有淯井之阻。甫望个恕近纳溪寨，舟下泸州不过半日。”［宋］《长编》卷二五三熙宁七年五月己亥条。《宋史》卷四九六《蛮夷传四》还说：“晏子所居，直长宁、宁远以南；斧望个恕所居，直纳溪、江安以东。”吕告蛮自宋以来一直聚居在南广河的河源地带，实即今之云南东北威信，镇雄两县一带。阿永部则长期雄踞在纳溪河源和上游地区，即今四川叙永、古蔺等地晏子－吕告部即后世彝族土司芒部（芒布、茫部）先世，甫望个恕－阿永部即后世彝族土司永宁先世，这是后话，此不论。参本书《吕告蛮、阿永蛮考述》一文。。
由上可知，僚与乌蛮无论从祖源或文化特征上都是差异很大的两类民族，它们又分别包含有若干支系或族群，都掌族群仅是“僰夷葛僚”中的一支。弄清这一点，是理解宋代川南地区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和都掌蛮势力壮大的重要前提。三、“都掌”族群势力的发展
有关“都掌”的汉文记载始见于唐，历宋、元、明各代，史不绝书。在唐代，“都掌”族群势力不过一羁縻县，力量微不足道。《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泸州都督府下有十四羁縻州共五十六个羁縻县。其中纳州所辖八县，包括：罗围、播罗、施阳、都宁、罗当、罗蓝、都□、胡茂。“都□”原缺一字，以《新唐书·南蛮传下》所载如下史料推断，为“都掌”无疑：“上元末，纳州僚叛，寇故茂、都掌二县。”胡、故二字也应是传写之误。唐代羁縻州每州一般只有数百户不等， 羁縻县当然就更小了。但至明代，“都掌蛮”却成为泸叙地区势力最大的族群，与明政府周旋斗争了二百多年。显然，都掌族群有一个发展壮大的历史。而其发展的转机，正在北宋。
北宋时期，“泸夷”与宋朝政府的矛盾冲突不断，且不断升级。据《长编》记载：熙宁六年（1073）四月，该地区的“（羁縻）晏州六县种夷”不满宋政府在盐业中实行的压迫政策，“结集夷众”造反。宋朝政府剿抚并行，一方面以“故长宁州土刺史斗盖子斗辣为长宁州土刺史，陇厉村首领斗始该为巡遏使”，同时力图使乌蛮首领甫望个恕、晏子等接受宋王朝的羁縻统治。另一方面，前往“体量措置”的宋朝官员熊本支使部属于是年十二月诱杀“三里夷人斗设”等九十余人，次年正月又率领五千兵士深入夷界，捕杀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荡平其地”，进而讨伐“尝助水路夷抗官军”的羁縻晏州柯阴县夷人。 最后终于把造反的“夷众”镇压了下去。事后论功行赏，宋王朝分别封赐乌蛮罗氏鬼主仆夜知羁縻姚州，甫望个恕知羁縻归徕州，沙取禄路，乞弟并为把截西南蕃部巡检［宋］李焘：《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元年四月乙酉。。很显然，在镇压“六县夷”过程中，乌蛮三部助宋有功而得到了不薄的赏赐。
几年后的元丰元年（1078），因江安县官吏处理夷汉冲突不当，激起“罗苟夷”的聚众反抗，宋政府派大军前往镇压。在这次事件中，宋军得到了乌蛮酋领乞弟的支援，事平后却毁约不予赏赐，乞弟愤而率六千余人直逼江安城下，以索取旧税为名，围攻已在宋政府控制下的“熟夷”。恼羞成怒的宋政府决心要“覆其巢穴”，派四万人骑进讨。宋政府采取“以夷攻夷”策略，对乌蛮乞弟部进行夹攻，成功地诱使都掌蛮协同乌蛮沙取部攻灭了乌蛮乞弟部。《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二九载有一段关于这一史事的重要材料，揭示出了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和“都掌蛮”崛起壮大的秘密，值得充分重视，今录于下。其载元丰四年（1081）八月二十二日：
诏中书降敕榜曰：西南蕃罗氏鬼主下蛮首领沙取以状来言：令落莫部已与沙取议乞弟投降事。其有都掌，已遣人往谕。降人称：“我止依十州例与我税赋，更不以兵随乞弟。”及沙取令蒲城等密来言：“若乞弟不降，即领都掌等往掩杀。”今沙取若能谕乞弟早降，朝廷当厚加爵赏。如未肯降，沙取能掩杀，赴官与逐处部族都大头领悉加重赏。委沙取抚谕都掌等部族头领早出投降，即依十州例，令输税赋及厚赏锦袍银彩等。
