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生在大都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
作为元朝的政治中心，有元一代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在大都发生。
在大都新城建造过程中，元朝发动了大规模对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攻克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南宋小皇帝赵和太皇太后、皇太后投降。元军将南宋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以及一些官员、宫女、太学生等都用船经运河押解到大都。船到通州时，元朝“满朝宰相出通州”①（汪元量：《水云集·湖州歌九十八首》），迎接南宋皇帝到来。到大都后，南宋皇帝等被安置在旧城的会同馆，元朝皇帝和皇后接连在宫廷中的广寒殿等处，举行十次规模盛大的筵席，名为招待南宋皇帝等，实为庆功。后来，封南宋皇帝为瀛国公。随行的南宋官员“高下受官随品从”，都成了元朝的新贵。一千多名宫女则被元朝政府发放出去，“分嫁幽州老斲轮（工匠）”。元灭南宋，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经过长期的南北对峙以后，我国出现了空前规模的统一，而大都也就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首都。
当临安被攻下后，南宋丞相文天祥辗转各地，继续坚持抵抗。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二月，在广东海丰北五坡岭被俘。不久，也被押送到大都，关在兵马司监狱中。元朝政府多方劝降，威胁利诱，均被拒绝。文天祥在大都先后被关押三年多，写下了《正气歌》等很多慷慨激昂的诗篇。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亲自出面劝降，许给他丞相的职位，但仍为文天祥拒绝。这时，中山（今河北石家庄一带）有人自称宋王，“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大都也有人写匿名信，扬言要烧蓑城苇草，解救文天祥出狱。元朝统治者既看到文天祥毫不动摇，又对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感到害怕，就赶紧在大都戒严，撤掉蓑城苇草，并把文天祥杀害。②（参见《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纪年录》）“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慷慨就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也是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发生了王著杀阿合马事件。阿合马是色目人，善于搜刮，得到忽必烈的宠任，被任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副丞相），实际上总揽大权。他的子侄也都当上大官，“一门悉处要津”。阿合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擅生杀”，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痛恨。一些蒙古族和汉族的贵族、官僚因为受到排挤，也反对他。但是，阿合马深得忽必烈信赖，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几次对他进行攻击，都没有动摇他的位置，阿合马因此气焰日盛，无恶不作。山东益都人王著，一贯“轻财好义”，有胆气，曾经当过小吏，后来从军，当上千户。他“因人心愤怒”，暗地铸造大铜锤，发誓要用它打死阿合马。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出巡上都，皇太子真金从行，阿合马留守大都。王著和高和尚等人合谋，诈称皇太子回到大都作佛事，在三月十七日联合八十多人，夜间进入健德门，一直来到皇太子宫前。阿合马闻讯前来迎接，王著当即用铜锤把他打死。这时其他官员发现情况不对，发军逐捕，高和尚等逃去，王著挺身就捕。过了几天，高和尚也被抓住，两人同被处死。王著死时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当时他才二十九岁。①（参见《元史》卷二〇四，《阿合马传》）
王著的这一行动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的要求，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同情。一部分汉族地主、官僚也对他表示钦佩，称之为“义侠”。据有人记载，阿合马死后，大都人人欢欣，“贫民亦莫不典衣歌饮相庆。燕市酒三日俱空”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义侠行》）。王著杀阿合马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正好在大都，他在行记中对此事作了详细叙述，和我国有关的记载大体吻合。③（郑思肖：《心史》。参见《马可·波罗行纪》，第2卷第84章）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死于大都宫城中的紫檀殿。忽必烈之后，到元顺帝上台（1333年）不过四十年时间，共换了九个皇帝，发生了好几次重大政变。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蒙古贵族各支系之间，不时展开激烈的争夺。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发生在元泰定帝死时（1328年）。一派贵族、官僚在上都拥立元泰定帝之子为帝，另一派贵族、官僚在大都拥立元文宗图帖睦尔。双方为争夺皇位展开大规模武装冲突，战火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上都的军队曾先后突破迁民镇、古北口、居庸关和紫荆关等处重要关口，从东、北、西三个方面向大都进攻。东面曾攻陷通州，直迫大都：西边由紫荆关而来的上都军队，抵达良乡和卢沟桥，小股游兵进逼大都南城。大都城十分紧张，京城居民都和士兵一起登城防守，“仍于诸门列瓮贮水以防火”。但是，大都无论人力、物力都较上都雄厚，其首都地位又可资号召，上都军队虽一度取胜，但很快形势便发生了变化。进攻大都的各支军队一一被击败，大都军队转而向上都发动攻势，不到一年时间就结束了这场战争。①（参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这是大都在建成后第一次遭遇战火，虽然时间不长，但已受到很大的损失。
元文宗上台后，元朝统治集团更加腐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更加严重。当时有人估计，统治者的各种赏赐支出，“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②（《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国家财政出现了巨额亏空。于是，便不断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加之水、旱等各种灾荒不断发生，人民生活日益穷困。于是小规模的反抗斗争接连出现。没有多久，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就爆发了。
四、大都的阶级关系
大都是元朝的首都，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就生活在这里，中央统治机构也设立在这里。皇帝及其亲族是最大的地主，常常把大量土地赏赐给臣属。在皇帝下面，大小贵族和官僚，数以千计。他们除了得到皇帝赏赐的田产之外，还凭借政治上的特权，巧取豪夺，霸占了大批土地。例如忽必烈的宠臣阿合马，横行霸道，权倾朝野，“民有附郭（大都城郊———引者）美田，辄取为己有”①（《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其他贵族、官僚也都差不多。因此，大都周围，“豪宗巨室，田畴连阡”②（姚燧：《牧庵集》卷二，《游公神道碑》），土地特别集中。元朝政府屡次下令“禁诸王、驸马并权豪，毋夺民田”③（《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说明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但这些禁令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纸空文。
皇帝和贵族、官僚，还垄断了其他土地和山林的使用权。元朝政府规定，大都周围五百里以内，除打捕人户（为皇室服役的猎户———引者）之外，“不以是何人等不得飞放打捕鸡兔”④（《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这个禁令一度还扩展到八百里以内。⑤（参见《元典章》卷三八，《兵部五·违例》）在这样广大的地面上，老百姓没有打猎的自由，违反禁令就要“籍其家（抄家———引者）”⑥（《元史》卷一七〇，《王利用传》）。也就是说，这方圆几百里土地，都成了统治者专用的猎场。皇帝是这样，贵族、官僚也是这样。例如，“都城种苜蓿地，分给居民，权势因取为己有”⑦（《元史》卷一七三，《马绍传》）。又如，大都周围许多山林都被“官人每（们）”所占有，“不教百姓每（们）采打柴薪”⑧（《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以致柴薪涨价，百姓做饭都成了问题。
贵族、官僚占有大量土地，却“有恃不输”，把自己应负担的赋役，都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政府要对大都路的土地进行登记，准备按亩征税。这件事遭到了大小权贵们的纷纷反对，他们用各种方法加以抵制，“那着的人每（们）道：俺是怯薛歹（皇帝的近侍———引者）有，更勾当里差出去了也，么道。推事故说的多有”。结果使这次登记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他们的势力之大，由此可见。元朝政府也承认，“应当差发（赋役———引者），多系贫民，其官豪富强，往往侥幸苟避”⑨（《通制条格》卷一七，《赋役·地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