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说“忠”。孔子及其弟子对“忠”有三种定义：一是忠于事实，不说假话不欺诈；二是忠于人民的事业和利益，这种忠通常与忠于民族、国家相联系，也包括曾参所说的官员为国人办事谋利要忠诚；三是在君主关怀臣吏的情况下忠于君主，即忠君是有条件的，包括君主有道，无道则不然。荀子讲的忠臣是明确知道对君主不利，为了君主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坚决反对君主的不正确不正当命令，“从道不从君”，是为忠臣。
其三，有两类不具备基本道德品行的官员是误国害民的。一类是违背君命，背地里干不利于君主的事，是为了自己私利搞阴谋诡计的篡臣。另一类比篡臣还坏的是不顾国家兴衰存亡，不管君主决策对错，只顾保乌纱帽，保官职俸禄，不干事却白从国库拿报酬，这是尸位素餐的国贼。
其四，有几种为国家、为人民，也为国君利益着想，勇于同不利于国家和国君的思想、行为作斗争，不顾个人安危，专门利国利民的谏、诤、辅、拂。谏者提意见，国君不接受，即不与合作，退隐山林，或隐姓埋名从事其他事业，不再过问政治。至唐代专设谏官一职，专门给皇帝和朝廷提意见，实为监察官员一种。诤臣是指那些怀有一片忠君爱国热忱，“铁肩担道义”，对君主背信弃义、忤道违理行为以死抗争的忠贞不贰的忠臣。辅、拂也是忠臣，只是他们不像谏、诤臣那样直来直去，过于激烈地抗争，而是采取柔性策略，劝说君主回心转意，就有道、避无道。荀子在《臣道》中结论式地指出：“谏、诤、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荀子此论，后世政治史迹反复证明其为至理名言，惜非人人赞成和接受以之自励自警。
荀子还有一番意味深长的妙论，即对待君主的态度针对君主不同而有异，以及对忠臣和良臣要作适当区别。对于圣君，要给予听取众臣意见的机会，只要他充分听取意见，作出正确决策，顺从其旨意就可以了。作为臣下，对君主要讲真话，直道而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忠信而不谀，谏诤而不谄，挢然刚折端志而无倾侧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非分明，唯真理是从。对暴君则不同，要“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晓然以至道而无调和也，而能化易，时关内之，是事暴君之义也”《荀子·臣道》。对暴君也是采取与人为善、纠错就正的态度，以柔和、宽容、说理的方法，引领暴君走明君之路。这虽非易事，却必须以柔克刚，以道治其暴。对于忠臣和良臣的区别，荀子认为忠臣都是良臣，良臣却未必都是忠臣。其区别不在主观追求，而取决于时势是治是乱。国乱显忠臣，治世良臣多有。据史载，对这个问题，魏徵与唐太宗有一段耐人寻味的精彩对话。魏徵对唐太宗坦言：“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唐太宗问他：“忠、良有异乎？”魏徵回答说：“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第五》。魏徵甘做良臣，不期望为忠臣，这是由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不取决于魏徵的主观愿望。
3.任官的职业要求的心理素质
中国古代任官素质一般要求有解决公务问题的对策能力，应对事变和处理案件的决断和处置能力，以及文章写作、公文处理、人际关系调适能力，等等。其中，如何处理好机关内和外部社会关系是古代任官素质的重要要求。这种素质从现代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角度说，属于任官的职业要求的心理素质。从史籍记载事例总结梳理，主要是两条，一是政治思维善与人同（共识），一是处世态度宽容大度。前者重在求同存异，不要刻意与人显异，后者重在待人宽厚从容，大气大度，不要苛责别人，斤斤计较。
任官善与人同是达到思想、观念、意愿与绝大多数人取得共识，基本一致。这种人担任一定官职，说话上级领导喜欢听，下级和群众也乐意接受，周围同事也支持、赞同。这样，办事无阻力，工作好开展，官就好当，能很好地尽职尽责。相反，任官善与人异，就会与上级领导不合拍，不和谐，与周围同事也不协调，思想感情与群众格格不入，存在隔阂，在工作中群众不支持，同事不配合，上级不满意，就会陷于被动、被冷落、孤立的境地。可见，善与人同是成功顺当路径，善与人异是挫折失败的逆动路径。任官选择善与人同的路径，避免善与人异的路径，是古人与今人都需注意的策略。为此，需要从个性化性格倾向转型到群体性性格倾向。当然，任官与同事、与群众、与上级发生意见分歧是难免的，为了取得共识，在尊重别人不同意见的基础上，耐心友善交流沟通，求大同、存小异的方式方法是最佳选择。中国古代官场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只需看看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里形象、生动的描述，就能具体深入地体悟到这一点了。
任官需要待人宽容。宽容与善与人同是辩证统一关系：善与人同必然有宽容的处世态度，有宽容的处世态度会顺当地与人交流沟通，从而有利于善与人同。任官有宽容的处世态度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政治生活十分复杂，政治斗争残酷激烈。历史上人们尊崇清官、谏官，他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善如流，疾恶如仇。但是，平时官场人人循规蹈矩，照章办事，似乎也有人情味。可那里既有官官相护，更有彼此钩心斗角，表面上笑容可掬，暗地里却在盘算着怎样坑害你。因此，在己应“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对待别人则应多一点宽容，像孔子所说的那样一辈子走忠恕之道。孔子警告他的学生对于有严重缺点或犯严重错误的人要宽容大度，允许他克服缺点，改正错误，不要搞“残酷斗争”。