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是中国古代近代交际时杰出的民本主义思想家，他在限制君主、官员权力问题上有不少精彩之笔、崭新论点。黄宗羲认为，君主的基本职责是为民众谋福祉。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确认，生民之初，人各自私自利，为公共利益无人做事，立君本意在于为民谋利，做君主很辛苦，却不谋私，这是应该的。但现实政治生活中，也有掠夺民财、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暴君，黄宗羲予以严厉谴责：“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托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认为正当的君民关系应是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民众养君主，君主为养万民治国理政，如果君尊而民卑，有悖天下为公之理，亦违万民之意。黄宗羲强调：“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为民执政的众臣也应如君主一样执政为民利民，对民众负责，而非对君主一人负责。这也是公天下、天下为公题中应有之政治哲学义理。
（2）反对君主、官吏专权专利。
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力由君主和官吏执掌、行使，政治权力来源于民众，应依民意掌权用权，为民众权利服务，为民谋利。如此，君主、官吏应是称职尽责的。否则，滥用职权，压迫、盘剥民众，有辱君主、官吏公职名分，即应受到谴责。对于昏暴君主、贪官污吏，则要揭弊批判，乃至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非议。
对君主、官吏治国理政不以民为本，大肆专权专利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即有揭发。在《商君书》这部古典法学专著中有云：“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商君书·修权》。君主、官吏专权专利是误国害国因而也是害民之举。因其失民之国本，政局不稳，自身难保有好下场。对此，有些思想家从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弊端的根源上分析，对其危害的认识更深刻，更有警醒意义。宋元之际的邓牧、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所论尤为引人深思深省。
邓牧对暴戾君主严厉谴责：“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官食之美者，非尧舜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伯牙琴·君道》。邓牧认为，如此暴君不可容忍，如此暴政就应鞭挞。暴君暴政都是不能持久的，为民所弃所颠覆势所必然。至于不法官吏，同暴君一样不会有好下场，因为，官吏掠夺民众之食之力，民必反抗，导致官逼民反的结局。邓牧警示：“夫夺其（民）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伯牙琴·吏道》。
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双重激化，严峻的政治形势，激发黄宗羲对现实政治深入剖析，揭示专制君主的罪恶和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弊端。他指出：“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视后世暴虐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为民除此大害，应不止于批判的武器，其潜台词当是武器的批判——以暴力革命铲除暴君暴政。
（3）革暴君之命以纠无道就有道。
对残害民众的昏暴君主，民本主义理路的政治逻辑是以暴力革命推翻之，以纠无道就有道。这种革昏暴君主之命的革命，虽然不是推翻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只是以有道之君主替代无道之君主，毕竟满足了社会整体、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心愿，也是全社会的政治共识，是民本主义思想理论激进和进步之处。
早在记录上古、夏商周三代政治生活的典籍《尚书》中就提出了“革命”这一命题。《尚书·泰誓下》有言：“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仇。”爱民利民为君主，残害虐待民众的是仇敌，仇敌则击灭之。春秋时期，晋国师旷与晋侯对话，阐发了革命思想：“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明确表示：为民谋利的君主，民众爱戴，坑害民众的君主，民众“出”（赶走）他，是顺乎民意。战国时孟子是坚定的革命论者。他在与齐宣王讨论如何对付不尽职责而危害民众的君主、众臣时阐述了自己的革命主张：“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赞成革昏暴君主之命，认为是咎由自取。他说：“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它故焉，人主自取之。《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此之谓也。”《荀子·富国》。后儒如董仲舒也不顾景帝禁令，坚持谈论革命：“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故夏无道而殷代之，殷无道而周代之，周无道而秦代之，秦无道而汉代之。有道代无道，此天理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晚唐思想家皮日休也赞同民众有权推翻暴君的革命论：“呜乎！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摔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亡，不为甚矣。”《皮子文薮·原谤》。革命论作为民本主义的特殊内容，自夏商周至明清，从未中断，农民起义打着“替天行道”、“为民请命”旗号，将革命活剧演得有声有色，以武器批判应验了批判武器的锋芒所向。
3.民众参与政治权力的行使过程
民本主义支持民众参与政治权力的行使过程，对政治管理的完善起助推、督励等良好作用。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主要包括政治决策听取民意、行政和立法顺应民欲、政治行为受民众舆论监督三个方面内容。借古鉴今，简论其要，或有戒益。
（1）统治者政治决策时要听取民众意见，这是民本主义“民为国本”内涵式要求。君主和朝廷政要一般能重视民意、考虑民意、适度适应民意作出政治决策。《尚书》列九项治国大法，其中第七项规定，君主重大决策要听取民众意见：“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
战国时期，周王天下共主地位虚弱，各诸侯国分立自主，民众政治权利诉求高昂。在这种情势下，孟子基于人格平等的理念，向君主们提出了政治决策要顺从民意的主张。孟子指出：“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的意见通过国人会议之典例可证。虽然国人会议制度并不普遍，君主政治决策对民意可听可不听，但孟子的主张是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管子》就认为民智高于王者，即使有商汤、周武之德也吸取民意：“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管子·君臣上》。秦汉帝国之后，历朝都有赞同君主决策要吸收民意的人。唐代政治家陆贽认为：“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尽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为心，则我之好恶，乃天下之好恶也，是以恶者无缪，好者不邪，安在私抚腹心，以售其侧媚也。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则天下之聪明，皆我之聪明也，是以明无不鉴，聪无不闻，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论裴延龄奸蠹书》。陆贽没有提出具体的听取民意的制度化建议，但他的这方面政治建言仍不失为后世可利用的政治思想资源。
（2）民本主义治国理政主张体现“民为邦本”要在行政、立法管理中顺应民众权益要求，体察民心，满足民众之合理欲望。《尚书》记载，盘庚说：“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尚书·盘庚中》。法家既尊君，也重民。商鞅主张“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韩非则认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韩非子·问田》。商鞅、韩非不拘礼制教条，强调变法利民，依民愿理政，“便众庶”得实效。战国时期几部总汇性政治著作《管子》、《吕氏春秋》、《礼记》，以及汉代的《淮南子》等，对此也多有论述。
后世政治家大多也赞同行政、立法应顺应民心、考虑民欲的观点，并力图实行。宋代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明确指出：“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更有详深论述：“夫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矣。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后王矣。两者互异，而荀为近焉，何也？法古无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身，时宜之，民安之，虽庸众之所建立不可废也。”《张太岳集》卷十六《辛未会试程策》。张居正确定为民众的立法宗旨和满足民欲评价法律善恶的尺度。此古今理一，为今可鉴。
（3）中国古代立意“民为邦本”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以民众舆论监督统治者的政治行为。西周卓越政治家周公劝戒贵族统治者：“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周公首倡民众舆论监督之论对后世影响甚大。西周末年，召公曾与周厉王谈过民众舆论监督问题：“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之，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国语·周语上》。召公之言富有远见，民众舆论监督只可导不可堵，前者利于政，后者害己害国。遗憾的是，对召公建言，后世少有重视者，防民之口却不遗余力。明末清初，黄宗羲发封建末世强音，其通过学校议政以伸民权之论，至今言犹在耳，颇有启示。
黄宗羲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磨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以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明夷待访录·学校》。黄宗羲不仅论证了通过学校对治国理政进行舆论监督的必要，而且具体设置了如何进行监督。可以这样认为，黄宗羲开创了莘莘学子关注国事政事，干预、舆论监督政务的传统，为近现代学者议政所继承发扬。虽然时遭压制甚至迫害，犹秉天下为公之正气，举“民为邦本”的旗帜，坚持不懈建言献策，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