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昔剌斡耳朵。在元代文献中，失剌也作昔剌，都是蒙古语黄色一词的音译。斡耳朵是营帐。昔剌斡耳朵就是黄色的营帐。元代北京的方志《析津志》说：“[昔]剌斡耳朵者，即世祖皇帝之行在也。”①（《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按。原缺“昔”字，今补）可知在忽必烈时已经建立。昔剌斡耳朵是举行“大宴”即“诈马宴”的地方。元末王祎说，至正九年（1349年）曾“大宴失剌斡耳朵”②（王祎：《王忠文公集》卷三，《上京大宴诗序》）。柳贯《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毳幕承空拄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辰旗忽动祀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芍药名花围簇坐，葡萄法酒拆封泥。御前赐酺千官醉，恩觉中天雨露低。”诗后有注：“车驾驻跸，即赐近臣洒马奶子御筵，设毡殿失剌斡耳朵，深广可容数千人。”③（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五）元末诗人迺贤有诗《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④（见迺贤：《金台集》卷二）显然，柳贯所说的“御宴”就是“诈马宴”。
值得注意的是“诈马宴”又与棕殿有关。“平沙班诈马，别殿燕棕毛。”⑤（贡师泰：《玩斋集》卷五，《上京大燕和樊侍中侍御》）诗人袁桷在描写诈马宴的诗篇中也提到，“沈沈棕殿云五色”⑥（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装马曲》），“棕殿沈沈晓日清”⑦（袁桷：《清容居土集》卷一六，《内宴二首》），“沈沈棕殿内门西，曲宴名王舞马低”⑧（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二，《伯庸开平书事次韵七首》）。这样，可以知道，诈马宴是在棕殿举行的。因此，棕殿应与昔剌斡耳朵是指同一事物。“北极修门不暂开，两行宫柳护苍苔。有时金锁因何掣，圣驾棕毛殿里回。”诗后注云：“棕毛殿在大斡耳朵。”⑨（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诗作者所说大斡耳朵显然指的是昔剌斡耳朵，棕殿与昔剌斡耳朵的关系从这首诗可以得到证实。袁桷反复以“沈沈”来形容棕殿，说明它的规模是很大的。
在大蒙古国时期，窝阔台汗曾在漠北和林附近山中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契丹帐殿”，供避暑之用。“它的墙是用格子木制成，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同时它整个复以白毡：这个地方叫做昔剌斡耳朵。”这座大帐“其中可容千人”，“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挂钩是黄金做的，帐内覆有织物”①（[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70页）。元定宗元年（1246年），传教士普兰诺·加宾尼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正值贵由汗即位之际。据他记载，选汗大会是在称为昔剌斡耳朵的可容两千多人的大帐幕中举行的，帐幕四周围有木栅，蒙古的王公贵族及其随从就在帐幕周围的小山和平地上屯驻，排成一个圆圈。木栅有两个大门，一个门只有大汗才能出入，其余人都从另一门进去。与会者全体每天换一色衣服。②（参见[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60~6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从以上所述，可知和林的昔剌斡耳朵在离城不远之处，其形制为帐幕（可能采取了汉族建筑的某些特点，故有人称之为“契丹帐殿”），但是固定的。帐幕上覆以毡子和其他织物。帐幕的规模极大，可容一二千人。蒙古选汗会议（忽里台，即大朝会）就在这座帐幕中进行。
忽必烈显然继承了大蒙古国的传统。他在上都城外也建造了昔剌斡耳朵，亦即棕殿。这座棕殿是“帐殿”③（马臻：《霞外诗集》卷三，《大德辛丑五月十六日滦都棕殿朝见，谨赋绝句三首》。诗中首句云“黄道无尘帐殿深”），也就是说其形制为帐幕。帐殿上部分或全部覆以棕毛，故以此命名，但同时依据蒙古传统在蒙古语中仍称为昔剌斡耳朵。蒙古的王公贵族在大聚会时都要举行诈马宴，重要政务都要在诈马宴上决定。上述选举贵由汗的大会每天换一色衣，就是诈马宴的一个特征。而上都的诈马宴，正是在棕殿亦即昔剌斡耳朵中举行的。
上都棕殿最早见于记载，似是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马臻的诗。④（马臻：《霞外诗集》卷三，《大德辛丑五月十六日滦都棕殿朝见，谨赋绝句三首》。诗中首句云“黄道无尘帐殿深”）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辛未，“新作棕殿成”。泰定二年（1325年）闰正月癸酉，“作棕毛殿”⑤（《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两条记事时间相隔很近，是重复记载还是确曾建造两处，不可考（元代大都亦有棕殿）。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此前后确曾对上都棕殿进行重建或改建。据元代官修政书《经世大典》记载，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十六日，“敕造上都棕毛殿铺设，省下随路民匠为之。九月十三日输之留守司。成造地毯二扇，积二千三百四十三尺”⑥（《大元毡罽工物记》）。从地毯的面积不难想见该殿可容千人以上。前面提到柳贯所说在昔剌斡耳朵有可容数千人的“毡殿”，应该就是棕殿。蒙古人的帐房一般称为毡房，毡殿之名应即由此而来。
那么，昔剌斡耳朵与“西内”又是什么关系呢？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周伯琦扈从上都，他说：“车驾既幸上都，以是年六月十四日大宴宗亲、世臣、环卫官于西内棕殿，凡三日。”①（周伯琦：《扈从集·后序》）三日大宴，就是诈马宴。棕殿在“西内”，可见“西内”就是昔剌斡耳朵的所在地。
