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卫斯里约翰所推动的奋兴运动，被称为第一次大觉醒运动（The First Awakening）；在十八世纪末（1785）至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和美国，另一奋兴运动又告发生，期间延绵了三十多年，由於它对社会与文化均有明显的影响，故亦称为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对这场奋兴运动的结束时间，学者意见不一有说是 1825年，也有说是 1830年。
1760年的美国独立革命与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两件震撼欧洲、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法国大革命提出民主政治的口号，推翻君主制度，迈向共和政制，民主政体的雏型逐步形成。虽然民主政治的发展未因某个单独的政治事件便一蹴而就，譬如法国在革命後不久便遇上拿破仑的复辟；但民权取代君权，却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法国大革命具有强烈的反教权主义的倾向。事缘当时基督教会与统治阶层有密切的关系，套用现代的说法，教会成了社会建制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教会不独因与罗马教廷的海外关系而为民族主义者所敌视，也因与统治者的关系而被革命者视为既得利益者，成了要打倒的对象。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特别是所谓恐怖统治时期（Reign of Terror），教会产业被没收，教士被羞辱，教会前景极其暗淡。革命以後，倡议教会国家化、主张政府约制教会的加利坎主义（Gallicanism）在法国全面伸张。加利坎主义早在十七世纪盛行，此时期更成了社会共识。
反教权主义的影响不限於天主教国家，也直接威胁基督教国家中教会的地位，例如基督教在英国便具有国教地位，君主为教会的当然元首，故反教权主义的革命思想在英国亦引起政府与教会很大的恐惧。事实上，英国的宪制宗教改革亦与民族主义及君权的抬头有密切的关系。保守的圣公会高教派牧职人员，为了抗拒革命与自由主义的潮流，巩固圣公会的体制和传统，乃在十九世纪推动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批判神学及政治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这两种自由主义的关系颇为密切。
福音主义运动在英国、苏格兰、欧洲大陆的北欧三国、德国西南部的乌腾堡（Wurttemberg）与巴伐利亚（Baravia），以及瑞士、荷兰等地，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卫斯理约翰所推动的复兴运动在英国造成广泛的影响。但是，福音主义运动却非完全由卫斯理约翰个人主导，而是在许多奋兴布道者的努力下，配合为数更众的自发性读经和祈祷连动而产生的。此时期不少牧者与信徒受福音主义薰陶，成为福音派（evangelicals）。1785年，英国国教一万六千名教士中，只有三百人自称为福音派；但在1830年，一万八千名教士中，已有三千名福音派；不到五十年，福音派牧者有近十倍的增长。再越二十年的 1850年，在相同数量的教士中，更有六千人自称为福音派。
这时期的福音派，虽然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後的福音派有许多类同之处，但他们关心的不是教义的正确与否，而是信徒个人的生命素质与教会的福音使命等实践性课题，其特徵是强调宣讲、信徒生命的重建、藉福音改造社会与人生。他们不甘受教会组织与制度等框框的约制，不满足於承担主持礼仪等传统教士的职责，而愿意从事生命培育的工作，以福音去改造人。
这些福音派教士大部分不属於循道派，也未受卫斯里约翰的影响；他们信仰上的改变主要是透过当时的祈祷和读经运动而逐渐产生的。其中一位较著名的是牛顿约翰（John Newton， 1725－1807），他原为奴隶贩主，却不幸沦为奴隶；後来皈依基督。彻底悔改，担任英国教会教士，写下不少如[奇异恩典] 等极负盛名的圣诗，记述福音信仰对他个人生命的奇妙改变。
另一位福音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西面（ Charles Simeon，1759－1836）。他在剑桥大学毕业後，在剑桥圣三一堂牧会；他笃信福音信仰，且成为剑桥福音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对学生和信徒影响很大。他参与一个由圣公会的牧者与平信徒组成的差会：[教会传道会0（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它本身并非圣公会官方的传教组织，但很早已派遣传教士来华，在差传工作上有很大贡献。
