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不难发现，魏律的制定设想有二，一是在结构上增加篇数，二是在体例上将《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典之首。而且据此还可得知，与萧何袭《法经》，而《法经》的主要性质为刑法法规一样，魏新律的目标指向也是刑法典。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的缺陷。因此《魏律序》的作者在叙述完毕修律内容后，以总结的口吻概括了新律长于旧律之所在：“凡所定，增十三篇（中华书局点校本此句作“凡所定增十三篇”，日本学者内田智雄将此句读作“凡所定，增十三篇”。笔者以为后者长于前者，故从。参见内田智雄：《关于魏律〈序略〉的二、三个问题——复滋贺秀三氏的〈关于曹魏新律十八篇的篇目〉》，载《同志社法学》第57号，2页，1960。），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从心态与语气上推测，这里的“正律”与“旁章”应当是作者对旧律认识的反映，或曰是对汉律评论性的措辞，日本学者中田薰曾指出：“汉中世以后，在萧何的九章律外确实还存在着各种单行律，但九章律经汉四百年而存续，以致在魏初被称为‘正律’，作为不刊不易律典而受到尊重。”（［日］中田薰：《〈关于支那律令法体系的发展〉补考》，载《法律史研究》第3号，1953；参见氏著：《法制史论集》第四卷“补遗”，184页，岩波书店，1964。）在今天看来，以“单行律”指代九章律以外的律，这一说法还有修正的余地，但“（九章律）在魏初被称为‘正律’”一句，指出了事实所在。应当说，《魏律序》作者的叙述在事实指向上并无问题，但以“正律”与“旁章”这组概念划分汉律，应当是作者的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叙述，据此认定汉律有正、旁之分，至少在法律的实际运用上尚缺少证据支持。滋贺秀三先生在分析九章律的出现时指出：“前汉武帝通过设置五经博士确立了体制，同时儒学占据了正统教学体系的地位。《论衡》中所言易家、尚书家、礼家、诗家、春秋家，均为国家机构中各自确保其博士职务的公认的学派，然而却为王充逐一揶揄，而且不可忘记的是最后所举为法家（法律之家）。可知当时的法律之家，尽管国家尚未设置博士，但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样阵容的学派。法律知识历来通过实务学习、传授，然而伴随着儒学的隆盛，也产生了汲取现实学术形态的动向。作为集中讲学、注释的对象，经书遂成为必要。应此需要，作为在法律家中间不知何时形成而又相互了解的事实，‘九章’之名并视其为经书的惯例便产生出来。”（［日］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38页，创文社，2003。）这段文字表明，“九章律的成立与法律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分科而构筑其地位有关”（［日］滋贺秀三：《中国法制史论集》，38页，创文社，2003。），意味着九章律在某种意义上是学术分类，是具有经书性质的教材。如此，魏律序作者正、旁之分的意识或自汉延伸而来。然而学术上的分类与律令体系的现实构造仍旧不能等同，“九章律”与“律令”之谓，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身为“儒生”的法律之家与身为“文吏”的法律之家的话语体系的不同。
三
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应当如何理解“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这一记载。所谓“叔孙通益律所不及”一句涉及的对象，是指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这恐怕没有疑问。以出土的《二年律令》所见，其中基本没有涉及关乎朝觐、班序、官仪等内容，故由熟知礼仪的叔孙通增其所缺，似也在情理之中。《晋书·刑法志》将叔孙通所益之律与武帝时期的越宫律、朝会正见律同列，在性质上也可见其相同之处。问题在于，叔孙通所增补的礼仪是否属于律，或者说是否属于唐人写《晋书·刑法志》时沿用魏人给予的定名——傍章？在此先摘录一段张家山律令简整理者的叙述：
律令，出自张家山二四七号墓（下称甲组）和三三六号墓（下称乙组）。甲组简有五百余枚……乙组简有三百七十余枚，大约是文帝时期的。关于西汉的立法过程，《史记》和《汉书》都有记载。这两部史书都指出，叔孙通制定礼仪。《汉书·叔孙通传》还具体记述了他“秉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制定的朝见礼仪。《晋书·刑法志》载：“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现在发现的《朝律》与叔孙通制定的朝见礼仪相近。由此可见，叔孙通确实参加了有关礼仪法律的制定。乙组简中的《朝律》与其他律文统一编排，因此，“傍章”之说似乎也有再研究的必要。《朝律》制定当在汉惠帝七年叔孙通去世之前，当然并不排除后来对之再行修改、增删。（彭浩：《湖北江陵出土西汉简牍概说》，载大庭脩主编：《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京都，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之作，也是受“‘傍章’之说似乎也有再研究的必要”一语启发而为之。）
