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軍兵臨城下，派使臣前來議和，並提出了輸金五百萬兩、輸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絹帛一百萬匹、割太原和中山等地的一系列苛刻條件，宋欽宗竟想同意。後由於各地勤王軍隊陸續增援東京以及李綱等人的反對，宋欽宗的主張纔没能實現。宋朝軍民的頑強鬥爭，挫敗了投降派丟棄京師逃跑的圖謀，李綱等主戰派“訓練士卒，修整器甲”（《靖康傳信錄》卷下。），積極備戰。但最終李綱被貶官出知揚州，北宋朝廷還是在割地、賠款的苛刻條件下纔保住了首都東京。
靖康元年（1126）八月，金軍經過夏天的休整後，再度南下攻宋。金軍以完顔杲爲都元帥，以完顔宗翰爲左副元帥，以完顔宗望爲右副元帥，分東西兩路進兵。宋欽宗聽到金軍南進的消息後，對金屈辱求和。完顔宗翰、完顔宗望兩路金軍渡過黃河，對東京展開鉗形攻勢。他們一面與宋議和以麻痹北宋君臣，一面迅速南侵，並逐步提高議和條件，誘使北宋步步屈服。當完顔宗翰的使者來到開封，直接提出以“黃河爲界”時，宋欽宗竟然“一一專聽從命，不敢依前有違”（《大金吊伐錄》卷上《宋主書告和願割三鎮》（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甚至還收取民間武器，以防止人民反抗。靖康二年（1127）正月上旬，金軍促令宋欽宗再次到金營，並将其扣押，聲稱等金銀交足方能放回。北宋政府衹得下詔增派大員二十四人，進行徹底搜刮，他們發掘宗室、國戚、宦官、僧道等家室藏金，弄得“人不聊生，悲戚愁歎，皆欲自盡”（《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七，引《宣和錄》。）。金軍除掠奪金銀絹帛外，又強索皇帝玉璽、儀仗、天下州府圖籍及珍寶古玩，擄走百工、后妃等。金軍還對宋都進行大肆破壞，先後把宋徽宗、宋欽宗拘留在金營。靖康二年（1127）二月六日，金太宗下詔廢宋徽宗、宋欽宗爲庶人。三月七日，另立宋朝投降派頭目張邦昌爲傀儡皇帝，國號楚，宣告了北宋王朝的滅亡。
五、南宋與金的戰和以及蒙古滅南宋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中旬，康王趙構被宋欽宗派往金營求和。當他走至磁州時，被知州宗澤所勸，於是趙構便留在了相州。
在金兵掠走徽、欽二帝及后妃、宗室後，宋朝嫡親宗室中衹有哲宗廢后孟氏及在外的康王趙構幸免於難。宗澤得知金兵掠走徽、欽二帝北去的消息後，在軍事上做過一些佈置，企圖劫回二帝。由於計劃未能實現，宗澤便上書趙構，勸他即位，重建宋王朝。
金兵退去之後，僞帝張邦昌不僅遭到京城百姓的唾棄，而且京城内的朝官和京城外的宋將也都拒絕接受張邦昌的楚政權的命令，以呂好問爲首的一部分舊宋臣僚，也要張邦昌退位。加上“勤王”的兵馬也陸續到來，並聲討張邦昌。於是，張邦昌表示自己充當僞帝衹是“權宜”之計，他請哲宗廢后孟氏出來垂簾聽政，又以孟太后的名義向在外的康王趙構下手書，要他繼位。趙構這纔前往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靖康二年（1127）五月一日，趙構在南京應天府正式即位，改年號爲建炎，是爲宋高宗。這個重建的趙宋王朝，史稱南宋。
1.南宋與金的戰和
宋高宗即位後，面臨的主要問題仍然是如何對付入侵的金朝，即是抵抗還是投降。以李綱、宗澤爲首的主戰派主張抵抗；以黃潛善、汪伯彥爲首的主和派主張投降。宋高宗與其父兄一樣害怕同金朝打仗，更害怕由於抗戰而壯大起來的人民群衆的隊伍影響到他的統治。南宋王朝剛一建立，投降派就派人赴金朝求和。李綱衝破投降派的阻撓，提出十條抗金建議，爲宋高宗籌劃重振朝綱。但宋高宗聽信投降派的讒言，罷免了李綱的職位。
繼李綱之後，同投降派作堅決鬥爭的是老將宗澤。他被推薦爲開封府尹後，他立即着手整頓城市秩序，在安定人心和團結義兵的基礎上，積極營建開封的防務。
北宋滅亡後，中原地區的人民紛紛組織義軍抗金。其中規模較大的隊伍有八字軍（因其將士在面部刺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故稱“八字軍”。）、紅巾軍、梁山泊水軍等，這些抗金義軍活躍于大河南北、太行東西，成爲反抗金兵侵略的重要力量。與廣大兵民奮起抗金相反，宋高宗、黃潛善、汪伯彥一夥，排擠抗戰派，畏敵如虎，由於懼怕金兵的進攻，他們由應天府沿運河逃到揚州。
