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概说
一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其游牧民族的思维与文化对当时全国的经济与文化带来巨大的破坏。后统治者转变观念，吸收汉族文化，用怀柔和严酷兼顾的政策进行统治。生产力迅速发展，城乡经济一片兴旺，文化也相当繁荣。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国家辽阔而富裕。但是，清朝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末世，1840年，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用鸦片和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志士仁人为了拯救社会、国家、民族，先后发动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最终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清朝灭亡也标志着整个封建社会的灭亡。
清代是古代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西方文化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从本质看，清代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主流思想仍然是儒家思想。故表现乱世儒家思想与感情的杜甫和杜诗，自然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与喜爱。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共鸣。整个古代都是诗的时代，清人仍然普遍喜欢诗，自然也会从诗的角度研究诗圣杜甫和杜诗。清代学术鼎盛，像杜甫这样伟大的人物，自然也会受到大量学者的重视与研究。这样，巨变的时代并没有冷落杜甫和杜诗，杜甫学反而更加热门与繁荣，自然也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二
清代杜甫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从顺治时期至嘉庆时期，为清代杜甫学的第一时期。
清代杜甫学与明末的杜甫学高潮一脉相承，可以说清代一立国，杜甫就形成热潮。学术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钱谦益对清代杜甫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刻印，及稍后的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出版，大大激发了人们研究杜甫的热情，研究杜甫成为风气。该风气一直持续到嘉庆。这是清代杜甫学的高峰时期，清代重要的杜甫学学者和著作，差不多都在这一时期。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杜甫学看做是万历至明末时期杜甫学的发展和延续，把两个高潮合并为一个时期，把明万历时期至清嘉庆时期看作杜甫学的一个大高潮。明万历时期至清嘉庆时期，是杜甫学最昌盛的时期。
从道光开始，至清末，为清代杜甫学的第二时期。
这一时期杜甫学依然很热。就杜甫学的著作数量而言，以时间来平均，和前期是差不多的。但著名的杜甫学学者与著作却很少，特别是没有高水平的杜甫注释著作。著作以诗话、评点、考证、札记、论说为多，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常期。杜甫学未能突破前期的成就，掀起新的高潮，原因是复杂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学术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它本身就是波浪式的发展。清代整个学术在乾嘉之后出现某些衰退，杜甫学也出现某些衰退，是很自然的。（二）清代杜甫学第一时期水平很高，第二期要超越，当然会非常困难。（三）道光以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而一个学者的杜甫的研究，需穷二三十年时光，方有较大成就。