如前所言，宋代“泸夷”的民族构成包括乌蛮三部落和散居的“僰夷葛僚”两类民族。居今滇东北角的晏子——沙取禄路为乌蛮三部之一。北宋时期，宋政府与“泸夷”之间发生多次冲突，生活在乌蛮与宋朝政府两大势力之间的僚人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宋政府诱使乌蛮罗氏鬼主部和沙取部并争取当地僚人配合夹攻乞弟部。于是在当地僚人村落中已有一定势力的都掌（显然已比唐代仅为一羁縻州县强大）等成了宋政府竭力争取的对象。上段文字三提“都掌”，正缘由于此。所谓“十州例”，是指熙宁八年（1075），夷人得个祥等献“淯井监山前山后”长宁、晏、奉、高、薛、巩、淯、思峨等十州，宋乃隶之于泸州淯井监［宋］李焘：《长编》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成为宋泸州之下的羁縻州。而唐代羁縻纳州之下的都掌县入宋以来尚被宋朝政府摒于羁縻州县范围之外。都掌人所要求的，正是希望同十州一样，得到羁縻州的待遇。
宋王朝采取“以夷攻夷”政策，利用乌蛮各部间的矛盾，导致了乞弟部的迅速失势。元丰五年（1082）七月事平，宋政府将原乞弟土地赐予罗氏鬼主。乞弟逃窜之后，神宗下诏令泸夷各部乘势追讨：
会合掩袭，所获夷户，令自为主［宋］李焘：《长编》卷三二八，元丰五年七月癸卯。。
亦即允许任意掳掠，包括都掌在内的降附宋朝各部必然趁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元丰七年（1084）底，宋政府完成了对泸南“新收生界”的收编工作：“随夷情团结”组织为三部“夷义军”，总共为三十一指挥，其中“罗始党生界”为八指挥，“都党十九族”团为八指挥，“长宁管下山前后九州等”团为十五指挥，义军总人数为一万六千多人［宋］李焘：《长编》卷三五〇，元丰七年十二月己丑。。如此，都掌蛮（都党）已经成为泸南地区主要的族群势力，其夷义军成为属于宋朝管辖下的僚人（僰夷葛僚）三军之一，这显然是宋政府“以夷攻夷”政策的结果。
都掌蛮势力的再次壮大是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羁縻晏州多刚都大首领卜漏团结上万夷众反抗宋王朝的压迫政策，分兵四出，攻围诸寨堡，连连获胜，蜀土大震，都掌、罗始党等相与为援。后在宋政府的威逼利诱下，都掌、罗始党等先后转而助宋攻卜漏。史载：政和五年（1115）四月，晏州三县三十五村并罗始党诸族一百三十五村“节次来降”。九月甲午，宋泸南招讨使赵遹数遣人“招谕罗始党贼首领失胄归顺”。是日，失胄诣江安县降，被授以承信郎，冠带靴袍供给以及“券历并旗号”等，失胄遂“归约诸囤”。十一月，
都掌族首领特苗、罗始党族首领失胄皆诣赵遹献所获夷级。特苗自言：“强壮者悉已斩献，余老小乞留作奴婢。”遹许之［宋］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讨卜漏》。该内容《长编》原文佚。。
经过这场战役，“都掌族”等显然再一次壮大了自己。
夷义军三部，属“长宁管下山前后九州等团为十五指挥”居住地分布在“山前后九州”之中，比较分散，正如史籍所载，“至如萨、定、巩、奉、浙六州，隔在山后，有远去五日程者”［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六《长宁军》。。更由于淯井盛产食盐即所谓“牢盆之利”， 中原王朝势力深入远在唐宋之前。政和年时，又在这一带设长宁军，牢固地掌握了“长宁管下山前后”的统治大权。因此，这里的僚人与汉民族的融合发展进程也较迅速，以致宋代以后不再呈集团性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都党十九族”和“罗始党生界”两部，宋王朝的统治势力未能深入其内部，故后来能长期保持相当的独立性。
经北宋后期元丰、政和年间两次发展，都掌族群势力迅速壮大。处在宋朝疆域边缘的都掌蛮被纳入了宋王朝的管理系统，接受间接统治，南宋时期相安无事。到元代，属于僚人的都掌蛮和属于乌蛮的阿永蛮发展成为泸叙地区最有力量的两支族群。至元十五年（1278），都掌蛮归附元朝政府，其首领被封为“都掌蛮安抚使”，号“大坝都掌”；至元十七年，“授以大坝都总管”《元史》卷三九《顺帝本纪二》。。 整个元代，降服不定，显示出相当强盛的力量。紧邻泸叙地区之南的茫部、乌撒、水西、东川、易良州等地乌蛮诸部亦时叛时降，都掌蛮等常与之相结，使元朝当局时常处于穷于应付的状态。至于明代，都掌蛮更与王朝政府长期周旋冲突。对于这样一支在西南古代民族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族群，值得予以足够关注。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西南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都掌蛮”研究二题