金朝得知宋高宗南逃的消息後，于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分兵三路再次向中原大舉进兵。面對金兵的進犯，宗澤堅決要求北伐，他多次上書宋高宗，要求皇帝回京領導抗金戰爭。宋高宗對宗澤的要求，照例不予回答。宗澤見自己多年辛苦準備好的渡河收復失地的計劃已成爲泡影，不禁憂憤成疾，於建炎二年（1128）七月十二日疽發於背而死。臨終時還三呼“過河”（《宋史》卷三百六十《宗澤傳》。），念念不忘抗金和收復失地的鬥爭。
宗澤死後，宋高宗派投降派杜充爲東京留守，他的所作所爲與宗澤完全相反，宗澤所招撫的抗金義軍，因不滿杜充的倒行逆施而紛紛離去。金兵垂涎不已而又不得進的都城，已經成爲不設防的城市了。
宋高宗及其投降派一夥，打擊、排擠了李綱、宗澤等抗金派領袖人物，對金朝屈膝言和。這種自毀長城的無恥行徑，更加助長了女真貴族的南侵野心。建炎二年（1128）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標直指揚州。宋高宗逃出揚州，後渡江逃至鎮江，又倉皇逃到杭州。建炎三年（1129）三月，南宋將官苗傅、劉正彥利用軍民憤恨投降派的情緒，打着“爲民除害”的旗號，在杭州發動兵變，迫使宋高宗讓位給三歲的兒子，由孟太后垂簾聽政。由於呂頤浩、張浚、韓世宗等人起兵，高宗很快得以復辟。“苗、劉之變”雖然最後流産，但這一事變卻暴露了南宋王朝的虛弱與無能。
“苗、劉之變”事件剛過，宋高宗就派洪皓使金，表示“願去尊號”，“比於藩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十三·建炎三年五月乙酉。）。女真貴族根本不爲宋高宗的無恥哀求所動。建炎三年（1129）閏八月末，金兵在完顔宗弼（兀朮）的率領下，向江淮地區大舉進攻，準備一舉消滅南宋政權。宋高宗聽到金軍再次南下的消息後，驚慌失措，不顧大片的領土喪失，連連逃竄。金軍一路上的燒殺搶掠，激起了中原地區百姓的極大憤慨，韓世忠、岳飛、張浚等抗戰派將領指揮軍隊，奮起抗擊金兵，給金兵以沉重的打擊。
金兵被迫撤走後，政治局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在金朝支援下建立起來的劉豫齊國傀儡政權，於紹興二年（1132）遷到東京（今河南開封）。金朝把齊國作爲屬國，把中原和陝西交給劉豫管理。
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從海上回到越州，紹興二年（1132）正月返回杭州。早在建炎三年七月，宋高宗就已有把杭州升爲臨安府作首都的打算。金兵退走後，東起淮河，西至秦嶺是北宋與金朝雙方出現的一條比較穩定的戰線。後來，北宋與金朝之間的戰爭儘管持續多年，交戰的區域也有所變動，但始終没有改變沿淮河、秦嶺一線相對峙的格局。
2.蒙古滅南宋
宋、金對峙之後，金朝統治者爲了鞏固其統治，不再發動大規模的南侵戰爭，但南宋王朝的内部卻仍然存在着主戰派與投降派之間激烈、曲折的鬥爭。
紹興三十二年（1161），宋高宗退位，傳位給孝宗趙昚。孝宗即位後，改年號“隆興”。他積極主張抗金，和主戰派張浚等發動了第一次北伐。由於軍事上的失誤和投降派的干擾，第一次北伐失敗。隆興二年（1164），南宋與金王朝達成了“隆興和議”。
開禧二年（1206），宋寧宗、韓侂胄等又發動了一次北伐，史稱“開禧北伐”。由於内部出了叛徒和權力之爭，最終遭到投降派的破壞而失敗。嘉定元年（1208），南宋與金王朝訂立了又一次和議——“嘉定和議”。
開禧二年（1206），當韓侂胄發動北伐，宋、金兩軍在江淮地區進行大決戰時，蒙古的成吉思汗已崛起於漠北。成吉思汗建國後，就開始向周邊鄰國擴張，並發動掠奪性戰爭。開禧元年（1205）、開禧三年（1207）和嘉定二年（1209），成吉思汗率大軍三次攻入西夏，迫使西夏稱臣納貢。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蒙古滅掉了西夏。同年，成吉思汗病逝於西征的途中，幼子拖雷負責監國。紹定二年（1229），蒙古貴族大聚會，遵照成吉思汗遺命推舉窩闊台爲大汗。窩闊台即位後，決定親征金朝，紹定五年（1232）底，南宋與蒙古達成協定，聯合滅金。在南宋和蒙古軍隊的打擊下，端平元年（1234）年初，金哀宗自殺，金朝滅亡。
早在蒙古滅金之前，窩闊台就已做好了進攻南宋的準備。端平二年（1235），窩闊台發佈大舉侵宋的命令，開始對南宋發動第一次大規模攻勢，佔領了南宋的荆襄及四川部分地區。寶祐六年（1258）初，蒙古軍隊分三路對南宋發動了第二次大規模攻勢，蒙古大汗蒙哥、其弟忽必烈等皆親率兵馬出征，他們計劃先佔據長江上游和中游，再順江而下，一舉滅宋。由於在合州釣魚城受到南宋軍民的堅強抵抗，蒙古軍隊遭到嚴重打擊，蒙哥戰死，蒙古貴族們爲了搶奪汗位，不得已纔全線撤退。
