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利休對茶道的貢獻在於，他把茶與禪的精神結合起來，並推而廣之，創造出一種以簡素清寂爲本體的“侘茶”。“侘”的日語讀音爲wabi，原有“寂寞”、“貧窮”、“寒磣”、“苦悶”的意思。平安時期的“侘人”一詞，是指失意、落魄、鬱悶、孤獨的人。到平安末期，“侘”的含義逐漸演變成爲“靜寂”、“悠閒”，成爲很受當時一些人欣賞的意境。千利休把茶道發展为“空寂茶道”，將茶道提高到藝術的水平，使幽玄思想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千利休所提出的“空寂茶道”，是以“貧困”作爲空寂的本質構成。所謂“貧困”是指不追隨世俗的財富、權力、名譽等，而企圖從“貧困”中感受一種超現實的存在。因此，千利休的“空寂茶道”首先將茶室簡化爲草菴式的木造結構建築，且將茶室縮小爲二鋪席乃至一鋪席的小面積；其次，在茶室内配上在千利休指導下由長次郎特别製作的日本式形狀不勻整的粗茶碗“樂茶碗”和質素色沉的茶壺，在壁龕裏挂一軸水墨畫或簡潔的字幅，擺上一個插上一朵小花或花蕾的花瓶；再次，品茶嚴格按規範動作緩慢而有序地進行，造成一種靜寂低徊的氛圍。在這樣的藝術空間裏，茶人容易在情緒上進入枯淡的境界，引起一種難以名狀的感動，並且不斷昇華，産生一種悠悠的餘情，並在觀念上生起一種审美意義上的空寂與幽玄，茶人也就容易達到純一無雜的心的交流。這種以隱逸思想爲背景的茶會與足利義政東山時代流行的書院式茶會相反，一掃豪華的風氣，衹是邀請幾個知己在一間陳設簡單的屋裏，利用簡單的器皿，在閑靜中追求一種恬淡的樂趣。與此不同的是，書院式茶室較爲奢華，其建築多屬於中國禪林庭園的建築系統，如京都天龍寺的龍門亭、鐮倉瑞泉寺的一覽亭以及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于應永四年（1397）建立的金閣、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于文明十五年（1483）建立的銀閣。金閣與銀閣並稱爲室町時代豪華建築的代表。金閣於公元1950年被焚，銀閣至今仍保存在京都慈照寺内。隨着禪思想的滲透，日本茶道逐漸由豪華變爲樸素，由複雜變爲簡單。千利休集茶道之大成，完成了草菴茶室，排除了一切繁瑣的裝飾，衹保留了建材的原始形態和本色之美，體現了真正的禪的精神。就這樣，茶及茶文化由中國傳到日本後，經過汲取、融合，出現了大和民族獨具内涵的茶道，遂成爲日本的一種獨特文化，被譽爲“東洋精神的真髓”，成爲了日本文化的重要代表和象徵。
明治前期，由於歐化之風盛行，傳統習俗多受排斥，茶道曾一度低落。但明治後期，隨着國粹思想的興起，又重現繁荣。明治以後，吃茶的風雅趣味深入到一般民衆，更加形式化和職業化起來。在一般的大衆生活中，飲茶方式有接待客人的煎茶、解渴的番茶、飯後的消食茶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不少學者和好事者對茶道展開理論研究和歷史考證，專心於茶道的鑒賞。與此同時，以營利爲本位的茶場業盛行，百貨店、會館及社寺裏，茶道行事頻繁，常有盛大的茶會。姑娘出嫁前，必先習茶道，以培養做妻子時需要具備的品性。最近十多年，烏龍茶因實行罐裝化而迅速普及，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的烏龍茶的進口量，終於超過了紅茶而獨佔鰲頭。飲茶不僅有了用開水沖泡的罐裝、瓶裝的形式的變化，而且作爲減肥的健康飲料，也頗受現代人青睞。由此可見，從中國傳來的飲茶文化，已經深深地浸透了日本人的生活。
日本的茶道流派，多不勝數，最大的當算千利休嫡傳的“三千家”（表千家、裏千家、武者小路千家）。此外還有宗和流、有樂流、三齋流、俄部流、南坊流、石州流、遠州流、不昧流、宗編流、庸軒流、久田流、普齋流、堀内流、松尾流、速水流、不合流等等。衆多流派共同推進着日本茶道的發展。