——明代“都掌蛮”的构成和消亡自20世纪30年代中美学者披露四川南部“僰人悬棺”这一历史疑案以来，对于悬棺主人“都掌蛮”的研究一直是治西南民族史的热门话题，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学者们对“都掌蛮”的有关问题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讨1981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印了《民族论丛》第1辑《悬棺葬研究专集》，1982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4辑也以讨论悬棺葬及其民族为主题。稍后则有屈川《川南“都掌蛮”的反明斗争》，丁天锡《川南岩葬及有关问题》，分别载《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和1988年第4期。。笔者曾对“都掌蛮”在早期（主要是宋代）的活动及其势力崛起的原因等进行过探寻参见本书《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1987），《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1995）等文。。为了对“都掌蛮”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对其在明代的构成状况和消亡原因做一深入剖析是很必要的。本文论证两个问题：明代“都掌蛮”融入了大量汉民，其民族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都掌蛮”与明朝统治者斗争的失败及其消亡乃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奉行强迫同化民族政策之一典型例证。前一问题长期被人忽略，后一问题则有待深化。一、明代“都掌蛮”的构成
明代的“都掌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明斗争，持续时间长达两百多年。万历初年镇压都掌的明军统帅曾省吾说：“山都介在川贵间，汉府土司周遭布漫而蛮独陆梁其中。往代无论，明兴二百年间，盖十有一征，而最大者无如天顺、成化之际。至烦大司马提兵出合三省汉土官军十八万，越四年，仅克大坝。盖其地去九丝不二十里，竟厄塞难进，以故遗患至今。嘉、隆间猖獗甚矣。”明代“都掌蛮”主要力量聚集于凌霄城、都都寨和九丝城一带（今兴文、珙县）。明官员估计“九丝城之蛮虽极多不过一万”；或云“蛮虽多，男妇不过二万”；或估计：“周遭各寨，已尽行攻夺据之，蛮俱奔上九丝拒敌，约二万有零。”［明］曾省吾：《确庵先生西蜀平蛮全录》（下称《平蛮全录》）卷一〇《功宗小纪》，卷一三《与刘将军四八》、《与安总兵四》，卷一一《寄内阁吕老先生书三》。本文所引《与刘将军》并见曾省吾《平蛮全录》卷一二、一三。曾省吾《平蛮全录》共十五卷，是关于明代“都掌蛮”最直接也是最丰富的史料，其中内容仅少部分另见于《明实录》、《明史》和地方志等史籍。今人论述，笔者仅见《四川通史》第5册《明朝对都掌蛮的军事镇压》（柯建中先生撰）一节中对该录有所引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平蛮全录》载《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九，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人数并不多，但却能长期与明朝大军抗衡，其间原由，令人思索。通过对“都掌蛮”构成的剖析，我认为，明代“都掌蛮”的构成已趋多元，这是其能长期进行有效抵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居此地的“都掌”、逃往此地的汉人“亡命”或其他一些汉人、被都掌人掳获的汉人、为都掌所用的其他民族，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地方势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斗争已经不是一场纯粹的民族斗争了。以下对其民族构成分别予以条析。
第一，都掌“土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