从记载来看，“西内”还有其他宫殿。周伯琦有一首诗，题为《五月八日上京慈仁宫进讲纪事》，首四句是：“黼扆临西内，文臣侍大廷。曙光团露瓦，暑气散风棂。”②（周伯琦：《近光集》卷二）可见慈仁宫在“西内”。周伯琦的其他诗篇多次提到他在慈仁宫“进讲”、“谢恩”。据他说，至正二年（1342年）七月，佛朗国遣使献马，“上御慈仁殿，临观称叹”③（周伯琦：《近光集》卷二，《天马行应制作》。按，献马者是教皇特使马黎诺里）。与周伯琦同时的许有壬的一首诗，题为《宴慈仁殿，周览山川，喜而有作》④（见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这座殿在山野之中，故在宴集时得以“周览山川”。这首诗可以作为慈仁殿（宫）在“西内”的旁证。此外，龙光宫可能也在西内。周伯琦关于诈马宴的诗中说“天子方御龙光宫”⑤（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元末另一位著名文学家欧阳玄在《天马颂》的序中说：“至正二年壬午七月十八日丁亥，皇帝御慈仁殿，拂朗国进天马。二十一日庚寅，自龙光殿敕周朗貌以为图。”⑥（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一）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西内”范围甚大，至少包括棕殿和慈仁殿（宫），可能还包括龙光殿（宫）。其中棕殿规模最大，是“西内”的主要居所，它应是一座帐殿。慈仁殿（宫）和龙光殿（宫）的具体情况不详。昔剌斡耳朵一名，有时用来专指棕殿，有时也用以泛指“西内”。
元顺帝后至元六年（1340年），监察御史崔敬上疏“谏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内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为清暑之地，车驾行幸，岁以为常，阁有大安，殿有鸿禧、睿思，所以保养圣躬，适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失剌斡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备宴游，非常时临御之所。今……国家多故，天道变更，臣备员风纪，以言为职，愿大驾还大内，居深宫，严宿卫，与宰臣谋治道。万机之暇，则命经筵进讲，究古今盛衰之由，缉熙圣学，乃宗社之福也。’”①（《元史》卷一八四，《崔敬传》）上都本是避暑之地，但元代皇帝并不以此满足，又专门设立了“备宴游”的昔剌斡耳朵。元顺帝经常居住在昔剌斡耳朵，宴游享乐，所以崔敬才会上谏，要他“还大内，居深宫”，也就是回到上都的宫城之中。昔剌斡耳朵亦即“西内”与上都宫城的关系，从这件奏疏中可以看出来。
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少帝、太皇太后一行投降后被送到上都。五月初二日，“天晓，尽出南门十余里，宰执同属官亦列铺设金银玉帛一百余桌，在草地上行宫殿下，作初见进贡礼仪。行宫殿宇宏丽，金碧晃耀。诸妃诸王皆升殿卷帘列坐。皇帝、皇后共坐溜中，诸王列坐两序。……班退，升殿，再两拜，就留御宴”②（严光大：《祈请使行程记》）。金碧辉煌的行宫应该就是昔剌斡耳朵，但其所在地是上都南门外十余里处，与后来的“西内”不是一个方位。这有几种可能：一是先在南门外，后来迁至西方，一是出南门折而向西，当然也有可能是记载的讹误。但从此事可知，早在忽必烈时代，行宫（即昔剌斡耳朵）已是皇帝经常逗留并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讲述了上都草原中的行宫，可以随时拆卸③（参见《马可·波罗游记》，185~192页），无疑就是指昔剌斡耳朵。
四、宫廷生活
元代皇帝在上都期间，宫廷中要举行一系列的活动，主要是宴会、佛事、狩猎、祭祀和其他娱乐活动。
不断的各种名目的大小宴会，是上都宫廷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元代名诗人萨都剌写有《上都杂咏五首》①（见萨都剌：《雁门集》卷六），全都以宫廷宴会为主题，请看：
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诸王舞蹈千官贺，高捧蒲萄寿两宫。
沙苑棕毛百尺楼，天风摇曳锦绒钩。内家宴罢无人到。面面珠帘夜不收。
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华帽宴亲王。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
中官作队道宫车，小样红靴踏软沙。昨日内家清暑宴，御罗凉帽插珠花。
院院翻经有咒僧，垂帘白昼点酥灯。上京六月凉如水，酒渴天厨更赐冰。
在各种宴会中，规模最大、费用最多的是诈马宴，也叫质孙宴。质孙，一译只孙，蒙古语jisun的音译，意为颜色。皇帝举行宴会，出席者要穿皇帝颁赐的贵重服装，即金织文衣，每次一种颜色，按贵贱亲疏的次序各就其位，故称质孙宴。“衣冠同制，谓之质孙，必上赐而后服焉。”②（《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燕飨》）“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③（《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质孙服是衣、帽、腰带配套的，上面装饰珠翠宝石。“伏日翠裘不知重，珠帽齐肩颤金凤。”④（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装马曲》）诈马是波斯语j.mah的音译，意即外衣、衣服。事实上，质孙和诈马指的本是同一件东西，即宴会上穿的一色、衣服。①（参见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见《穹庐集》，247~254页）
周伯琦对上都诈马宴有过概括的介绍。他说：“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噭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至元六年岁庚辰，忝职翰林，扈从至上京。六月二十一日，与国子助教罗君叔亨得纵观焉。”②（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袁桷、贡师泰、杨允孚、迺贤等人都曾亲身经历，并写下了诗篇。其他记载中也有所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