在社会巨大变革时期，能如此投入的学者较少。（四）学术需要创新，而只有新的时代，才能带来崭新的学术创新，根本的学术创新。道光以后的清代，仍然是封建社会，尽管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但并非一个本质变化的新时代，一个有着崭新思想的新时代，杜甫学自然也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不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天地。
三
清代杜甫学著作非常丰富。如果将其分类，大致可分三类：（一）杜甫学专著。主要是杜甫(包括文集)的研究著作，包括年谱、考证和札记。（二）杜诗评点著作和诗话著作。清代这类著作甚多。（三）杜甫作品的选本和相关研究性著作。很多著作都对所选的诗(包括文)进行注、解、批点，其实是专门的研究著作，有的选本则是普及性读物，有的则是学术研究与普及性结合。现将清代有特色的重要的杜甫学著作和作者简要论述于后。
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二十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二十二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金圣叹《唱经堂杜诗解》四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陈式《问斋杜意》(《陈问斋先生杜诗说意》)二十卷。陈式(1612—？)，字二如，号问斋，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年过五十，应试不第，抛弃举子业。做过府署幕僚，也讲学授徒。陈式酷好杜诗，“日咀月咏，寝食都捐”，“居恒呐呐不出口，一言及杜，则掀髯掔膉，辩论纵横，闻者莫不勃然兴，肃然敬”。该书始撰于康熙三年，成书于康熙六年。书名“说意”，故解说就以谈杜诗的基本思想为主。陈式《读杜漫述》谈自己解说杜诗的理念：“注杜大旨则谓注意，止可发明诗人之意，不过执己见。一执己见，则凿矣。”这就是根据杜诗本身文字所传达的内容信息，阐明诗的思想。这样的理念是正确的、高明的。陈式是在总结过去杜诗解说中穿凿弊病产生的根源的基础上谈自己的理念。他又反对蹈袭前人，表示“予是编从不暗袭人片言只字”。总之，他的理念就是反复研究杜甫诗，把杜甫诗的原意解说明白。《问斋杜意》解说杜诗主要解说诗的主要内容，简明畅达，平实妥帖。因为陈式本就“不过执己见”，故新见较少。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大量记载知己或相识者的评语，人数多达七十多人。这些评语学术价值不高。该书有陈式《读杜漫述》四十八则，是“注杜诗偶有感想，偶有记忆”的成果。内容广泛，而伤于杂乱。总之，《问斋杜意》是一部有真知灼见的杜诗研究著作。
吴见思《杜诗论文》五十六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张溍《读杜堂杜诗注解》二十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张远《杜诗会萃》二十四卷。张远，字迩可，萧山(今浙江萧山)人。康熙中由贡生为缙云县教谕。著有《云峤集》《蕉园集》《梅庄集》。书之名曰“会萃”，即博采众家性质的著作。该书的特点是有注有解。注释综该众作，而直接利用前人成果。主要利用钱谦益笺注和朱鹤龄辑注，而能去其弊端，补其不足，有所前进。该书《凡例》云：“少陵诗注不下百家，得朱长孺而备美，然渗轶尚多，止窥半豹，兹更详为采掇，庶不至挂一漏万。钱虞山笺注以唐史证唐事，当日情事毕见。然多牵合傅会，取其确切者著于篇。”该书广泛引材料注释，不作引申论说。其解说则是对全诗进行总的评述。而长篇则分段，各段之后论述大意。简洁之中见广博，平允之中见功力。《四库全书总目》说：“是书采诸家之注而成，故曰‘会萃’。分析段落，训释文意，颇便初学。”其实，《杜诗会萃》不仅是便于初学而已。
