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大都，是当时的一座新建城市。它经过周密的设计，充分利用了原有条件和地理特点，具有一套完整的布局。大都的建造，在我国城市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奠定了后代北京城发展的基础。
一、城墙和城门
城墙和城门大都“城方六十里，十一门”①（《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实际上全城是一个南北略长的长方形。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实地测量，周围共约两万八千六百米。②（参见《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载《考古》，1972（1）。）明初，缩减北城，因此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两面墙的北段，均被废弃，现在北京德胜门外还保存着当年大都城墙的遗迹。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和明清两代北京城的东、西墙一致。南面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南墙西段，定基时“正直庆寿寺海云、可庵两师塔”，忽必烈特别下令“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③（《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关于海云，参见本书上篇第六章《大都的文化生活·宗教》。）。因此，南墙在靠近大庆寿寺双塔的地方，向外弯曲，绕开双塔。④（大庆寿寺双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扩建长安街时，始被拆除。）这样，南墙西段中有一小段呈弧形，不再是直线。
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经实测，基部宽达二十四米。为了加固城墙，在夯土中使用了“永定柱”（竖柱）和“纴木”（横木）。城墙的基宽、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①（参见《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载《考古》，1972（1）。）这和当时修筑工程的技术标准是一致的。②（参见赡思：《河防通议》卷上，《筑城物料》。）大都城墙所使用的我国传统的版筑技术，曾经引起当时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的注意，将它写进了著名的通史著作《史集》里。③（[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324页，北京，商务印馆，1985。）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描写了大都的城墙，他说：“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④（《马可·波罗行纪》，第2卷第84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这和现在实测的比例是很相近的。
北方雨水集中，土城的防雨排水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听凭雨水冲刷，时间一久，城墙很易倒塌。因此，在兴建土城墙时，就引起过争论。“至元八年，城大都。板干方新，数为霖雨所堕。或议辇石运甓为固。公（王庆端，时为千户———引者）言：‘车驾巡幸两都，岁以为常。且圣人有金城，奚事劳民，重兴大役！’因献苇城之策。诏用公言，所省巨万计。”⑤（阎复：《常山贞石志》卷一七，《王公神道碑铭》。程钜夫《雪楼集》卷一七《冀国王忠穆公墓碑》亦言及此事。但《元史》卷一五一《王善附王庆端传》未曾提及。）王庆端提出的“苇城”防水，就是“以苇排编，自下砌上”，将整个土墙用苇遮盖起来，以防雨水将土墙“摧塌”。为此，元朝政府专门在文明门（今崇文门内）设立了苇场，“收苇以蓑城，每岁收百万”⑥（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后来，元朝政府还抽调部分军队成立武卫，“专掌缮理宫城”⑦（《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吴公行状》），“砍苇被城上”⑧（《国朝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便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苇城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解决土墙防雨问题，雨水渗过苇草，仍会对土墙产生侵蚀作用。所以大都城建成后不久，就出现了“雨坏都城”发兵民修治的事情。仅至元二十年到三十年（1283—1293）之间，见于《元史·世祖纪》的有关修治大都城的记载即有八次之多。修补时动辄万人，最多时达三万人。因此，不断有人提议要“甓都城”，即改以砖石砌城墙，但因为“民力凋弊”①（赵孟：《松雪斋文集》卷九，《靳公墓志铭》。），未能实现。以海运起家的新贵朱清、张瑄，家财巨富，曾表示愿“自备己资，以砖石包裹内外城墙”②（《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但遭到别人反对，没有实行。反对理由不详，估计是怕朱、张此举影响太大，有损皇家体面之故。波斯史家拉施特说，忽必烈晚年曾准备“以石头加固该墙”③（[波斯]拉施特：《史集》，第2卷，324页。），但因死去，未能实现。可见，此事在当时是议论很多而且引起广泛注意的，但其结果仍是不了了之。整个大都城，只是西城角上“略用砖而已”④（《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土城蓑草的办法，到元代中期即告废止。废止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初，大都土城，岁必衣苇以御雨，日久土益坚，劳费益甚，[王]伯胜奏罢之”⑤（《元史》卷一六九，《王伯胜传》。）