西面亦成立[伦敦犹太人会]（London Jews Society），专注向犹太人传教。他所成立并以他命名的[西面基金] （SimeonTrust），目的在筹集款项以资助福音主义的事工发展；当时教会不肯拨款资助新兴的福音事工，所以他们必须另辟财源，故这个基金对福音主义运动有很大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还有英国福音派的平信徒主将威勒伯福士（William Wiberforce，1759－1833），他同样在剑桥接受教育，曾任国会议员，积极从事反奴隶运动。他是[克拉判派] （ClaphamSect）的成员。克拉判派由一群富有的英国福音派平信徒组成，他们致力向有钱阶层传福音（这与卫斯理约翰专门向穷人传道的路线不同），在社会上层发挥福音的影响力；他们办的刊物：《基督徒观察者》（Christian Observer），专门为上层人士而设。除此以外，克拉判派还努力在政治层面发挥作用，改变政府那些违反信仰精神的决策，他们成功地在1807年废止英国的奴隶贸易；1833年，此法令更适用於所有英国殖民地。威勒伯福士本人亦协助促成教会传道会及[大英《圣经》公会]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Socicty）的建立。这些教士与平信徒的共通之处是：他们个人的生命先被福音改变，然後志切用福音改变他人。对他们而言，福音主义的关键处不在於坚持某个教义上的传统说法，而是强调福音的实用价值及实践，行动比理论更重要。
至於早在十八世纪脱离圣公会自立门户的不奉国教派，如长老宗、公理宗、浸信宗、循道宗与贵格派（Quakers）等宗派，此时都有相当大的增长。据统计，1850年，英格兰约有一半人口为非圣公会信徒，他们加入天主教或不奉国教派的教会，可见人数增长之快。基本上，公理宗与浸信宗受奋兴运动的影响最大，教会增长最快；长老宗因受清教徒较严谨的属灵传统所拘束，所以便较少受到强调宗教感情自由流露的福音主义所影响。在 1790年代中期，循道宗於约克郡（Yorkshire）有一次大复兴，主要由家庭祈祷小组推动，宗派人数由1791年的六万人急增至1830年的二十五万人。至於贵格派，不少信徒亦受旧兴运动的影响，回到主流教会的阵营去。
1790年代开始，英国出现一个广泛的祈祷运动，不少信徒投入参与，一方面为教会复兴祈祷，另方面也为海外的传教事工祈祷，这是促成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原因。
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出现前，美国颇受法国大革命反教会的气氛所影响，特别因为独立运动所针对的其中一个对象，是与英国政府紧密挂钩的圣公会。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对不少新大陆的知识分子也产生相当的影响，自然神论与独神论〔亦称一位一体论（Unitarianism），持理性主义的神观，反对三一论。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存在，拒绝基督及圣灵的神性，强调上帝乃是一个普遍的仁爱法则，高举人的理性与自由］广泛蔓延，成了当时的主流信仰；不少美国独立运动的领袖如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均是自然神论者，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如同欧洲一样，美国教会面对普遍属灵低迷的境况；但就在这时，美国东部默默地酝酿著复兴。
美国的奋兴运动始於1792年，在1798年已广泛蔓延至全国。
奋兴运动首先在新英伦的大学校园里发生。促成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主将是爱德华慈（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改正教重要神学家）。他的外孙德威特（Timothy Dwight， 1752－1817）自1795年起担任耶鲁大学的校长。在他的领导下，耶鲁大学发生一次属灵复兴。 1802年，全校有三分一学生皈依基督教，或得著重生的经历，信仰复振；受影响的学生包括推动日後奋兴运动的道家尼杜顿（Asahel Nettleton？1783-1844）、庇察？
(Lyman Beecher 1775-1865），与神学家泰勒(NathanielWilliam Taylor？1786－185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