卢元昌《杜诗阐》三十三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仇兆鳌《杜诗详注》二十五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卢震《杜诗说略》一卷。卢震(？—1704)，字亨一，奉天(今辽宁沈阳)人。贡生，官弘文院侍读学士，内秘书院学士。授巡抚。被杀。著有《悦安堂诗草》、《抚偏檄草》、《抚偏疏草》。《杜诗说略》刊行当在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之间，为评论性著作。该书的目录是正派、变法、渊源、元气等，共二十四项。该书正是从宏观的诗的艺术理论来关照杜诗，又将杜诗的成就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论述。作者有自己的研究理论体系，也有自己的见解，有的地方也新颖、深入。但由于作者的艺术理论不够高，不够精，如“扫除”、“游涉”作为理论术语，实在不高明，影响了对杜诗论说的质量。
汪灏《知杜堂读杜诗》二十四卷。汪灏，字紫沧，休宁(今安徽休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为翰林院编修，任侍读督山西学政。《知杜堂读杜诗》为注解性的著作。多综述诗意，对诗进行评论。在体例上很有特点。作者在自己认为的创新之处，明确标出“另眼”、“参榷”、“着意”，表明创新的情况。关于此三项的含义，作者说：“与旧解全不相袭者曰‘另眼’，偶有数语别解者曰‘参榷’，逐字体会虚神者曰‘着意’。”此颇便读者阅读。但杜诗研究创新极难，而作者事实上的创新也不多，故其创新则明显表现在体例上。作者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也确有一些创见，这就很不错了。
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四十卷。周篆(1643—1706)，字籀书，号草亭，松江(今上海松江)人。处士，著有《蜀汉书》《草亭先生集》。《杜工部诗集集解》虽名“集解”，其所集他人之解并不特别多。所集多黄鹤、钱谦益、朱鹤龄数人之注。有时引朋友顾小谢语。该书主要是解杜诗，所解不求全面，而力图解得有见地。故其解有时注释，有时评论，有时也有串讲或分段讲说。该书有时也确有自己的见解。
浦起龙《读杜心解》十五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江浩然《杜诗集说》二十卷，卷末一卷。江浩然(？—1750)，字万原，一字孟亭。嘉兴(今浙江嘉兴)人。一生未仕，在各地教学，居济南时间最长。著有《北田文略》、《北田诗臆》、《曝书亭诗笺注》。一生酷好杜诗，晚年始成《杜诗集说》。该书虽名“集说”，其实兼有集注与集评的性质，也阐述自己的见解。《例言》云：“兹编合众论以参稽，期去非而存是，偶或附以己见，以备取资。标题‘集说’，亦不敢掠美前人云尔。”《杜诗集说》编次依朱鹤龄辑注本，而注释主要采自仇兆鳌详注，其余如赵汸、单复、张、周篆、王嗣奭、朱瀚、朱鹤龄、顾宸、吴见思、浦起龙亦有注评采择，又采有张孝祥、李梦阳、査慎行、邵长蘅、申涵光、姜宸英的评论，所采较广。每篇均在疏解文字之后，列出各家评论，有时也列出作者自己的见解。
夏力恕《杜诗增注》二十卷。夏力恕，字观川，孝感(今湖北孝感)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编修。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山西正考官。辞官归乡，后主讲江汉书院。著有《四书札记》、《菜根精舍诗》。《杜诗增注》几乎不注释语言和典故，而着重诗的评讲。该书评讲或讲内容，或讲艺术，或二者皆讲。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求整齐划一。其评论有自己的心得，有时还有自己的创建。对杜诗偶尔有所批评。
张甄陶《杜诗评注集成》四十四卷。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一字惕庵，福清(今福建福清)人。乾隆十年进士，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任广东鹤山、香山、新会、高要、揭阳等知县。于云南昆明为官，因事罢。先后主讲云南五华书院、贵州贵山书院，晚年主讲福建鳌峰书院。著作甚多。有《四书翼注论文》、《周易传义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礼记陈氏集说删补》、《春秋三传定说》、《松翠堂文集》、《惕庵杂录》等。《杜诗详注集成》是在仇兆鳌《杜诗详注》基础上增删而成的。该书所增评语很广，有李光地、何焯、王士禄、王士禛、浦起龙、蔡世远、陈兆伦、方苞等，也附有自己的见解。张甄陶云：“取仇沧柱先生详注，删其繁复，尽录李(光地)何(焯)二公及国朝诸名公前辈评论于上方，其圈点选次甲乙一依西樵阮亭二先生之旧。间有不惬，亦时附己见，以听读书人之定论。”该书对诸家评论多有批评，其解说时有发明。