中日兩國的茶文化都是一種獨立的文化形態，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民族特色。中國的茶文化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注重實用性。自陸羽之後，衆多的茶學著作大都闡述茶的採摘、製造、烹煮、飲用的方法；各地區的飲茶習俗也各有異趣；歷代的文人雅士則喜歡清飲，賦予茶以詩情畫意，借詠茶來抒情述志。日本的茶道雖源於中國，甚至連“茶道”二字也沿用漢字，但其文化内涵卻有别於中國。他們重視内觀内省和自我修養，重視“以和爲貴”的精神，其真諦在於悟禪的妙趣。茶道成爲融宗教、哲學、倫理、美學爲一體的文化藝術活動。
八、宋版書籍的傳入與印刷術
中國的漢籍在何時傳入日本，史書中没有準確的記載。日本古代文獻《古事記》中曾有王仁從百濟攜《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赴日的記載（參見《古事記》。）。但事實上，漢籍東傳的歷史淵源流長已是不爭的事實。在歷史上有兩次漢籍大量湧入東瀛的時期。
日本上古時代對漢籍的接受，主要是通過移民來實現的。據《日本書紀》卷十記載，應神天皇時期，“弓月君自百濟來歸，因以奏之曰：‘臣領己國之人夫百二十縣而歸化。’”又記載曰：“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並率己之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新撰姓氏錄》說“弓月君”是秦始皇五世孫；《三代實錄》說“弓月君”是秦始皇的第十三世孫。《續日本紀》又說“阿知使主”是漢靈帝的曾孫。總之，他們主要都是經由朝鮮半島到達日本的中國移民，其數量之多，令人歎爲觀止。《新撰姓氏錄》說：“仁德天皇（應神天皇之子）時，秦氏流徙各處，天皇使人搜索鳩集，得九十二部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人。”這裏的“秦氏”是泛指從事紡織的漢人。大批秦人的到達，給日本列島帶來了當時已相當發達的中國大陸文化，文獻典籍便是其主要的載體。
在日本的奈良、平安時期，遣唐使、留學生和留學僧在回國時，都將“所得錫賚，盡市書籍”（《舊唐書·日本傳》。）。如吉備真備、空海等都在回國時帶走了上百卷中國文化典籍。
中國文化典籍的傳播，爲日本帶來了新的文化。當時正在企求建立封建新政的日本朝廷與貴族知識分子，纷纷努力學習漢文化。於是在日本的文化事業中出現了抄寫漢籍的新專業。當時，由政府專門抄寫漢籍的機構，稱爲“寫經所”，從事抄錄的專門人員稱爲“寫經生”。寫經所的宗旨與寫經生的任務是以抄寫漢籍佛典爲主，同時兼寫漢籍外典。日本至今保存的八世紀寫經生的寫本主要有：
1.滋賀縣石山寺藏《史記集解》卷九十六、九十七。（日本國寶）
2.滋賀縣石山寺藏《漢書》卷一“高帝紀”下、卷三十四“列傳第四”。（日本國寶）
3.名古屋大須觀音寶生院藏《琱玉集》卷十二、卷十四。（日本國寶）
4.名古屋大須觀音寶生院藏《漢書》卷二十四“食物志第四”。（日本國寶）
5.高野山大明王院藏《漢書》“周勃列傳”殘本。（日本重要文化財）
所有這些都是八世紀日本寫經生們傳留至今的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産，據此可以考察這一時代中國文化典籍在日本列島傳播的趨勢。
日本非常重視漢籍，他們一向把漢籍的輸入作爲向中國學習的一種重要手段。仁壽元年（851）九月，太宰府少貳藤原嶽守在檢查唐朝商人的貨物中發現了《元白詩筆》（根據《文德實錄》仁壽元年九月乙未條記載。），呈送給仁明天皇，天皇大喜，授與其從五品位上之職。這是日本正史上第一次記載《白氏文集》的傳入。《元白詩筆》如果不是《白氏文集》的話，則可能是白居易和元稹的詩集。
