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二十世紀下葉“文學自覺”說述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現了兩本影響較大的文學史。一本是1962年版的《中國文學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一本是1963年版的《中國文學史》，由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
關於“文學自覺”，社科院文學所編文學史認為：“文化思想方面，漢魏之際是一個轉捩點。這在文學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書中認為是大貴族官僚集團統治的削弱和比較寒微的中小地主的得勢，使原來儒學禮教的束縛減弱，自由思想活躍，各種異端思想得到了發展；曹魏集團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他們的創作反映現實，注意向漢樂府學習。所以，建安時代“大量的作家和作品涌現了出來，使各種文體都得到了發展，尤其是詩歌方面打破了漢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詩從這時開始興盛，七言詩也在這時奠定了基礎”（中国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87-188頁。）。
游國恩等主編的文學史說：“建安時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學的意義也得到更高的評價，加之漢末以來，品評人物的風氣盛行，由人而及文，促進了文學批評風氣的出現，表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氣為主’，代表了建安文學抒情化、個性化的共同傾向。所有這些也都標誌着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大變化。”該書揭示產生這一現象的思想、政治背景時，基本也集中在這樣兩點：一是社會變動使儒家思想獨尊的局面被打破，各種思想呈自由發展之勢；二是曹氏父子及其周圍文人思想有進步的一面，又廣泛接觸現實，用他們的作品反映民生疾苦和表達理想壯志（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96頁。）。
二史吸收了魯迅、王瑤等人的研究成果，其說基本上是對前人論述的推衍。二史的可貴之處在於能堅持從社會學的角度觀照漢魏之際文學發生的轉折性變化，從而使文學與社會態勢、文學與創作主體的群體社會屬性之間建立起了聯繫，這些都是探索藝術規律所不能不予以考察的基本命題，至今仍有積極的藉鑒意義。但不足的是，它們的“社會考察”有過於直觀之嫌。如經學、禮教束縛的減弱，各種思想的自由發展都是漢魏之際的實際情況，但它們與文學變化之間卻並非是直接的、必然的促生關係，二者的關係是極為複雜的，如是簡單概括，缺乏對具體支撑文藝存在發生變化的深層社會運動的歷史考察，也就難以對二者發生關聯的具體環節作出如實的說明。再如二史對創作主體群體社會特性的概括也深受時代氛圍的影響，像階級上下、進步與否的定性，依據的是當代的政治認同標準，是否符合事實，還可以作進一步分析。同時，階級決定論帶有明顯的直觀論色彩，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問題的多樣性。另外，二史對於“文學自覺”特徵的概括，主要集中在文學領域內部，如文體、文學的抒情性、文學批評、文士地位、文學的意義等，缺少宏觀的文化觀照和深層的文化透視，還深受着“五四”以來文學觀念“純化”運動的影響。當然，上述傾向帶有時代的特徵，不能苛責作者。就實際而言，二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較長時間裏一直是優秀的文學史範本。二史作為普及性的教材，影響是深遠的，就本論題而言，“文學自覺”觀念至此深入人心，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學自覺”問題重新引起重視後，很多論者還遵循着二史的路子，一些論說基本就是對二史觀點的進一步細化和具體展開。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承認“文學自覺”的前提下，出現了對“文學自覺”新的審視聲音。
一是1981年出版的李澤厚的《美的歷程》，該書提出了“人的覺醒”說。他認為：“如果說，人的主題是封建前期的文藝新內容，那麽，文的自覺則是他的新形式。兩者的密切適應和結合，形成這一歷史時期各種藝術形式的準則。以曹丕為最早標誌，他們確乎是魏晉新風。”“曹丕所以講求和提倡文章華美，是與他這種對人生‘不朽’追求（世界觀人生觀）相聯繫。文章不朽當然也就是人的不朽，它又正是前述人的主題的具體體現。”“所以，由曹丕提倡的這一新觀念極為迅速地得到了廣泛的回應和長久的發展。自魏晉到南朝，講求文辭的華美，文體的劃分，文筆的區别，文思的過程，文作的評義，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匯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它們成為這一歷史時期意識形態的突出特徵。”（《美的歷程》，見《美學三書》，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99-100頁。）
