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軍事制度
在軍事制度方面，忽必烈對成吉思汗時所建立的軍政合一的“千戶制”進行了改革，實行軍民分治的政策，使軍職不得干預民政。元朝的軍隊分爲侍衛軍和鎮戍軍兩大部分。侍衛軍環戍京城，設都指揮使統領，總隸於樞密院，平時分軍屯戍，有戰事則抽調作戰。鎮戍軍分爲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分駐全國各地；此外的女真軍、契丹軍、高麗軍、乣軍、佘軍、寸白軍等都不出戍，稱爲“鄉軍”。元朝軍隊中還有比較特殊的水軍、回回炮手軍匠以及火炮軍匠組成的專門部隊等，元政府對回回炮和火炮是非常重視的。元朝的軍戶另編戶籍，子孫世襲。
9.驛站制度
元朝統一之後，其疆域極爲遼闊。爲了鞏固統一，加強中央和地方的密切聯繫，元政府以大都爲中心，在全國各地普遍設立驛站。元朝在全國所設的驛站，共有一千五百處左右，分爲陸站和水站兩種。驛站的設立，增進了各地的水陸交通，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經濟的發展。元代通過設立驛站制度，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密切聯繫，也促進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不僅對中國，而且也對當時的波斯、俄羅斯、埃及以及中亞、西亞諸國産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二、政策
元朝建立後，統治者爲了更好地統治境内的人民、維護四海的安定和統一，制定了較之以前歷代不同的民族、宗教、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政策。
1.民族政策
以忽必烈爲首的蒙古統治者所建立的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个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封建統一王朝。他們認爲，人數衆多、居心難測的漢民，以及中原民衆長期存在的對邊地少數民族的蔑視心理等，都對少數民族統治者構成了無形的威脅。爲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蒙古統治者便利用境内民族衆多、條件複雜的特點，實行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忽必烈在制定民族政策的問題上，公然採取了民族歧視的政策，他將其統治下的各族人民分爲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擁有各種政治、經濟和法律上的特權，地位最高；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西夏人以及中亞、東歐來到中國的一部人，由於他們歸附蒙古較早，也最得信任，政治地位僅次於蒙古人；第三等是漢人，是指原來金朝統治下的各族人民，包括漢人、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高麗人等；第四等是南人，指原來南宋統治下的漢人和其他各族人民，他們的地位最低。元朝政府對四等人在政治地位、科舉待遇、法律待遇和經濟負擔等方面，都做了不同的規定。
2.宗教政策
元朝是以蒙古族爲主體而建立的地跨歐亞的國家，其民族成分極爲複雜，宗教信仰也不盡相同。爲了維護其統治，忽必烈對各種宗教採取了相容並蓄的較爲寬鬆的政策。在元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下，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期蘭教以及摩尼教、婆羅門教、猶太教等，在元代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中的喇嘛教派，忽必烈對此雖然十分篤信，但對於草原上久已流傳的“薩滿教”也表示尊敬，及時施行其宗教儀式。而對其他各種不同的宗教派别，忽必烈也不加排斥和禁止。對宗教上的領袖人物，忽必烈也都給予優厚的待遇，時時進行各種宗教儀式，令其爲自己祈福。當時受供養的各種宗教人物，多達數千人。此外，忽必烈還建立各種相應的官僚機構，對各種宗教信徒加以管理，以便加以利用。元朝統治者提倡和保護各種宗教，對麻痹人民的反抗情緒、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經濟政策