平安時期，日本權力階級與知識階層自覺地渴望獲得中國文化，竟歷三百餘年而不衰。他們第一次自覺地對中國文化進行全方位的開放，終於在朝野造成了一片謳歌漢風的風氣。嵯峨天皇即位不久，便敕令編撰了《淩雲集》和《文華秀麗集》兩部漢詩集，啓其後三百年間日本漢文化之先河。此後十五代天皇，相繼以自身深厚的漢文化教養，着力于本國的文化建設。天長四年（827），淳和天皇敕命編撰《經國集》，它與前述二集在日本文化史上合稱“敕撰三集”。承和五年（838），仁明天皇首開中國《群書治要》的講筵；齊衡二年（855），文德天皇敕命編撰漢文體《續日本後紀》；貞觀二年（860），清和天皇命全國採用唐玄宗註《孝經》；元慶三年（879），陽成天皇敕命編撰仿中國實錄體的第一部宮廷紀事《文德實錄》；寬平四年（892），宇多天皇敕命編撰《三代實錄》，等等。
在漢文化如此發達的形势下，公元823～833年淳和天皇時期，日本朝臣參議茲野貞主主持編撰了一部一千卷的大型漢籍類書《府略》。當時中國梁朝編撰的《華林遍略》、北齊編撰的《修文殿御覽》以及唐朝編撰的《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和《白氏六帖》等，都已傳入日本。正是在這些類書的啓示下，日本知識分子利用當時已經傳入的漢籍文獻，編撰成了這樣一部大型漢籍類書。可惜的是，《府略》大部分内容已經佚失，目前尚存第六八四卷“百穀部”與第六八六卷“布帛部”。從這二卷的殘本來看，“百穀部”引漢籍如劉向《别錄》、蔡英《本草經》、汜勝之《汜勝之書》、無名氏《吳民本草》、鄧楨《魯都賦》、嵇含《孤黍賦》等共一百二十四種；“布帛部”引漢籍如郭頌《世給十作》、揚雄《蜀都賦》、陸翽《石虎鄴中記》等共九十八種。由此推考，《府略》一千卷，徵引中國典籍文獻不會少於一千種以上。
日本貴族是最早掌握漢字和漢文化的一個階層。平安時代是貴族文化佔主流的時代。當時，他們以中國文明爲榜樣，力圖建立起新的生活模式。
到了平安後期，藤原氏執政，政治上變得較爲保守，日本朝廷禁止一般日本人岀海，致使入宋僧侶大爲減少，見諸史籍的衹有二十餘人，其中以寂照、成尋等最爲著名。他們一般在日本朝廷的敕許下，攜帶佛經、佛像歸國。宋日兩國之間雖無政府之間的往來，但民間貿易依然存在，並且有時還很繁榮。通過民間貿易，宋代的圖書開始不斷流入日本。
有宋一代，重文抑武，以儒立國，文化事業極爲發達。儘管宋代邊疆多事，但與日本卻長期相安無事。到了南宋之後，中日商貿活動極爲頻繁，入宋僧大量來華遊歷學禪，漢籍也隨之帶入日本。宋亡元興之後，雖然中日兩次交戰，兩國間的友好關係中斷十幾年，但元朝中期之後，雙方關係復蘇，來華的僧侶、商人又逐漸增多，帶回大量的漢籍。宋開寶四年（971），太祖“敕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成都先奉太祖造《大藏經》，板成奉上”（《佛祖統記》卷四十三。）。這部《大藏經》以唐智升《開元釋教錄》所載藏經爲底本，次第雕刻刊印，全書共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經板十三萬多片，由開封太平興國寺印經院出版，這也是最早的佛經刻本《開寶藏》。