李澤厚從“人的覺醒”角度理解“文的自覺”，是有積極意義的，自從有人提出“文學即人學”的命題之後，“人”就成為把握文學的一個重要向度，李澤厚把近現代文藝學範疇的這一極有意義及價值的思考引入對“文學自覺”問題的理解，把對“文學自覺”內涵的把握推向了深入。
但其論述也存在着若干的不足。首先是“人的覺醒”的發生，李澤厚認為是門閥士族對“新興”世界觀、人生觀的追求導致了“人的覺醒”。這裏存在着很大的問題，李澤厚文中作為重點論述的、認為典型地反映了“人的覺醒”的《古詩十九首》，以及在“人的覺醒”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曹氏父子等，都與門閥士族干係不大，甚至曹氏政權在壯大的過程中，對門閥士族一度還有鬥爭、打擊的一面，作者把“人的覺醒”歸因於門閥士族的興起和追求與史不盡相符。其次是“人的覺醒”與“文學自覺”發生關聯的層次問題。所謂文學的“自覺”，是相對于文學的“不自覺”而言的，從“不自覺”到“自覺”的變化，其中有若干表現特徵，“人的覺醒”于“文”中的體現即是其一。當“文”在政治鬥爭中作為意識形態之工具被提升進而表現出“自覺”時，與“人的覺醒”並没有直接的關聯和對應。至於“人的覺醒”在“文”中有了鮮明的體現，那是有了相當發展的“文”對該種精神介入表達的結果，而不能反過來說“人的覺醒”促發了“文”的“自覺”。所以，從發生論角度看，“人的覺醒”在“文學自覺”的過程中，具有影響之功，卻無決定之論。
李澤厚“人的覺醒”說的出現，也有特殊的背景。它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人性”意識復蘇、對“人道”進行呼喚、對“個性”予以張揚的社會思潮中的一聲號角，同時也是對當時給“文學是人學”說予以平反的文藝思潮的呼應，所以“人的覺醒”說迅速地在社會上引起共鳴，得到廣泛的關注。
1987年，章培恒在《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復旦大學學報》1987年第一期。）一文中說：“在這以前的文學，許多都重在政教……都並無尊重個性的要求。提出這一要求，實從這時期的文學開始。”“在魏晉南北朝文學裏，最值得矚目的一點，是自我意識的加強；這實際上意味着對個人的價值的新的認識。”“由於自我意識的加強，文學的社會責任感減弱了。文學的創作首先不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政治、教化的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獲得心靈上的快感。……因此，創造美就成了文學的首要任務。”1988年，陳良運在《魏晉南北朝文學中的“個性”和“情”》一文中說：“中國文學發展到魏晉南北朝，終於進入到了‘文學自覺的時代’。……首先，魏晉南北朝的文學作品中，比較明顯地體現了作家對人的個性的尊重，賦予表現的对象以較強的自我意識。”“其次，情在文學領域的地盤不斷擴大。”“此情，當然是個體之情感，有獨特、鮮明個性之情感，決不再是那些被規範了的，屬於某政治意識範疇的‘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的所謂‘動天地，感鬼神’之情。”“至於整個魏晉南北朝文學，就其‘人的主題’‘文的自覺’（李澤厚語）之大概能否視之如歐洲的文藝復興，有待於進行全面而深入的比較研究。”（《復旦大學學報》1988年第五期。）不難看出李澤厚的顯著影響，甚至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對“文學自覺”進行廣泛討論時，“人的覺醒”論始終是最重要的一脈。
二是對“文學自覺”的發生時限開始出現不同的看法。提前到漢代者，以龔克昌為代表，他在1981年發表的《論漢賦》（《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說：“魯迅先生曾經說過，魏文帝曹丕的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魯迅先生的根據是曹丕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也就是近代所說的為藝術而藝術。根據魯迅先生的這個標準，或用我們今天所說的所謂自覺地進行藝術創作的標準，我都認為，這個‘文學的自覺時代’至少可以再提前三百五十年，即提到漢武帝時代的司馬相如身上。”以後龔克昌在1983年發表的《劉勰論漢賦》（《文史哲》1983年第一期。）、1984年出版的《漢賦研究》（《漢賦研究·關於漢賦之我見》，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再版，第324-325頁。）、1985年發表的《漢賦新論》（《北方論叢》1985年第三期。）中，都不同程度地闡述了上面的觀點。並於1988年撰寫《漢賦——文學自覺時代的起點》（《文史哲》1988年第五期。）一文，認為對之前的說法還没有進行“有說服力的、科學的論證”，擬在這篇文章裏提出一些“意見”。作者認為，把漢賦作為文學自覺的起點，首先是漢賦文學意識的強烈湧動、文學特點的充分表露，表現為：第一，浪漫主義表現手法的廣泛充分運用；第二，追求華麗的辭藻。其次是漢賦作者提出了新的比較系統的文藝理論。龔克昌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他是新時期較早關注“文學自覺”問題並對之予以重新審視的學者。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把“文學自覺”的發生時限擴大者，還有章培恒、陳良運，不過二人是把時期延展至六朝，這一傾向從前引二人的論文中即可看出，此不贅述。
