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引论
□［美］司徒琳著
□赵世瑜、赵世玲译
□赵世瑜校诚如我们所料，本书各位作者对“清代形成”的解释多少有些不同，但我们都同意说，对于16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用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占支配地位的记历系统，我们是有事可做的。在汉文化范围内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记历系统中，那正是明朝的第十三个皇帝万历统治的第二个10年（一个新的甲子的头六年）。但若探讨声称以世界历史时段行事的一本书中所体现的普遍性，我们就真应该把那些事件放在目前儒略历的6290年代中期去，那种历法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熟悉，但对更为国际化的那层天文学家来说，则是再熟悉不过了。（这种记时系统是法国学者斯卡里格尔（J.J.Scaliger，1540—1609）发展起来的，并在赫舍尔（Herschel）1905年的书中得到最全面的解释（2卷，829～837页）。它与通过使用闰年的儒略历有关，后者创造了28年一度的“阳历周期”，但在斯卡里格尔的儒略期、儒略年、儒略日里的儒略二字，取自发明者的父亲、儒略·恺撒·斯卡里格尔的名字，并非来自于最初那个儒略历。斯卡里格尔的儒略期为7980年，目前的这一期始于公元前4713年，但他的这一系统主要用于天文学，以标记日子（及其中的各部分）的数目，这些日子自（我们回溯时指定为的）当年的1月1日起开始流逝。关于斯卡里格尔在年代学思想史上的贡献，参见格拉夫顿（Graftton），1975。）无论如何，在那10年中，在辽河中游和鸭绿江中游之间的山麓，女真一大部的觉罗部一支有几兄弟，因明军的报复，导致其祖父、父亲和一个结盟的部落成员死亡，此后，几兄弟中的一人在自相残杀中脱颖而出。由此几乎不为人知的开端，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权力扩张和苦心经营的过程，在大约150年的时间里，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使东亚和中亚的大部分领土和人口都归之于此人直系子孙的控驭之下，他便是努尔哈赤（1559—1626）。（关于这些过程的很好的揭示，见柯娇燕（Crossley），1999。）用另种眼光看，在全球10%地表上的约35%的人口（李中清和王丰书中的表1（1999，6页）证实了我根据迈克伊夫迪（McEvedy）和琼斯（Jones）1978年著作中各个部分所做出的估计。），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政治条件，便在逐渐发展为帝国的实体中，由掌握权力的若干分支所决定，其规模从朝廷直接控制之地到遥远的藩封之地——这个帝国是由一个王朝所统帅，最初建立时（在“17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为金国（爱新觉罗），建立者是个女真酋长，麾下有6万～7万名武装（并非火器）战士。（关于努尔哈赤军事组织的记录在连续的几点上是难以解释的，此外，由于在基本的组织牛录中并非所有男人都承担携带武器的工作（比如有一部分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对努尔哈赤兵力的估计是不可能准确的。关于详细的讨论，见《清代全史》第2章，1999；以及张佳生等，第1章，1999。另外，关于满洲“金”建立的日期，也有相互矛盾的说法，周远廉指出，这个国名在1616年努尔哈赤自称“英明汗”时并未出现，他所引用的最早已知的例子，是在1619年努尔哈赤给朝鲜和明朝的汉文信件中使用了“后金”这个词（1986，112～114页）。《清代全史》第1卷的作者在1613年和1614年的《满洲旧档》和朝鲜《李朝实录》中发现有关金政治秩序的资料，但后者的解释和发现似乎是有问题的，即使是努尔哈赤政权何时自称金或后金的问题依然存在。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努尔哈赤是否曾有意用“后”，这是在汉文记录中首次出现的（见Mat-sumura等，1999，303页、539页注10。对此引文要感谢欧立德）。）