亲历整理的学者的叙述传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在文帝时期的律令中出现了朝律，且其内容与叔孙通制定的朝见礼仪相近。
叔孙通制礼仪的相关内容，可见《史记》卷九九本传：
汉五年……（叔孙通）说上曰：“……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
惠帝即位……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
析其文可知，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叔孙通提议制定朝仪，二年后于长乐宫施行朝仪。惠帝时定宗庙仪法，又定汉诸仪法。这里的“诸仪法”，显然是复数仪法，至少应当包括朝仪与宗庙仪法。而以长乐宫朝会所行之仪见之，“仪法”实际就是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它不仅规定了应当如何做，而且还有对不这样做的制裁手段——“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
其实在汉代，法与律的用法区别本来就不明显。（参见邢义田：《秦汉史论稿》，251页注释15，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例如《汉书》卷三○《艺文志》载：“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今据《二年律令》，知其文出自史律（《说文·序》谓此为尉律之文。关于尉律的内容，所涉不一。《艺文志》所引涉及对官吏的学识要求，《昭帝纪》注引如淳曰则与卒践更有涉，武威旱滩坡简所见“尉令五十五”则与户主继承相关。关于尉律的性质，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认为是汉律篇名，段注认为是“廷尉所守律令”。沈家本批评段说，指出许序引述的律文是汉初取人之法，但不专指廷尉，如淳所引尉律也与治狱无涉，因此他认为尉律的本义不专属刑狱，而是“自上按下之称”。参见徐世虹编：《中国法制通史·战国秦汉卷》，253～25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据此，笔者以为许序所言尉律之文，应是为尉律所收录的某律（如史律）条文。），是法与律相通之例。甚至“仪”本身也可是法规之谓。《后汉书》卷四八《应劭传》：“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张建国先生认为“仪”在此指汉代的法律。（参见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5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因此礼仪之法作为律的重要补充而被纳入律令体系，在功能上并无障碍。此外在汉代文献中，还可偶见一些律名。如《敦煌汉简》499简所见祠律，应是有关祠社稷的法律规定，惜无具体律文。（居延汉简所见有祠社稷文书，或与此有关：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戊申，张掖居延城司马以近秩次行都尉文书事，以居延仓长印封，丞邯告劝农掾褒、史尚，谓官、县：令：秋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书到，令、丞循行，谨修治社稷，令鲜明，令、丞以下当（掾阳、兼守属习、书佐传）侍祠者斋戒，务以谨敬鲜絜约省为故。褒、尚考察不以为意者，辄言如律令。）又据《汉书》卷四《文帝纪》注如淳曰：“案汉祠令，阴安侯高帝嫂也。”知祠律之外尚有祠令。《周礼·春官》大胥注见汉大乐律律文，内容涉及宗庙祭祀者的身份及舞人的条件。（其律文为：“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之子，先取适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颜色和顺，身体修治以为舞人。”）此亦可视为仪法入律之例。
有关律文中的礼仪规定，又可见《居延汉简》EPT52·120简：
律：御史大夫□□□□从吏民非宿卫，从官列侯以上，□□得以绛青卮黄，得□□□□绛衣以□，嫁女得衣绛□，其昏礼□□□□□□□□□吏三百石以上，
□ 得衣铜，□五末参韦及纯黄，出□□□□□□□名上练□宿卫、从官□（《居延汉简》，EPT52·120简。）