三是周振甫1985年發表了《“文學的自覺時代”的文學》（《許昌師專學報》1985年第四期。）一文，提出：“曹丕以後，晉代陸機的《文賦》提出‘詩緣情’來；劉勰在齊代論文，著有《文心雕龍》，被推為文學理論著作，梁代蕭統選《文選》，不選經史子，這個‘文學的自覺時代’似可從曹丕一直算到蕭統。”周振甫概括說：“從曹丕到陸機、劉勰、蕭統，假如稱做‘文學的自覺時代’，這個文學該指雜文學，也包括詩賦的文學在內。這個文學的要求，以劉勰說的情深、風清、義貞、文麗為主，即以有深情、正理和風格、文采為主，這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理論要求，同西洋講的以形象思維為主的文學不同。”作者從整個傳統文論趨於定型的角度來看待“文學自覺”，傳統文論的框架體系在《文心雕龍》那裏基本完成了，《文心雕龍》既是對前代文論的總結和集大成，又指向後世唐宋的古文運動、明代唐順之的提倡古文、清代桐城派的文論，從而貫穿了傳統文論之主脈。這個體系有它獨具特色的內核，即雜文學格局，與西方講的以形象思維為主的文學面貌不同，故而作者把從曹丕、陸機到劉勰、蕭統的時代稱為“文學的自覺時代”，這裏的“文學”指雜文學。
周振甫的識見是很精深的，傳統文學是極具民族特色的一個文化領域，自古至“五四”前後，“文學”雖代有變化，但其“雜”文學觀念、“雜”文學格局卻一直是完整、鮮明地存在着的。不同于傳統的文學面貌是隨着西方文化觀念的深入、“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纔漸成眉目的，“文學自覺”說的提出，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成果。文學觀念的“純化”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一個重要傾向，其對近現代文學創作風貌的形成及文學研究體系的建構影響至大，但完全以之觀照古典文學研究，則常顯鑿枘不合，難以深入。傳統的“文學自覺”研究，多以所謂的“純文學”視之，雖不乏精見，但總嫌難入其裏，難顧其全。周振甫考察了具有代表性的古代文論所反映出的古代文學原相，抓住其最反映本質的特點，以其格局建構之成型來審視“文學自覺”，則因與傳統文學的實際面貌相合而頗具學術高度。但把文論的定型許之為“文學自覺”，已經帶有了周振甫的發揮，既然對“文學”的面目、規律、特徵等方面已然存在着符合傳統文學本質特徵的認識，那麽說這一時期的“文學”“自覺”了，自然是成立的。不過，文論的“總結”往往具有滯後性，其所據以形成認識的實際文學發展局面，倒是認識文學變化所應予以首要考察的。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文學自覺”研究基本沿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論題而來，且研究趨細，在1996-1997年間還出現了一個研究（論爭）的小高潮。
在時限問題上，一是劉躍進提出了“宋齊”說，其在《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導論》中論及“文學自覺”时認為，漢末文人詩歌創作雖起了重要變化，但還遠没有完全獨立，政治的巨大影響依然在限制它的獨立發展，它還遠没有從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來。直至漢魏之際，這種情形並未得到根本的改觀。魏晉以後，情形開始發生變化。為了適應抒情方式的變化，魏晉以後的詩人特别着力於抒情技巧的完善。這就促使他們深入考察文學自身的特性，逐漸自覺地把文學當作獨立的實體來看待。強烈的變革意識和獨立精神，促使南朝作家從劉宋初年開始，到南齊永明前後，經過幾代人數十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將中國古代文學從封建政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來，並真正深入到文學內部去探索其發展規律，使之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其重要標誌是文學獨立一科、文筆的辨析、四聲的發現三個方面。以这三個方面的變化為顯著標誌，中國古代文學從此真正步入了自覺時代（《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1-22頁。）。
關於政治與文學的關係，由於曾走過彎路，所以有時又矯枉過正，一涉及“政治”往往就一概予以否定，實際上，傳統文學的發展，幾乎總是與政治攪在一起的。關於曹魏政治與曹魏文學的關係，是否如作者所認為的那樣，實在是一個有待更正的話題。同時，作者傾向于把文學看作是一個自為、封閉的發展系統，從這個視角觀照文學的發展格局，容易截取其中某些顯著的變化作為“質變”的標誌，該文所言的“文學自覺”諸重要標誌，實是“文學自覺”深入發展後所取得的某些成果。就概念而言，這裏涉及一個對“自覺”和“獨立”理解的問題，同為對事物發展階段的概括，“自覺”應屬“獨立”之前發展階段，“獨立”應是“自覺”發展之最後結果，二者的涵蓋應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