翁方纲《杜诗附记》，本书有专节论述。
杨伦《杜诗镜铨》二十卷。本书有专节论述。
刘浚《杜诗集评》十五卷。刘浚，字质文，号寓槎，监生，海宁(今浙江海宁)人。该书刻于嘉庆九年，有作者自序，故推知刘浚为乾隆嘉庆时期人。《杜诗集评》辑录有关杜诗的评论。评论家为清人，作者说明所录者为十五家。这十五家是何焯、宋荦、陆嘉淑、申涵光、俞玚、吴农祥、许昂霄、许灿、王士禄、王士禛、钱灿、朱彝尊、李因笃、潘耒、査慎行。眉批中尚有邵长蘅评语。作者明确表示“不参己见”，自己没有什么发明，其学术价值正在于辑录了众多的评论。
史炳《杜诗琐证》二卷。史炳，字恒斋，溧阳(今江苏溧阳)人，为咸安宫官学教习，选兴化县教谕，又为泾县教谕。生活在乾隆嘉庆时代。著作有《大戴礼正义》、《句俭堂集》。《杜诗琐证》是一部考证性的著作，对历来杜诗注释名物、语词等和系年的错误，进行厘正，故名“琐证”。史炳自序云：“余自少习公诗，妄有考订数十百条，皆泛览群书时随录者，是以诗之先后都不诠次。今兹长夏无事，偶取删定之，其目则仍旧贯焉，命曰‘杜诗琐证’。”作者阅读杜诗注本多，长于考证，故该书颇有精彩处。其佳处往往批驳旧注错误有力，其创见亦令人信服。该书的缺点是有时见解偏颇，附会穿凿。
李黼平《读杜韩笔记》二卷。李黼平(1770—1832)，字绣子，又字贞甫，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嘉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为昭文县知县。后主讲东莞宝安书院。著有《易刊误》、《毛诗细义》、《文选异义》、《花庵集》、《吴门集》、《南归集》等。《读杜韩笔记》为读杜甫、韩愈之作的笔记，主要是对杜甫(这里略去韩愈不谈)诗中，作者有见地的部分进行笺释和评说。其曾孙李云俦跋说该书“推阐诗法，穷其源委，尽其甘苦”，“独超众说，通其神旨，非唯学绝，抑亦识精也”。敬祖之情，难免生溢美之词。而该书确实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施鸿保《读杜诗说》二十四卷。施鸿保(1804—1871)，字可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多次应乡举不中，中年后在江西、福建为幕僚，客死福州。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有《春秋左传注疏》、《炳烛记闻》、《可斋诗文集》、《闽杂记》。施鸿保尚有《读杜随笔》八卷，学术界多未见，推测可能改写后成果已入《读杜诗说》中。《读杜诗说》为一部纠仇兆鳌《杜诗详注》之失的书，也是一部展示作者研究杜诗心得的书。作者在肯定《杜诗详注》的成绩的同时，对仇兆鳌的种种错误进行了批评。作者说：“读之既久，乃觉穿凿附会，冗赘处甚多。且分章画句，务仿朱子注《诗经》之例，裁配虽匀，而浑灏流转之气专致扞格，训释字句，又多侗不晰语，诗意并为之晦。间附评论，亦未尽允，甚有若全未解者。”作者反对穿凿附会，认为应按杜甫的本意来解释杜诗。作者对仇注的错误纠正甚多，对赵次公、张、王嗣奭、钱谦益、朱鹤龄、卢元昌、黄生等之说亦有辨证。很多纠谬和辨证都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有时还能有自己的创见。该书有时并不驳仇兆鳌，而是阐述自己对杜诗的见解。张慧剑说：“我们也尽可以把这部书看做是施氏记录自己多年研究杜诗的心得的一部札记。”当然，该书也有一些错误。有时用传统的错误去看待仇兆鳌注，如《游龙奉先寺》就用前人的“天窥”之说去纠“天阙”，反而造成自己的错误。有些地方自己也牵强附会，造成错误。
郭曾炘《读杜札记》。郭增炘(1855—1929)，字春榆，别号匏庐，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光绪丙午进士，为礼部侍郎，典礼院掌院学士，实录馆总裁。著作有《匏庐诗集》、《五臣本〈昭明文选注〉校误》、《施注苏诗订讹》、《邴庐笔记》。其《读杜札记》为读杜时的心得。评论杜诗的重要注家蔡梦弼、刘辰翁、王嗣奭、钱谦益、朱鹤龄、仇兆鳌、顾宸、浦起龙等的注解的得失，订正他们的讹误，有时也发表自己的意见。作者对杜甫研究甚深，所论多有学术价值。
四
清代学者非常擅长文献学，在杜甫学的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