習慣于遊牧經濟的蒙古貴族，在初入中原之時，由於對農業經濟没有足够的認識，曾將大量農田變爲牧場。蒙哥之時，“中原土曠民貧”（《元史·劉敏傳》。）。忽必烈即位後，既接受了中原地區的傳統做法，又加進了許多蒙古族的傳統習俗。在農業問題上，忽必烈認識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元史·食貨志》。），因而下令重視農桑。他一方面仿前朝之制，設立大司農司，負責農業生産並興修水利等；另一方面，則沿用舊的剝削制度，按照江北、江南地區的不同，實行不同的賦稅政策，以厚斂民財。在手工業問題上，忽必烈則沿用草原舊俗，對全國的工匠嚴加控制，設置匠籍，又建立許多工匠府及大小工局集中衆多的工匠，設匠官進行管理。這種官營工匠制度，是元朝經濟的一大特點。在商業問題上，忽必烈一反中原王朝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對商人採取了較爲優厚的態度，薄徵其賦，開通各種交通渠道，陸運、水運空前發達。特别是在城市中，忽必烈仿照南宋後期的開放式格局，除去坊與坊之間的阻隔，沿街連巷，商店棋佈，使城市的商業經濟得到極大的發展。
4.軍事政策
成吉思汗時，蒙古統治者開始用武力向外擴張。在取得初步的成效後，成吉思汗更加迷信武力，最後連他自己也死在了西征途中。忽必烈即位後，繼承了成吉思汗的傳統，進一步推行對外擴張的政策。他頻頻調動大軍，對東面的高麗、日本各國，西南的安南、占城、緬國、爪哇等東南亞諸國，發動軍事進攻，用武力推行霸權，以迫使這些相鄰諸國纷纷臣服，貢納財寶。忽必烈的對外政策主要有以下幾條：一，國君親自來見；二，國君之子入朝爲質；三，將其國民戶之數造冊上報；四，徵派丁壯以充軍役；五，設置達魯花赤官監督其國政。凡臣服之國皆須遵照執行以上政策。對於忽必烈的這種擴張征服政策，相鄰各國政府和百姓紛紛奮起反抗，元政府爲此連年出兵，四處出戰，窮兵黷武，勞民傷財。忽必烈的對外擴張政策，既有促進中國與外部交流、打通中外交通的一面，也有擴張侵略、妄圖稱霸世界的一面。這種对外擴張政策，直到忽必烈去世纔有所改變。
忽必烈即位後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對組織社會有效地進行生産、促進生産力發展、鞏固國家的統一、加強中央對地方和邊疆的控制起到了極爲重要的作用。
三、用夏變夷
當忽必烈還在“潛邸”之時，他的身邊便已集結了大批儒生士大夫，其中許衡、郝經等人都是名重一時的理學之士。至元元年（1264），徐世隆向忽必烈進言：“陛下帝中國，當行中國事。”（《元史·徐世隆傳》。）其他大臣也對忽必烈多有誘導。在既有的以漢法經略漢地的實際效應影響下，忽必烈改革舊俗，推行漢制。儒家典章制度的各種細目，如帝號、官制、農桑、賦稅、鈔法、輿服、經筵進講、郊祀、太廟、社稷、諡法、旌表、學校、貢舉、五刑五服、祭令等等，幾乎都被作爲一代國制繼承了下來。
元朝統治者把各族人民分成了四等，其中包含有鮮明的階級内容。元朝法律禁止地位低下的漢人、南人執弓矢；規定漢人不便參与軍機；中書省的要職原則上不允許漢人、南人這一等級的人擔任。但是，元朝統治者爲了籠絡漢族地主上層，採取了一些較爲靈活的政策，如忽必烈就對漢官汪惟和說：“汝家不與它漢人比，弓失不禁汝也。”（《元史·世祖本紀》。）他還破例讓漢人鄭制宜留守大都樞密院，並說：“汝豈漢人比耶。”（《元史·鄭鼎傳》。）由此可见，元朝統治者對漢人並不是一概排斥，他们對那些漢人大地主和對蒙古統治者效忠投靠的漢人大加籠絡，給以高官，付以厚禄，其待遇與蒙古貴族相差無幾。漢人中的劉秉忠、姚樞、許衡、董文炳、范文虎、劉整、盧世榮等，都在元政府的統治機構中擔任要職。