南宋景定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在開平舉行貴族會議，即大汗位，稱皇帝，是爲元世祖。五月，定年號中統，蒙古從此開始使用年號。忽必烈即位後，任用漢族士人，建立起中書行省、十路宣撫司以及負責中原漢地政務的燕京行中書省等行政機構，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國師，統領佛教，管轄西藏事物，以此來鞏固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地位。
中原漢地成爲了忽必烈政權的重心，他全面推行“漢法”，改革蒙古統治者對漢地的統治方式。元朝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詔告天下，正式建國號大元，詔書說：“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元史》卷七《世祖傳》。）從而表明元王朝是封建正統，爲滅亡南宋王朝作了最後的輿論準備。
從此以後，元軍加緊了向南宋的進攻。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忽必烈在平定蒙古貴族的内部叛亂後，採納了劉整的建議，決定先取襄陽，再取樊城，由漢水入長江，再沿長江而下直取南宋都城臨安。由於南宋軍民的堅決抵抗，元軍直到咸淳九年（1273）纔相繼攻下襄、樊二城。以賈似道爲首的南宋統治者拒絕一切抗元救亡的建議，置南宋王朝的安危於不顧，文過飾非，依然歌舞升平，過着荒淫無恥的糜爛生活。咸淳十年（1274）九月，忽必烈下詔，水陸並進，大舉滅宋。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元軍先後攻下鄂州、池州等南宋重要城市。左丞相伯彥于德祐元年（1275）三月進駐建康，在建康分兵四出，攻佔長江下游的一些戰略要地。德祐元年（1275）七月，忽必烈下令伯彥直取臨安。十月，元兵自建康分三路向臨安進兵。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兵逼進臨安。三月，伯彥率軍進入臨安。宋恭帝、全太后以及官僚和太學士被俘，被押送到大都（今北京）。恭帝被元世祖廢爲瀛國公，後來入寺爲僧。太皇太后謝道清因病暫留杭州，不久也被押往大都。
偏安一百五十餘年的南宋王朝至此宣告滅亡。從建隆元年（960）開始的宋朝統治，先與遼、西夏，後與金、西夏，最後與蒙古和後來的元朝南北對峙，在經歷了三百二十年之後，到祥興二年（1279），終於結束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宋朝自建立之日起，便一直處於契丹、黨項羌、女真以及蒙古勢力的長期包圍中，在外族的長期包圍與輪番撞擊下，宋代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表現出與前代截然不同的特質。外族衝擊的文化效應之一，是使兩宋文化系統中引發出一種極爲深重的憂患意識。北宋人因被動挨打而産生的憂患，與南宋人因國破家亡而産生的憂患交織在了一起，滲透于宋文化的各個層面。因爲憂患，以“婉約”、“陰柔”爲正宗的兩宋詞壇别生出一番情調或蒼涼悽楚或慷慨激昂的歌唱。兩宋憂患意識孕育了岳飛、張元幹、張孝祥、李清照、陸游、辛棄疾等一大批優秀詞人。他們的憂患之作與悲憤之唱，使宋詞于婉約之外别開生面，更加熠熠生輝。憂患不僅出詩人，而且出政治家。北宋范仲淹的“慶曆新政”以及王安石的變法都是中國政治史上的重要改革運動。范仲淹新政的着意處在於整頓腐敗的官僚制度，王安石的變法則旨在通過理財與整頓軍備以富國強兵。“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雖然都屬於政治、經濟改革範疇，但卻又都不約而同地觸及文化教育。外族的衝擊不僅促使宋文化系統内産生了憂患意識，造成了風格特異的文學、哲學和政治變革，而且還將具有異族情調的文化因素輸入到宋文化系統内。從整個宋代的歷史而言，其政治、文化不僅受到外族政治、文化的衝擊與影響，而且在與國外交往方面，也有着廣泛的交流和影響，其中尤以與日本的交流最爲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