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时尚。清代研究杜诗艺术，喜欢用立意、结构、语言这一类的模式来研究，甚至直接用当时的时文——八股文的理论起承转合的模式进行研究。这样的艺术研究方法，明代已有一些学者使用，已具备雏形，至清代而发展完善，成为新的研究方法模式。其创造和引领潮流的人物是陈醇儒、金圣叹和吴见思。陈醇儒笺注杜诗自叙说：“因不揣固陋，先取七言律讨论批驳，凡令一诗之前后起承转合，并牵连以及三首、五首、八首，首尾开阖照应之处，一一拈出，成八万余言。”(《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其注重诗的篇章结构的研究，“每章必先指明曰前四句，后四句，庶使知首尾来去各有分别，虽云琐细，所不嫌也”(《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则言》)。金圣叹则进一步将杜甫的诗大多都以四句为一解，进行研究，说“唐人诗多以四句为一解，故虽律诗亦必分作二解。若长篇，则或至作数十解”(《唱经堂杜诗解》卷一)，然后用“起承转合之法”(清张芳《与陈伯玑书》，刘大杰、章培恒《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引)进行分析。吴见思的《杜诗论文·凡例》将其研究分为五部分，即总论、章法、句法、字法、余论，足见其研究艺术以研究章法、句法、字法为根本。总起来说，这种艺术研究方法的模式就是三部分：第一部分，研究杜诗的立意，主要是研究艺术构思；第二部分，研究杜诗的谋篇布局，也就是篇章结构，主要是进行起承转合的研究，或章法研究；第三部分，研究杜诗的语言，主要是句法和字法研究，而其根本为研究结构和语言。这样的研究模式是很有新意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具有相当的程序化和操作性。这种研究模式在清代杜甫学中形成一种潮流，运用的学者甚多。顾宸、章咏、万俊、鲁一同等均大致使用这一艺术研究模式。新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自然，像起承转合这样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用后代作时文的方法来研究变化莫测的杜诗艺术，不免有些荒唐可笑，但艺术的根本原理是相通的，有些研究也颇为奇妙。
清代杜诗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细致。其重要表现是研究理念与方法的细密。卢震《杜诗说略》的目次是正派、变法、渊源、元气、胎骨、体裁、品格、章法、声律、诗眼、诗情、诗典、诗史、诗病、浅深、虚实、生熟、平奇、雅俗、大家、扫除、游涉、参悟、神化，计二十四种。可以说是作者研究的二十四个方面。大多数都是艺术研究，足见其研究思路的缜密。万俊《杜诗说肤》目次是原情、式法、炼字、审音。四章皆涉艺术。其《式法》分三部分：（一）章法，列一气顺成法、首尾相顾法等多种方法；（二）句法，列实眼句、虚眼句等二十七类；（三）对法(对仗法)，列走马对、流水对等十八类。研究真是细致。像卢震、万俊的研究也许有些繁琐，分类也许并不严密，乃至混乱，但正是细致使他们的研究深入，有许多发明。
清代还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特别是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对杜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清人认为杜甫所以能成为大诗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继承了自先秦至唐朝杜甫时代的优秀文化，包括向同时代的诗人学习。潘德舆说：“严氏羽曰：‘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按，言宪章，必当言祖述。少陵所祖述者，其《风》《骚》乎？沧浪不言，何也？且少陵取材，奚啻六朝？观其《过宋之问旧庄》云：‘枉道只从入，吟诗许更过。’《陈拾遗故宅》云：‘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郭代公故宅》云：‘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观薛稷书画壁》云：‘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赠蜀僧闾丘师兄》叙闾丘均云：‘晚看闾丘意，妙绝与谁论？’《哀故相公张九龄》云：‘自我一家则，未缺只字警。’则知少陵于本朝诸巨公靡不息心研玩，安得以其‘熟精《文选》理’，‘续儿诵《文选》’之句，遂谓其取资止于六朝哉？”(《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论述虽较简略，但却很全面。事实上，杜甫正是吸收了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作为营养，作为诗歌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元素，才创作出伟大的诗歌的。
关于杜甫在诗坛的地位，清人认为杜甫继承了《诗经》的传统，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忠君爱国，是诗歌的中兴。潘德舆说：“宋氏祁曰：‘甫混（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饫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按仇沧柱谓‘《旧唐书》记事略而论文详，备载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唐书》记事稍详，其论赞一段，简括遒劲，颇类欧史笔意’。愚谓宋氏此赞，简则有之，括未能也。‘千汇万状，兼有古今’，第言其体繁变词富有耳，故接以‘他人不足，甫独厌余’也。又以能切时事，千言不衰为诗史，则杜诗之足贵，第在精而多耶？予考陆象山曰：‘诗学原于《赓歌》，委于《风》《雅》。《风》《雅》之变壅而溢者也，《骚》又其流也。《子虚》《长杨》作而《骚》几亡。黄初以降，日以澌矣。唯彭泽一源，与众稍趋，而玩嗜者少。