爲了消除各民族文化上的差異，元朝統治者不僅對漢族地主上層加以籠絡，對其他各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也大加籠絡。在忽必烈即位前，契丹人耶律楚材就受到了蒙古統治者的重用。忽必烈即位後，又曾任用耶律楚材的兒子耶律鑄爲左丞相。畏兀兒人廉希憲也曾長期擔任平章政事的要職。西夏貴族李禎、高智耀都受到蒙古統治者的特殊待遇。回回人賽典赤·贍思丁被忽必烈派往雲南擔任省平章政事。吐蕃貴族、喇嘛教首領八思巴被元朝統治者封爲“國師”。女真人粘合南合任過右丞相。大理段氏的子孫如信苴日等，也都曾受到元朝統治者的特殊優待。元朝統治者的這些做法，對於鞏固自己的統治、消除蒙古統治者對漢文化和農業文化的隔膜感，起到了極爲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推行漢法，是出於“期於宗社之安”的政治考慮以及受農耕世界經濟規律的支配，然而儒家文化巨大的包容性與變通性也在其間起着至爲重要的作用。大批中原儒士在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政治改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些漢族儒生士大夫之所以能毅然決然跨越種族畛域，以其政治經驗爲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服務，並以這種方式來承續中原文化，其中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
傳統儒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經世”—“用世”。在改造儒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理學，是非常講求心性的。相當一部分儒生士大夫與蒙古貴族政權合作，其目的在於減輕戰爭破壞、延續中原的封建文化。他們之所以甘願服務于元朝統治者，除了出於儒家濟世、經世觀念之外，更重要的是以中國傳統的“用夏變夷”觀念作爲文化理論上的依據。“用夏變夷”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其成熟的理論形式體現在東漢何休所著的《春秋公羊傳解詁》中。“用夏變夷”的意義有二層：第一，以先進的諸夏文化去影響和感化中原之外的文化落後部族；第二，華夏與夷狄的劃分，不是以族類和地域，而是以是否接受與推行華夏先進的“禮制”爲標準。如果施行禮制，“夷狄也進至於爵”（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昭公十三年》。）；如果脫離禮制，“中國也新夷狄”（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昭公二十三年》。）。“用夏變夷”觀念長期以來成爲漢族儒士服務於少數民族政權的政治哲學依據。儒家政治觀念中的“經世”和“用夏變夷”的原則，顯示了中國儒家政治文化在近代以前的巨大變通性與包容力。正是在這種包容機制的作用下，以漢法爲己任的中原儒士，不斷積極地滲透到非漢族政權中，推動非漢族文化漢族化，進而重建儒家社會政治秩序。與此相輔相行的是，在統治中原的過程中，蒙古族與漢族雜居、通婚、易姓，從而形成了一個磁力強大的漢文化磁場。在“相摩相切”的文化交融中，蒙古族以及内遷的其他少數民族終於與漢族融合在了一起，漢民族經歷了又一次新鮮血液的大補充，更加生機勃勃。宋、遼、金、元時期的民族文化整合運動再次顯現出文化生態環境對於文化特質改造的巨大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節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衝突與融会
從唐末五代開始，西北草原荒漠的遊牧民族對中原農耕世界發動了規模日益巨大的衝擊。與北宋立國相先後，契丹、黨項羌、女真相繼在東北、華北和西北建立了政權，形成了北宋—遼—西夏、南宋—金—西夏對峙的格局。十三世紀初，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崛起於大漠，剽悍的蒙古鐵騎南征北伐，在空前遼闊的版圖上建立起了蒙古帝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於一個草原遊牧民族之手。在這場歷史大變動中，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經過了與以往歷史不同的鍛鑄，展示出包容萬千的生命活力。
宋人的文化世界雖然細膩豐滿，但在氣魄上遠不及漢唐文化閎放。
景德元年（1004），遼聖宗率大軍南下，以北宋輸銀十萬兩、輸絹二十萬匹作爲遼軍北撤的條件，迫使宋真宗簽訂屈辱的“澶淵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