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數學早就有九宮數，用河圖、洛書揣摩數的起源。九宮數是漢代發明的三行縱橫圖，後代對此又多有發展。這些縱橫圖又受到伊斯蘭數學家的發揮，爲中國的數學增加了新的内容。
6.中國製圖
中國的地圖繪製，自從裴秀（224～271）使用“准望”之後，就確立了矩形網格的科學製圖學。這種網格製圖法一直使用到了元明時代。中國的網格製圖學在中世紀後期對西方各國産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是使阿拉伯製圖學重新走向網格化，二是對歐洲各國雨後春筍般興起的實用航海圖起到了催化作用。
7.醫學
中國和伊朗的醫學在元代時就已相互交流了，中國醫學著作成爲伊朗醫學的重要參考文獻。孫思邈的《千金方》在元代被譯成了波斯文。《史集》的作者拉施德丁在公元1313年主編了一部中國醫學的百科全書，題名爲《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書中涉及脈學、解剖學、胚胎學、婦科學、藥物學等多種科目。這部波斯文巨著，至今仍在流傳。伊斯坦布爾大學的蘇海爾·恩弗爾還于公元1939年將此書譯成土爾其文出版。
8.藝術
中國瓷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都是伊斯蘭藝術模仿的工藝品。埃及自九世紀末至十三世紀中葉馬木魯克王朝成立之初，仿照華瓷成風。波期仿照華瓷的歷史也較爲悠久，九、十世紀以來十分興盛。十二、十三世紀，波期的瓷器常在釉色上仿效北方定窑和南方的影青，也吸收了華瓷的蓮瓣、波浪、雲氣、暗花紋飾等。
伊利汗時期，伊朗藝術深受中國影響，尤其在合爾班答汗（1304～1316）時，在陶瓷、織物、金工、繪畫方面都樂意接受中國的風尚。伊朗綾錦當時遠銷歐洲和非洲，上面便印有中國花卉和阿拉伯文。蒙古統治時期，波斯畫家開始仿作中國水墨畫，所作畫風酷肖中國。在繪畫題材方面，人物畫成爲穆斯林畫家的新畫題，打破了伊斯蘭教嚴禁人物畫像的桎梏。伊朗的毛毯圖案，也模仿中國樣式，在上面織上行獵圖和禽獸圖，又好施雲彩，以示中國式樣。伊利汗時期，中國式的帽子、寶座以及服裝風行伊朗。總之，中國風尚在蒙古人統治時期的伊朗社會中，已成爲最流行、最有感染力的新事物。
9.歷史
中國的歷史、特别是蒙古各部族的歷史，在至元二十年（1283）由於以丞相職銜出使伊利汗國的朵兒邊氏孛羅的講授，得以在伊朗廣泛流傳。公元1301～1307年，拉施德丁奉命編纂《史集》的第一部蒙古史部分時，完全得力于孛羅的講授。拉施德丁悉心筆錄，充實了《史集》中蒙古各部族和成吉思汗建國的歷史。連他自己也不諱言，在編寫《史集》過程中，“曾分别就教於中國、印度、畏兀兒、欽察等各部的學者和顯貴……特别要請教的是統率伊朗、土蘭軍旅的大埃米爾、各國的長者孛羅丞相”。他們二人的合作，是完成這部名著中蒙古史和元史部分不可或缺的條件。
蒙古統治者大規模的西征，使中國文化向西傳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中國元代文化通過不同途徑向西方傳播，進入俄羅斯，進入阿拉伯，進入歐洲，世界文化的總體面貌變得更加輝煌燦爛。
三、旅行家對溝通東西方所起的作用
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蒙古統治者建立了大元帝國，其中四大汗國中的欽察汗國和伊兒汗國的疆域，實際上已與歐洲毗鄰，從而使亞歐大陸得以廣泛溝通，這就爲東方和西方旅行家們的遠遊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東方和西方的情形不斷地由這些旅行家報告給各自的文化界，東方和西方的相互瞭解出现了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的新發展。