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蹑《风》《雅》，才力宏厚，伟然足镇浮靡，诗为之中兴。’此数行文字，能贯三四千家诗教源流，又洞悉少陵深处，语意笔力，皆臻绝顶，乃可谓遒劲简括耳。以作杜公传赞，庶几不愧。”(《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虽是引用陆象山的话来论述，但潘德舆的观点更鲜明，更深刻。他从儒家的诗教立场出发，认为只有把杜甫定为诗歌的中兴者，才是对杜甫最恰当的评价，才是对杜甫在诗歌发展史上最准确、最公正的定位。潘德舆的观点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清代研究杜诗的风格和成就，沿习明代分体研究的方法，但高屋建瓴，综合细致，很有见解。如论杜甫的七言古诗，潘德舆说：“胡氏应麟曰：‘七言古，初唐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李杜以气概胜，而才藻、风神称之，加以变化灵异，遂成大家。’又曰：‘李杜歌行，虽宕逸沉郁不同，然皆才大气雄，非子建、渊明判不相入者比。’又曰：‘李杜歌行，廓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按胡氏论七言古，以李杜并称大家，颇有见地，不似渔洋论七言古诗，独推老杜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能抗行，而以太白与嘉州并称也。然李杜分别处，言之尚不详核。予考弇州云：‘李杜歌行之妙，冠于盛唐，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确士云：‘七言古诗，李供奉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为一体。杜工部沉雄激壮，奔放险幻，如万宝杂陈，千军竞逐，天地浑奥之气，至此尽泄，为一体。’分论两家，各肖其妙，较胡氏为胜。虽胡氏亦尝分别李杜之歌行，曰：‘阖辟纵横，变幻超忽，歌也。位置森严，筋脉联络，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此又不免强别歌行以状李杜耳。且胡氏谓‘李杜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尤不然。诗各有体，体各有才，才各宜尽，谓‘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将子建渊明歌行绝少，其才犹有未尽者耶？无怪乎谓子建渊明，与李杜为判不相入也，无怪乎谓李杜七古廓大于汉魏，而古质不及也。盖胡氏以貌论诗，不知古诗歌行，貌分而才一，故亦不知丰约文质，貌异而神融，殆所谓皮相之士也耶？至张氏笃庆，又谓‘初唐七古，转韵流丽，动合《风》《雅》，为正体。工部一气奔放，宏肆绝尘，为变体’。此又扬何信阳、李沧溟之余波，予已辨于《李诗说》中，不更赘矣。”(《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潘德舆一一审查了历来关于杜甫七古的代表性观点，皆有批驳和吸收，提出杜甫七古与李白相敌的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研究杜甫的接受史。杜甫对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极大，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研究杜甫条件最好，时间、空间最广阔。清代很多学者都对杜甫对后世的影响做过研究，对杜甫的接受史做过研究。其中，王士禛的研究尤为突出。其研究接受史特点有三：第一，研究涵盖了杜甫身后所有的时代，即对唐、宋、元、明、清都进行了研究。研究人数众多，论述的人数在三四十人之上，很多古代受影响的重要诗人都论述到了。如此大规模的、系统的接受史研究，颇像一部接受简史。虽然他的论述是散见于其著作中的。第二，别致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他主要是研究七言的杜甫接受史。他把诸家七言长句中善于学习杜甫的代表性作品抄在一起，供人们研究。他下这样深的功夫来研究接受史，其论述自然独到而精彩。第三，关于同时代的清代著名文人的杜甫的接受史的研究更值得重视。他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与文人，他对同时文人的接受史的论述，有特别的分量。特别是关于钱谦益、其兄王士禄的论述，更有价值。总之，清代研究杜甫接受史，大大超过前代，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所拓展。
二钱谦益
一
钱谦益(1582一1664)，字受之，常熟(今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中进士，授编修。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天启中劾罢之。崇祯元年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后削籍归。农民义军攻陷北京，明臣议立君江宁。钱谦益阴推戴璐王，与马士英议不合。福王立，俱得罪。上书诵马士英功，马士英引为礼部尚书。复力荐阉党阮大铖，阮大铖遂以之为兵部侍郎。清顺治三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钱谦益迎降，命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俄乞归。五年，凤阳巡抚陈之龙获黄毓祺，钱谦益坐与交通，诏总督马国柱逮讯。钱谦益诉辩，得放还。以著书自娱，越十年卒。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大文豪，大学者。与吴伟业、龚鼎孳号称江左三大家。家富藏书，藏绛云楼中。晚年归心佛教。其文集曰《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三十四年，因乾隆皇帝睹其诗文语涉诽谤，斥为反复小人，诏令毁板(事见《清史稿》卷四八四本传等)。