否则，“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意思是过分逼迫他，过度谴责他，他感到没了尊严，就可能闹出乱子来。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治蒲？孔子告诉他：“恭而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断，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则正不难矣。”《孔子家语》卷二《致思》。孔子让子路照他所说去对待人民群众，社会就不难治理，蒲地方的社会秩序就会正常化。儒家这种以民为本、重民敬民的执政理念，基于民本主义政治哲学历代都有一定数量的官员继承发展，在京官、地方官中都因此在百姓中留有口碑。当然，在封建时代要求所有政府官员都能勤政为民，是不现实的，作为一种执政理念，执政为民的传统政治文化则可以流传至今。
4.相在治国理政中的特殊地位
中国古代人民群众的一项政治期望是能在明君贤相治下过太平的日子。相（或称丞相、宰相）是皇帝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首辅高官，相当于如今的总理、首相。相要统领百官辅佐国君、皇帝处理一切具体的政务。一国君主执政团队首要政务是选择好一位相，帮助自己决策和管理好政务。而相则要选择好百官，做到知人善任，让政府这架机器正常运作。可以说，相在封建社会政府机构中，其地位特殊、举足轻重，起着政务总枢纽、总管、总监，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作用。战国时齐国任相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齐桓公先任用管仲为相，使齐桓公称霸诸侯，强国裕民。孔子评价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肯定管仲的历史功绩，同时也肯定了齐桓公用对了人，政绩卓著。然而，还是这位齐桓公，在管仲死后匆忙选任相，以佞人竖刁充之，终使齐国于桓公死后天下大乱，国家和社会败坏，从此以后，齐国再也不能重振雄风，霸位丧失。对此，屈原以其在楚国的政治际遇不能理解同一位齐桓公，称霸于前，惨死于后，以为这是“天命反侧”《天问》。屈原把这归结到“天命”上是不对的。事实是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是妥善的，后来任竖刁为相是用人不当；用人不当是齐桓公失策，因此导致恶果。由此可见，用人当与不当，涉及国家命运，关系到国家兴衰荣辱不同后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才强国是主体战略问题，执政高层对此不可轻忽。
我们还可以举出与上述类似的郑国子产的例子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子产任相时认为“天道远，人道迩”，注重现实政治改革，为政时刻关注民意，善于听取群众意见。他不毁乡校，特为人民群众保留一块自由发表意见的场地，便于从中听取群众议论，批评建议，以改进政府工作。他以乡校群议为师，体现为政以民为本，含有中国古典民主的意味。郑简公任命子产为相时嘱咐子产：“内政勿出，外政勿入。夫衣裘之不美，车马之不饰，子女之不洁，寡人之丑也；国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丑也。”子产不辱使命，努力治国、正疆，“终简公之身，内无国中之乱，外无诸侯之患也。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善断事，子太叔善决而文，公孙挥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变而立至，又善为辞令。裨谌善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有事，乃载裨谌与之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断之，使公孙挥为之辞令，成乃授予太叔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也”《说苑》卷七《政理》。子产承简公之托，知人善任，使各部门负责人都发挥出各自专长，相互配合，群策群力，把所有重大政务都办得很好，很少有失策失败之处。用人得当所获政治效益，从管仲、子产之事例可证。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套用此话也可以说百官易得，一相难求。国有贤相，人民之福，因为贤相可以统领好政府团队这一班人马，去创造政治统治、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如果相没有选好，那么许多人才不能发挥其才智为国效劳，感到报国无门，个人前程未卜，因此而灰心丧气。失去士心，就会失去民心；一旦失去民心，亡国之虞就近在眼前，挽救不及矣。
相的地位如此重要，但在封建社会里相也担当着危险角色。据统计，西汉时期，前后换相44人，多数是以有理无理的理由被罢免或被诛杀。在大一统封建帝国为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重威盛，却不料而惨遭不幸。个中的缘由全在于帝相这对最高层级政治关系中，二者是否很好配合，是否建立了政治互信，特别是皇帝是否始终如一地对相真诚信任。两相配合得很好的史例不多，只有汉武帝与公孙弘、唐太宗与魏徵、宋神宗与王安石这么几对。历史昭示：帝相这对关系中，皇帝是主动主导方面，相是被动被主导方面，雄才大略的皇帝经常换相，因为皇帝担心强相威胁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软弱的皇帝对能干的相妒贤嫉能，他左右不了相却常被相所左右，相感到弱势皇帝是自己施政的碍手碍脚者。皇帝再无能也无法废掉，相再能干只要朝廷想撤他就随时可以撤掉。这种现象的发生，其源在于皇权的世袭和官员的任命制的体制性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