人们通常认为，那些把握权力的分支主要影响着“中国”，这部分是因为清的扩张和统治把问题最大范围地变成汉文编史传统的大型工程，也是因为清帝国盛期时的地理范围大部分确定为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疆界，就像我们今天所认定的那样。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大约是儒略历第62世纪末、第63世纪初），中国是明代中国，其有效政治控制范围并未超越15个省更远——常常被称为“中国本土”（Chinaproper）或最近所谓“中国内地”（innerChina）。但可以证明的是，正是亚洲大陆的中北部和东北部——蒙古、塔里木盆地、西藏高原东北部（青海），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和辽河流域（今天中国的“东北”），在某些方面还有朝鲜——被以往低估了的建国大业大大地改变了，在1635—1636年间，这项大业的进行者以命名其核心成员为满洲、其王朝为清，替代了对女真及历史上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的认同。（关于清在朝鲜霸权的文化和政治反应，见金载炫（Haboush），1999，亦见本书中其《驳中国时段，即时空间的国族化：朝鲜时代末期的时文》。关于朝鲜与清廷之间决定性的冷淡关系，以及直至乾隆时期都占支配地位的朝鲜文化和政治领袖对满人的轻蔑，见陈尚胜，2000。这种冷淡减缓了、但并未停止朝鲜宫廷通过清廷的资料乐观地追求欧洲的历法（见张存武，1987，326～351页）。清入主中原和征服朝鲜也深深地困扰了日本的领导人，他们发现无法把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坏名声的蒙古鞑靼人与满洲“鞑靼”区分开来。在锁国令着手实施时期，那些事件极大地加剧了日本人对他们地缘政治的周边地区的谨慎，而且他们“刺激了战略性的情报搜集与分析系统的发展，直到19世纪幕府将军倒台之前，这一系统都成为幕府在东亚的战略传感系统”（托比，Toby，第4章，118页引文，1984）。最近，日本本土学术界将17世纪大陆和中国沿海的动乱视为中国对日本支配权崩溃的开端，也是日本从一个受古代农业帝国支配的“亚洲”脱离出来、转向一个更自主的、导向早期现代性的轨道的开端，关于此，见维根（Wigen）2000，8～9页。）无论如何，清的出现不仅对中国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构成了亚洲史、欧亚大陆史和世界史上的重要发展——尽管这一发展显示了令人好奇的时段定位难题。我们要怎样把握这个仍然语焉不详的“发展”，以使我们对变化的把握与其规模和复杂性相适应呢？本书选择了“清代形成”这个词，而不是“清初”或者“清的兴起”，以便刺激思考历史进程而非时期片段、思考那些进程采取或产生的形式，后者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最该被定性为初期或兴起。在自努尔哈赤生活年代以前直到乾隆朝（1736—1795）中期，清的事物秩序是多面向的，本书作者通过关注重要性问题，对清多面向秩序中不断发展的一致性做出了回应。濮德培揭示了康熙皇帝及其史官关于拒绝合作的蒙古首领噶尔丹之死的暂时性的和解释性的托词，他把作为结果的“神话了的历史”（mythistory）与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观念联系起来，后者认为民国时期的疆界多少是历史上预先确定了的——这个主张模糊了清在帝国拓展和殖民事业中的参与，在17—18世纪的整个欧亚大陆，包括在被忽视的中亚，这种参与是清晰可见的。米华健（JamesMillward）同样关注中亚，但不像濮德培那样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向前看，而是把乾隆中期土尔扈特余部回归于清的管辖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让我们回头审视数百年，把清帝国的形成想象为再中央集权化和“再帝国化”的几个案例之一，在蒙古帝国于15世纪初完全分崩离析之后，这些过程在整个中亚和亚洲腹地的各个区域里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尽管狄宇宙（NicolaDiCosmo）并未忽视技术在整个中亚的扩散，但他还是把欧亚之间的海路置于考察的范围内，他考察的是清初征服与所谓军事革命及火药帝国的学术争议之关联，在16—17世纪的欧亚大陆，人们随处可以看到它们。