钱谦益非常喜好杜诗，后半生研究杜诗甚力，积三十余年始成《杜工部集笺注》（又名《草堂诗笺》、《钱注杜诗》），倾注了大量心血。钱遵王云：“此我牧翁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极年八十书始成。得疾着床，我朝夕守之，中少间，辄转喉作声曰：‘杜诗某句，尚有疑义。’口占析之以属我，我执笔登焉。成书而后，又千百条。临属纩，目张，老泪犹湿，我抚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终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谋之，而何恨！’而然后瞑目受含。”(季振宜《钱注杜诗序》)足见钱谦益对《钱注杜诗》的珍爱和出版的重视。
钱谦益最早研究杜诗的著作是《读杜寄卢小笺》三卷和《读杜寄卢二笺》二卷。其成书和卢世的交往有关。钱谦益云：“归田多暇，时诵杜诗，以销永日。间有一得，辄举示程孟阳。孟阳曰：‘《杜千家注》谬伪可恨，子何不是正之，以遗学者。’予曰：‘注诗之难，陆放翁言之详矣。放翁尚不敢注苏，予敢注杜哉？’相与太息而止。今年夏，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属陈司业无盟寄余，俾为其序。……漫录若干则，题曰《读杜寄卢小笺》，明其因德水而兴起也。因《小笺》，‘不贤者识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卢，且道所以不敢当序之意。癸酉腊月，虞方老民钱谦益上。”(《读杜小笺自识》)《钱注杜诗》则是一部系统笺注的巨著，可以视为《读杜寄卢小笺》和《读杜寄卢二笺》的全新发展。《钱注杜诗》原稿本拟和朱鹤龄的杜诗研究合写成一书出版，由于朱鹤龄对钱谦益的笺注删削过多，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和声名之争等原因，钱谦益决定将《钱注杜诗》稿索回，以后独立出版。钱谦益云：“余为《读杜笺》，应卢德水之请也。孟阳曰：‘何不遂及其全。于是取伪注纰缪，旧注之踌驳者，痛加绳削。文句字义，间有诠释，藏诸箧衍，用备遗忘而已。吴江朱长孺苦学强记，冥搜有年，请为余摭遗决滞，补未逮。余忻然举元本畀之，长孺力任不疑，再三削稿，余定其名曰朱氏补注。’”“然长孺心力专勤，经营惨淡，令其久锢不传，必将有精芒光怪下六丁而干南斗者，则莫若听其流布，而余为凭轼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孙遵王谋诸同人曰：《草堂笺注》元本俱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而今珠沉玉锢，晦昧于行墨之中，惜也。’考旧注以正年谱，仿苏注以立诗谱，地里姓氏，订讹斥伪，皆吾夫子独立创始，而今不复知出于谁手，傎也。字句诠释，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阙者可思。若夫类书谰语，掇拾补缀，吹花已萎，哕饭不甘，虽多亦奚以为。今取笺注原本，孤行于世，以称塞学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补者续者，则听客之所为。道可两行，罗取众目，瑕则相资，颣无相及，庶几不失读杜之初旨，而亦吾党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哉！平原有言，‘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此千古通人之论也。因循遵王之请，而重为之序，以申道余始终不敢注杜之意。”(《草堂诗笺原本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钱谦益借钱遵王之口对自己《钱注杜诗》所作的崇高评价。《草堂诗笺》的写作有很复杂的个人政治背景。钱谦益在明朝做高官，投降清朝仍为高官，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但他内心很复杂，降清后又暗中与当时的反清势力联系。郑成功攻南京失利回师，钱谦益拟杜甫《秋兴八首》作诗124首以抒发感叹，说明他心中仍然眷恋着明朝。有的学者认为钱谦益投降清朝时充当卧底，是为了反清复明。而通观钱谦益一生的政治表现，他并非一个有操守与卓识的人，故我们不取反清复明志士之说。我们认为他是一位有着故国之思的贰臣。钱谦益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作《草堂诗笺》，虽未明显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是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于笺注中。钱谦益说：“余之注杜，实深有慨焉，而未能尽发也。”(《钱注杜诗·例略》)所以，钱谦益正是借《草堂诗笺》表现自己投降后对明朝的忠贞，表现自己失掉气节后的操守。这实际上是借注杜以明志，不过做得很隐秘，从《草堂诗笺》字里行间很难看出端倪来。只有了解他的经历和思想，只有了解《草堂诗笺》的写作目的和背景，才能从《草堂诗笺》中体味出来。
二
钱谦益的《草堂诗笺》（《杜工部集笺注》）是杜甫研究史上一部非常有分量、非常有影响的著作。
《草堂诗笺》体例完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附录。（一）精选唐宋时诗话，作为有关杜甫和杜诗的重要评论参考资料。（二）辑录唐代有关杜甫的“唱酬题咏”，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三）诸传集序：元稹作杜甫墓铭、旧唐书本传；樊晃、孙仅、王洙、王淇、胡宗愈、吴若等序跋。（四）《少陵先生年谱》。前有杜甫世系，所作杜甫生平系年比较平实准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时事”一项，将当时发生的国家与社会大事进行系年，与杜甫的生平对应参照，可以使人了解杜甫生平和作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同时，年谱还列诗系年一项，将能准确系年的诗进行系年，使人们可以看出杜诗“诗史”的特色。这样的体例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第二部分是正文。（一）对正文进行校勘。（二）注。（三）笺。
现在我们着重谈谈其校、注和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