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集团崇尚佛教和道教。佛教和道教的寺观通过各种途径，占有大量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有的还经营商业和高利贷。寺里的上层僧侣掌握着财产的支配权，属于地主阶级，他们中不少人还由元朝政府授予各种官爵和称号，是贵族、官僚的组成部分。大都的大庆寿寺，“园有树栗，野有来牟（麦），环布近郊”①（邓文原：《巴西文集·庆寿寺碑》），还有煤矿和水碾。大护国仁王寺，“凡径隶本院若大都等处者，得水地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三顷五十一亩有奇，陆地三万四千四百一十四顷二十三亩有奇”②（程钜夫：《雪楼集》卷九，《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以及山林、湖泊、矿藏等。大圣寿万安寺建成后，忽必烈一次就赏赐“京畿良田亩万五千，耕夫指千，牛百，什器备”③（程钜夫：《雪楼集》卷七，《凉国敏慧公神道碑》）。大都郊区的土地很大一部分都成了寺观的财产。这些寺观里的上层僧侣无论在政治上或是经济上都有很大的势力。
在大都的封建统治阶级行列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富商大贾。他们一般均与宫廷或贵族、官僚有密切的联系，有的为宫廷、贵族、官僚经营发放高利贷，有的买卖珠宝和其他高级商品，满足统治集团成员奢侈生活的需要。他们中间有色目人，也有汉族人。元朝政府在大都设有“耆老”数十名。“耆老”是一种荣誉职务，可以出入宫廷，参与重大典礼，享有免役等特权。充当“耆老”的，“皆富商”④（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一，《买公世德之碑》）。这些“货殖之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势力，“其视钟鼎（指贵族、官僚———引者）岂不若土芥也哉！”⑤（《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皇帝、贵族、官僚、寺观地主、民间地主和富商，构成了大都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不劳而获，却过着架鹰放犬，花天酒地，“一笑金千，一食钱万”⑥的寄生生活，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比起其他地区来，大都农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是特别深重的。首先，这是因为，大都是宫廷与中央统治机构所在地，宫廷与中央统治机构所需的巨额物资和劳动力中很大一部分，要从大都周围农村中征取。元朝统治者在诏令中也曾多次提到，大都的“一切供给，皆出民力，比之外路州郡，实为偏重”。其次，大都是权贵和富豪最⑥（《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集中的地方，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和其他众多的财富，与官府互相勾结，“不拣甚么差发不教着，却教穷百姓每（们）生受来”①（《通制条格》卷四，《户令》）。大都农民的负担原来已是“偏重”，这样一来就更重了。元代前期有人作过统计，除了额定的赋税外，各种额外负担是正额的二十倍，逃户和军户（可以部分免除赋役）留下的赋役又要这些人户负担，正是：“割剥民肌，未见如此之甚！”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〇，《便民三十五事·议恤民》）其实大都农民包纳的不仅是“军户、逃户闪下差税”，更多更重的是权豪富户转嫁给他们的赋税。至于元代后期，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再次，大都农民还要负担许多其他义务，如他们要替国家饲养马匹和骆驼，最多时，大都一路养马即近十万匹，加上骆驼，平均两三户即需饲养一匹。饲养马、骆驼需要大量饲料，名义上有补助，实际上是义务，万一死亡，便要勒令赔偿。这对于农民来说是个十分沉重的负担，“日午吹烟起，人家半是农：卖田当保马，无褐过三冬。”③（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四，《马户》）最后，大都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其爪牙们任意破坏农业生产，掠夺土地。如皇室和权贵们属下的昔宝赤（放鹰人———引者）和侍卫军们，依仗权势，经常“骑坐马匹，间有携带家小，随处住坐旬日，又复他往，须索酒饭鹰食等物”。他们所到之处，任意“纵放头匹，踏践田禾，咽咬树木，事非一端”，“少不应付，恃赖众力，辄发恶言，恐吓侵凌，无所不至”。农民们稍表不满，“便吊缚打拷，重者伤残肢体性命，无所申诉”。有时还拆毁农民的房屋，迫使他们“全家流移逃避，冤愁苦楚，去住两难”④（宋褧：《燕石集》卷一三，《建言救荒》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八，《弹中翼军搔扰百姓事状》）。屯田的侍卫军们还常常“依赖形势”，强将“开耕作熟桑枣地土”⑤（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九，《弹阿海万户屯田军人侵占民田事状》。）侵为己有。这些权贵及其奴才们的胡作非为，给大都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带来很大的困难。