此简虽然漫漶残断，但仍可看出是对各级官吏在相关场合下服色的规定要求。又，1981年发现于甘肃武威的王杖诏令册载：
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弃市。令在兰台第卌三。（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收于《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这表明叔孙通所制朝仪中的“趋”这一仪式，在各级官府中也得到了执行。以上皆为正面的制度规定。对于触犯礼仪的行为，则往往被视为“不敬”、“大不敬”：
子类代为侯，八年，坐临诸侯丧后就位不敬，国除。（《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
元朔三年，（武安）侯梧坐衣趐褕入宫廷中，不敬，国除。（《史记》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
侯商丘成，坐为詹事侍祠孝文庙，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郁郁”，大不敬，自杀。（《汉书》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后以列侯侍祠孝惠庙，当晨入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汉书》卷七三《韦玄成传》。）
（王）尊于是劾奏：“……又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匡）衡与中二千石大鸿胪赏等会坐殿门下，衡南乡，赏等西乡。衡更为太常布东乡席，起立延赏坐，私语如食顷。衡知行临，百官共职，万众会聚，而设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为小惠于公门之下，动不中体，乱朝廷爵秩之位……皆不敬。”（《汉书》卷七六《王尊传》。）
张斐释“不敬”之罪为“亏礼废节”。这里的“临诸侯丧后就位”、“衣趐褕入宫廷中”、“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设不正之席……乱朝廷爵秩之位”，皆可视为礼仪犯罪，亦可视为汉律吸收礼仪的佐证。
邢义田先生曾指出：“汉代律令之简与经简皆长二尺四寸，此亦可见律与经等量的地位。”（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收于氏著：《秦汉史论稿》，295页。
以下有关简长度的记载亦参同页注释207。）据《汉书》卷六○《杜周传》及卷八三《朱博传》记载，汉代的律令书写在三尺简上，故有“三尺律令”之谓；而经文仪礼则书写在二尺四寸简上，《论衡·谢短》云：“二尺四寸，圣人之语，朝夕讲习。”甘肃武威6号汉墓出土的《仪礼》甲本，长55.5至56厘米，约合汉尺二尺四寸。然而礼简与律简的长度称谓并非一成不变，人们在称“三尺律令”的同时，也在使用“二尺四寸之律”的说法。《盐铁论·召圣》：“大夫曰：‘……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乱。’”同篇：“文学曰：‘……非二尺四寸之律异，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在礼、律简长度一致的背面，除去人们所认识的“以经目律”之外（《论衡？谢短》：“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犹）经也。”黄晖按：“李悝集诸国刑典，著《法经》。《汉书》宣帝纪注，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今律经是也。’又汉律与经简同长二尺四寸，是汉人以经目律也。《程材篇》云：‘法令汉家之经。’”《论衡校释》，567页。），是否也从一个侧面暗示着礼律融合的事实呢？
要言之，汉初叔孙通所制仪法因规范的对象为律令所不及，所以它作为律的补充法而被有选择地纳入汉律体系，出于336号墓的朝律是一个相当有力的事实，从朝仪到朝律也许恰好反映了礼律的部分融合。程树德先生指出：“汉沿秦制，顾其时去古未远，礼与律之别，犹不甚严。《礼乐志》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同录，藏于官。《说文》引汉律祠宗庙丹书告，《和帝纪》注引汉律春曰朝秋曰请，是可证朝觐宗庙之仪，吉凶丧祭之典，后世以之入礼者，而汉时则所属律也。”（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中华书局，1988。）此当为不误。晋志称“叔孙通益律所不及”者为“傍章”，依然是基于传统认识的价值判断。
无论如何，萧何“次律令”经《史》、《汉》记载后，在两汉四百年间成为人们意识中一件颇具影响力的事件，九章律几乎成了汉代律典的代名词。然而萧何作律的具体形态如何，由于《史》、《汉》的缺载而令人未知其详。张家山汉简的面世，终于使人们获得重新审视“正律”与“旁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