《大藏經》刻成之後，宋太祖、宋太宗陸續賜給了周邊的一些國家。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日僧奝然入宋，在謁晉宋太宗之後，“又求印本《大藏經》，詔亦給之”（《大通禪師語錄年譜》。）。此外，奝然還求得二百八十六卷新譯經歸國。這部《大藏經》從京都的蓮台寺經嵯峨的棲霞寺，最後安置在藤原道長的法成寺，在保存了近百年之後，因寺院失火而被燒毀，但它的抄本現存法隆寺和石山寺。由於這部《大藏經》是開寶年間敕版的初印本，錯、簡、誤字較少，質量較高，因而成爲了僧侶們抄經的藍本和校勘經藏的底本，爲當時日本的佛經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南宋之後，來華的日僧增多，回國時，這些日僧又帶回了福州版、思溪版、磧砂版《大藏經》。孝宗乾道四年（1168），日僧重源在朝拜天台山、營建育王山舍利殿以後歸國。據說重源歸國時帶回了宋版《大藏經》一藏或二藏、宋版《大般若經》一部和其他一些宋版經籍。宋嘉定十一年（1218），日僧慶政似乎也帶了福州版的《大藏經》。岩倉大雲寺成尋於延久四年（1072）入宋後得到了一部《大藏經》，此《大藏經》是開封聖壽禪院印刷的北宋版，由他的弟子帶回日本後，藏於京都宇治平等院。宋紹定元年（1228），由名僧法忍淨業帶回福州版的《大藏經》藏於戒光寺。宋德祐元年（1275），日僧傳曉入宋後帶回思溪版的《大藏經》，收藏在近江的菅山寺。據《吾妻鏡》記載，建曆元年（1211）十月十九日，幕府將軍源實朝在鐮倉永福寺中舉辦宋本《一切經》的供養會。又據遺帙的跋語說，建長七年（1255）十一月九日，前長門守從五位上行藤原時朝曾在常陸的鹿島宮舉辦宋版《一切經》的供養會。入宋僧慶政也曾在京都西山法華寺舉辦唐本《一切經》的供養會。當時日本較爲時興舉辦《大藏經》的供養會。據《日中文化交流史》的作者木宮泰彥先生在書中統計，至今藏於日本京都、奈良等地大寺院的宋版《大藏經》至少尚有十藏以上。由此推知，當時輸入日本的《大藏經》更多。
元朝建立之後，日本繼續輸入《大藏經》。元泰定三年（1326），鐮倉淨妙寺太平妙准的徒弟安禪人攜帶黃金百鎰入元，搜求福州版《大藏經》。一些宗教典籍也載：“遣商船求藏經于元國。”（《大通禪師語錄年譜》。）日本流傳最廣的元版《大藏經》是杭州路馀杭縣南山大普寧寺版。這部大藏經刻於元至元十四年（1277）至至元二十七年（1290），是由以杭州爲中心的各宗僧侶們共同校勘，並由浙江、江蘇的部分僧俗人士捐資刻成的。由於入元僧遊歷的地方僅限於江南一隅，因而帶回的元版《大藏經》多爲大普寧寺版。現收藏在增上寺的元版《大藏經》即是這個版本。此外，京都南禪寺的《大藏經》是合北宋、南宋、元、高麗、日本各版及手抄本而成的混合藏，但它的主體是元版大普寧寺版，據說是月菴宗光的弟子從元朝帶回的，先後分幾次陸續輸入、補充、完善。
傳入日本的宋本《大藏經》有三種：第一種是奝然帶回的蜀刻官版；第二種是福州本私版，分爲福州東禪寺版和開元寺版，日本的寺院多收藏此本；第三種是南宋恩溪本，現存於增上、南禪等寺。
除了宗教的書籍傳入日本之外，其他的中國文化典籍也傳入了日本。日本治承三年（1179），平安末期的太政大臣平清盛向宋太宗求賜《太平御覽》。此書共一千卷，爲太平興國二年（977）李昉等十四人奉敕編撰，經過五年的努力纔完成。由於《太平御覽》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巨著，加之當時條件所限，成書後雖有外國求賜，但都未能如願。衹有平清盛得到了這部《太平御覽》，他後將此書獻給了安德天皇，是爲《太平御覽》傳入日本之始。日本中山忠親的日記《山槐記》也載：
治承三年（1179）二月十三日，辛丑，天陰。算博士行衡來云：入道大相國，可被獻唐書於内云云。其名《太平御覽》云，二百六十帖也。入道爲留之，可被獻折本於内裏云。此書未被渡本朝也。
其後，大納言藤原繼師以巨資購得宋商人的《太平御覽》一部千卷，《太平御覽》始盛行日本。北宋中期以後，《太平御覽》逐漸變得比较容易得到。東福寺開山聖一國師於仁治二年（1241）帶回宋版的《太平御覽》103卷，現藏於京都東福寺，它是日本現存《太平御覽》中最古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