大都农民所受剥削压迫很深，因此，生活十分困苦，常年挣扎在饥饿线上。他们中有不少被迫到大都城中当雇工，觅取糊口的钱粮。当时大都城内有多处穷汉市，“一在钟楼后为最，一在文明门外市桥，一在顺承门城南街边，一在丽正门西，一在顺承门里草塔儿”①（《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就是贫苦农民出卖劳动力的地方。《朴通事》也提到，有人“去角头叫几个打墙的和坌工来筑墙”。这条材料具体说明当时市集上经常有等待雇佣从事各种劳动的“穷汉”。
农民因为生活过于艰难，或因交不出国家的赋税，常常被迫借高利贷。大都的高利贷十分盛行。色目商人经营的高利贷，“周岁辄出倍息”，叫做羊羔利，几年下来，借贷者“鬻妻卖子，不能尽偿”②（《国朝文类》卷五八，王磐《史公神道碑》）。元朝政府不止一次下令限制高利贷的利息率，但高利贷经营者与宫廷、权贵都有密切关系，政府的法令实际不起什么作用。高利贷经营者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十分残忍，他们“倒换文契，累算利钱”，“有壹石还数倍不得已者，致使无告贫民准折田宅，典雇儿女”③（《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这种情况是如此的普遍，以致《朴通事》卷中，也专门登载了大都乡村农民的一份卖子文契：
大都某村住人钱小马，今将亲生孩儿小名唤做神奴，年五岁，无病。少人钱债，阙少口粮，不能养活，深为未便。随问到本都在城某坊住某官人处卖与，两言议定，恩养财礼银五两，永远为主，养成躯使。如卖已后，神奴来历不明，远近亲戚闲杂人等往来争竞，卖主一面承当不词，并不干买主之事。恐后无凭，故立此文字为用。
某年月日 卖儿人钱小马
同卖人 妻何氏
见人 某引
进人 某
文契中的钱小马的遭遇，实际上就是大都农村中成千上万农民悲惨生活的写照。
大都的农民，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反抗斗争。例如，他们常常自行团结起来，把前来敲诈勒索的昔宝赤们，打得落花流水。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致元朝政府专门发布命令“汉儿人休聚众打者”，只许向“合属官司陈告，申覆上司究治”①（《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元朝政府的阶级本质在这一命令中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
大都还有很多工匠，估计不下四五万户，他们要定期到官府的手工业机构中工作，领取很微薄的口粮和衣物，官吏还要从中克扣，因此常常弄得“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九，《论肃山住等局人匠偏负事状》）。质典就是将子女典给别人作奴婢，元代把奴婢叫做驱口③（驱口的意思是“被俘获驱使之人”（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即战争中的俘虏，抑逼为奴，后来变成所有奴婢的通称。），大都驱口的数量是很惊人的，贵族、官僚、寺观和商人都占有不少驱口，如忽必烈的宠臣阿合马，就占有驱口七千。驱口被认为是贱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遭遇比农民和工匠更为悲惨。使长（驱口占有者）对驱口有完全的人身占有权利，可以任意转卖、赠送或当作陪嫁品。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都是使长财产的一部分。大都的商业区羊角市就设有人市，和羊市、马市等并列，公开买卖驱口。④（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这说明在统治阶级心目中，驱口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在人市中，驱口“数层等级其坐”，就像货物一样陈列着，“贸易甚盛”⑤（郑思肖：《心史》）。大都的人市，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因为遭到愈来愈多的人反对，元朝政府才下令将它取消。但是驱口的买卖一直存在而且是法律允许的。驱口用于家内服役，也有不少用于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使长可以任意对他们施加各种刑罚，据记载，有的“富势之家”，每逢奴婢触犯了他们，便用“铁枷钉顶”⑥（《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有的甚至在奴婢面上刺字。元朝法律还规定，使长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如果驱口有“罪”，使长加以杀害就可免予处分。事实上，驱口的任何不满和反抗都会被认为有罪，所以，他们的生命是完全在使长掌握之中的。驱口所受压迫最深，因此，他们的反抗斗争层出不穷，有的消极怠工，有的逃亡，有的则用暴力杀死他们的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