。另一种说，“至文宗，有警，有谏者言，因废。此苇止供内厨之需。每岁役市民修补”⑥（《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叙》引《析津志》。）。“有警”是指元文宗即位之初，统治集团内讧，发生武装冲突，元朝政府中有人害怕另一方烧苇攻城，所以取消了苇城之法。⑦（参见本书上篇第四章《大都的政治生活·发生在大都的一些重要政治事件》。）可以确定的是，元朝中期以后再不见以苇蓑城的记载。但是，所谓“土益坚”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在停止以苇蓑城之后，大都城墙还是经常出问题。最严重的一次是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五月，“大霖雨”，结果“京城崩”⑧（《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可见土城防雨问题在有元一代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大都共有十一门。东、南、西三面均为三门，北面两门。东面的三座门是：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熙门，即光熙门之谐音）、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面的三座门是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⑨（《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城市》引《析津志》。）。后代把崇文门也叫做哈达门，实则崇文门在文明门址之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承门（今西单南）。西面的三座门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南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北面的两座门是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肃清门和建德门的瓮城土墙，还部分地残存于地面之上。“憧憧十一门，车马如云烟”①（迺贤：《金台集》卷一，《京城杂言六首》），每天都有大量的行人和车马从十一门出入。南面的丽正门有三门，正中一门只有当皇帝出巡时才打开，平时不开，西边一门亦不开，只有东门供行人往来。②（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我国传统的建筑布局，讲究对称。像大都这样一个十分齐整的长方形城市，应该是八门、十二门或十门才对，为什么北边偏偏只开两门，这是很令人费解的。元代官方文献中没有对此事作过说明，倒是一些作家的诗文笔记中讲到了这个问题。元末明初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中说：“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吒神三头六臂两足。”③（长谷真逸是外号，作者真名不详，此条见该书卷上。）曾在大都做官、熟知大都掌故的诗人张昱也写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④（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根据这两条材料，可以知道，大都之所以开十一门，是象征附会神话中哪吒传说的结果。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南面三门象征三头，东西六门象征六臂，北面两门象征两足。⑤（哪吒故事起于何时不可考，但据此可知元代甚至更早已很流行了。郑所南《心史》中也提到，“二月哪吒太子诞日”，大都举行盛大仪式庆祝。）刘太保就是大都城设计者刘秉忠，他曾经做过和尚，实际上道士气更重，对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⑥（《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他善于玩弄鬼神这套把戏，用以换取迷信神鬼的统治者的信任。大都是他设计的，在设计中加上神秘迷信的色彩是完全合乎他的思想作风的。
大都城的四角都建有巨大的角楼。现在建国门南侧明清两代观象台旧址，原来就是元代大都城东南角楼的所在地。
大都城墙之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在兴建大都城过程中，曾“大兴力役”，“浚治新城壕堑”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四，《为不宜先浚新城壕堑事状》）。当城墙建成后，又“挑掘城濠”，用掘出来的泥土“添包城门一重”②（《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纪》引《析津志》）。
二、皇城和宫城
大都的皇城在城市南部的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皇城的城墙，称为萧墙，也叫阑马墙，周围约二十里③（参见萧洵：《故宫遗录》），“阑马墙临海子边，红葵高柳碧参天”④（张昱：《张光弼诗集》卷三，《辇下曲》。按，皇城北部靠近海子（积水潭），“阑马墙临海子边”即指此。）。阑马墙外密密种植着参天的树木，更增加了皇城威严的气氛。皇城城门都用红色，称为红门，“人间天上无多路，只隔红门别是春”⑤（王冕：《竹斋诗集》卷四，《金水河春兴》。），红门内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皇城南墙正中的门叫做灵星门，其位置大致在今午门附近。它的南面，就是大都城的丽正门。在丽正门与灵星门之间，是宫廷广场，左右两侧，有长达七百步的千步廊。在元代以前，宫廷广场一直处于皇城正门的前方，大都城却把它安排在皇城正门的前方，这在建筑设计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它加强了从大都城正门到皇城正门之间在建筑上的层次和序列，从而使宫阙的布置更加突出，门禁更加森严。⑥（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3）。）