最先向歐洲報告東方情形的是羅馬教皇與法王路易九世所派出的岀使蒙古汗國的使節。雖然由於蒙古大汗的強硬態度而無法完成所秉承的使命，但他們回國時卻帶回了一系列東方的消息。公元1245年初，教皇諾森四世派加賓尼出使蒙古，次年四月他見到成吉思汗之孫拔都，八月又在和林參加了貴由的登基典禮。貴由拒絕了教皇對他的指責，從而使加賓尼的使命未能完成，但他所寫的出使報告《蒙古使》一書卻極有價值。書中敍述了在東方的見聞，使歐洲人對蒙古的地理、民情以及蒙古大汗及諸王的宮廷、蒙古人用兵的經過及戰術等都有了較爲確切的瞭解。
受法王路易九世的派遣，傳教士盧布魯克於公元1253年來到東方。他回國後所寫的報告《盧布魯克東遊記》是研究蒙古歷史的重要資料，這本書比《蒙古使》更爲詳細準確，其中有關於歐洲人對中國紙幣的最早記載。
在元代影響最大的旅行家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他于公元1275～1291年在中國的大地上留下了足。馬可·波羅出生於意大利威尼斯的一個商人之家。至元十二年（1275）夏，馬可·波羅與其父、叔一行三人到達大都，完成了橫貫歐亞大陸的旅行。在大都，馬可·波羅深受忽必烈的寵信，在中國居住長達十七年之久。期間，他多次奉命岀使各地。至元二十八年（1291）初，馬可·波羅跟隨闊闊真公主下嫁伊利汗阿魯渾汗的使團，從泉州經海道到霍爾木茲。完成任務後，馬可·波羅返抵威尼斯。公元1298年，由馬可·波羅口述，小說家魯思梯切諾筆錄而寫成《馬可·波羅遊記》。這部書對中國稱讚備至。關於中國的敍述，無論是汗八里（北京）、揚州、鎮江、蘇州、泉州等地的自然風光，還是涉及元朝的重大事件、制度、地理、物産等，基本上都是可信的。該書的影響也遠遠超過了其他西方人的遊記，使歐洲人對中國有了更多的瞭解。
在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同時，中國基督教聶思脫里派的修道士大都人列班掃馬和東勝州（内蒙古托克托）人麻古思，在徵得忽必烈的同意後，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並帶着聖旨文字隨商隊西行。後來麻古思被推舉爲契丹與汪古部的大主教，駐錫報達城（伊拉克的巴格達）；同行的列班掃馬被任命爲巡視總監。他們最後都留在了伊兒汗國，至死未歸。
被尊爲“伊斯蘭世界的旅行家”的伊本·白圖泰于十四世紀初由海上來到中國，這位出生於摩洛哥的非洲旅行家對伊斯蘭、拜占廷、印度、黑非洲以及蒙古統治下的各種類型的國家和文化有着深切的觀察。他高度推崇中國的文化，稱頌中國的瓷器首屈一指，讚揚中國是世界上物産最豐富的國家之一。
意大利傳教士鄂多立克于至治元年（1321）來到辛迦蘭（廣東廣州）。他認爲，辛迦蘭是“一個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整個意大利都没有這一個城的船隻多”（《鄂多立克東遊錄》第64頁，何高濟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其所著《鄂多立克東遊錄》一書記述了沿途中國城市的風土人情及物産，對大汗的出巡、狩獵和驛站的設置及功能，都有詳盡的描述。雖然其中有個别地方不是很準確，但大致還是可信的。
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瞭解也在元代有了新的拓展。旅行家汪大淵兩次周航印度洋，稱頌地跨亞非的馬克魯克王朝兵強馬壯，居民富庶。中國景教徒畏兀兒人蘇馬（1245～1294）于公元1287～1288年充當伊利汗派往羅馬和巴黎的大使，遊歷歐洲。回國後，他將在歐洲的見聞寫成了遊記，意大利和法國的奇風異俗都在書中表現得栩栩如生。這部書堪稱是中國人第一部詳細記述歐洲的見聞錄。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雖然在規模上遠遠超過前代，但在東西方世界的相互認識上，卻還處於淺顯的“印象”層次，這顯然與兩個世界的接觸僅僅局限於表層有很大關係。中國與歐洲在元代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過傳教士進行的，商人也起了一定作用。中國也派使臣赴歐洲各國，人數之多，所赴地域之廣，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