他发现，短管火器技术从西方（不一定是从欧洲）向中国的扩散，并未改变庞大并且已很先进的明代国家，而向较小且迅速适应的满洲政权的次级扩散，却对清初国家结构和效能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发展使火药在清帝国的形成过程中，成为比我们以前所意识到的更重要的因素。卫思韩也将清初与同时期的火药帝国相比较，但他集中注意帝国中心与帝国各区域之间的关系，这些区域是有能力构建独立的国家的。他发现了中国的一个重要而后果明显的不同：尽管存在明清易代的剧烈动荡，省作为帝国的一个可靠和顺从的单元，具有持久性和最后的支撑力。在17世纪中叶，沿海省份福建看起来可能既可以使自己外向发展，也可以使自己内向发展，便是卫思韩的倾向所适用的例子。（关于对清帝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所谓突厥—蒙古血统的国家”相比较的反思，参见森（Sen），2002。）这四个在相对长时段欧亚大陆模式的时段中存在的定位是相互协调的吗？我们看到的是多面向真实的不同面向，而通过进一步研究，这个真实可以在某一天协调起来，还是这隐喻性的宝石实际上只是一个傻瓜困扰其中、却不能整个完成的拼图游戏？依我之见，像在欧亚大陆历史的动态发展范围内的清帝国这样广泛的课题，最好是要避免这种静态的想象才能进行。我们反而应该采纳更为控制性的概念，如弗莱德·斯皮尔（FredSpier）在其篇幅不大却内容充实的著作《大历史的结构》（1996）中提出的“体系”（regimes）之类的概念。
在一般的用法上，“regime”表示一种政治组织，此外还是有问题的或未完全确立合法性的政治组织。但斯皮尔使用这个术语在意义上是更为宽泛的，甚至是宽至宇宙的，没有轻蔑的口吻。这个术语本身包含来自拉丁文regimen的指挥、统治、控制、制度化等等全部关联之意，而且它所表示的概念与其说与社会科学或人文学中的概念、不如说与自然科学中的概念更类似，是持续却瞬间的、复合却脆弱的均衡的概念——是熵的对应物。他宁愿使用“体系”，而不愿使用“制度”、“秩序”、“类型”、“构造”等一类词，因为他发现这个词更灵活，较少暗示稳定性，在把人类史与我们的宇宙史、太阳系史和非人世界的历史相联系时更为有用。其最为概括的含义——最大限度地模糊、同时保留了有效地集中注意的能力——是“多少常规的、最终却不稳定的类型，它具有某种时间上的持久性”的含义，是一个可能容忍巨大的内在混乱和摩擦，却凝聚和维系大于其各部分之物的整体。典型的情况是，一些体系包含着另一些体系——例如，天体包含着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有机体和生物的体系——而它们继续与另一些体系产生互动，试图发现在时间中失衡和分解的那些均衡。在宇宙时空的尺度上，人类文明的体系似乎非常短暂和渺小，但是，由于它是多数历史学家主要关注的对象之一，斯皮尔详细阐释了这个体系，而不是非人的那些，尽管他经常呼唤对两者关系的注意。在他称呼人类体系的“具有多少制度化行为的那一群”之中，斯皮尔假设了三种基本控制类型，借此，人“应对其自身，应对他人，应对周围的自然环境”，那就是“个人的”（例如精神上的和卫生的）体系、“社会的”（例如家庭的和政府的）体系，以及“生态的”（例如生产的和破坏的）体系，它们三者尽管相互依存，却也可以相对自主。（斯皮尔，1996，第1～2章。斯皮尔直率地承认其他许多人对其体系概念的贡献，特别是世界史学者戴维·克里斯蒂安（DavidChristian）和历史社会学家约翰·戈德斯布罗姆（JohanGoudsblom）。在5～6页上，他提到，其关于体系的三种类型，受惠于戈德斯布罗姆和诺伯特·埃里亚斯（NorbertElias）；他还指出其个人体系与埃里亚斯和皮埃尔·布迪厄的“习性”（habitus）间的类似性。）如果我们使用斯皮尔的概念，那么清代形成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次大陆的体系变迁的再制度化阶段，一个不仅需要在跻身于变迁阶段中的个人、社会、生态的体系进行调整，而且需要在欧亚的其他次大陆体系中进行调整的阶段，因为它们二者是互动的——大抵上，这些体系从俄罗斯向外伸展，穿越西伯利亚，从兴安岭直到天山的蒙古—额鲁特控制地带，西藏高原、朝鲜半岛，以及更为决定性的、在南部海域上逐渐由欧洲人操控的大范围海上贸易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