皇城之内，以太液池为中心，围绕着三组大的建筑群，即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此外还有御苑。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成长方形，“周回九里三十步，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⑦（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按，所记东西南北距离合为两千一百九十步，若以二百四十步为一里，则为九里三十步：若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则为六里三十步。过去有人认为“九里三十步”之说不对，实是不明两种里制之故。）。宫城的城墙是用砖砌的。宫城的南墙有三门，中央是崇天门，约当今故宫太和殿址，左右是星拱门和云从门。西墙有西华门，东墙有东华门，东、西墙和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北墙有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宫城四角都有角楼，上下三层，用琉璃瓦覆盖。从灵星门进来数十步，就是金水河，河上有三座白石桥，称为周桥，桥身琢刻龙凤祥云，明莹如玉。围绕着周桥栽种着“郁郁万株”①(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萧洵：《故宫遗录》)高高的杨柳树。元代诗人有“禁柳青青白玉桥”之句，描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色。过了周桥约二百步，便是崇天门。崇天门也叫午门，左右两观（观就是两端的突出部分），平面呈凹形。门东西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三尺，门上有楼，两观上有角楼，下开五门，估计应和现在故宫午门的形制比较相近。崇天门内数十步，又有一重门，中央叫做大明门，左右有日精、月华两门。过了大明门，才是宫殿所在。大明门是专供皇帝出入的，文武百官上朝则由日精、月华两门出入。封建统治者用这种办法表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②（参见《元史》卷六七，《礼乐志一》）
宫城内主要的建筑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大明殿、延春阁以及紧靠着延春阁的清宁宫，在一直线，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大明殿最为重要，一切重大的仪式，如皇帝即位、元旦、庆寿等等，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又叫长朝殿，落成于至元十年（1273年）。这座建筑东西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规模雄伟。殿前的台基分为三级，都用雕刻龙凤的白石阑围绕着，白石阑的每根柱下都有伸出的鳌头，十分壮观。可以想见，大明殿的三级台基和明清两代太和殿的三台在形状上一定是相去不远的。在台基上有一处地方，种植着从沙漠移来的莎草，这是元世祖忽必烈为了使子孙不忘创业之难而特意安排的。“黑河万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创业难。数尺阑干护春草，丹墀留与子孙看。”③（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在大明殿内，设有“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④（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皇帝和皇后并列座位，每遇重大庆典，帝、后同登御榻，接受朝拜。这是蒙古族的传统，我国其他封建王朝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在御榻前，陈列有能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计时器，参见本书上篇第六章）、酒瓮和乐器。除了大明殿以外，其他的宫殿也有陈列酒瓮的，如广寒殿，这也是蒙古族习俗的一种表现。大明殿后面的一座楼阁，下面叫做延春堂，延春堂东边有梯可上，上面叫做延春阁，它比大明殿还要高。元朝统治者常常在这座楼阁中举行佛事和道教的祠醮仪式，有时也在这里举行宴会。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中间用柱廊连接起来，平面如“工”字形。寝殿的东、西又各有小殿。在这两座“工”字形建筑的四周，都有一百余间周庑围绕，呈长方形，从而使大明殿和延春阁在宫城之内又分别形成两组封闭的小建筑群。在这两组小建筑群之间是横贯宫城的街道。元代中期以后，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在这条街道上布置灯山，“结绮为山，树灯其上，盛陈百戏，以为娱乐”①（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一，《谏灯山疏》）。清宁宫在延春阁后面，规模较小。宫城后墙的厚载门上，也建有高阁，阁前有舞台，每当统治者登阁游赏时，就在舞台上表演歌舞。在宫城内，除了上述主要宫殿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宫殿及附属建筑，布局谨严。特别是在两组小建筑群之内，严格遵循轴线对称的原则，给人以庄严宏伟的感觉。
宫城以北是御苑，主要种植供统治者观赏之用的花草树木，“内有水碾，引水自玄武池（即太液池———引者）灌溉花木”。在花木丛中有华丽精致的小殿。此外，还有“熟地八顷”，元朝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重视农业，有时要举行仪式，拿着农具做做样子，这些“熟地”①（光绪《顺天府志》卷三，《宫禁下》引《析津志》）就是为此设置的。御苑是禁地，百姓如果闯入御苑的禁墙（即皇城阑马墙），就要以“大不敬”②（《元典章》卷四一，《刑部三·大不敬》）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