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住的是碉堡，
吃的是水和面包；
万一凶恶的敌人。
来我们这儿找馅饼，
我们就会炮弹上膛；
这就是我们的礼品。
——士兵的歌
老一辈的人哪，我的老兄。
——《纨绔少年》
白山要塞坐落在离奥伦堡四十里路的地方。道路沿着亚伊卡河陡峭的岸伸延着。河流还没有封冻，那铅色的波涛，在覆盖着白雪、显得单调的两道河岸之间忧郁地泛着黑光。河的对岸，伸展着无垠的吉尔吉斯草原。我沉浸在深思中，我的思绪大多是忧伤的。边防军的生活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努力地在想象我未来的指挥官米罗诺夫上尉的模样，我认定他是一个严肃的、脾气很大的老头，除了军务之外什么都不懂，还会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把我关起来，让我只喝水和吃面包。这时，天色暗了起来。我们的马车走得相当地快。“离要塞还远吗？”我问车夫。“不远了，”他回答，“瞧，已经能看见了。”我往四周看了看，指望能看到威严的碉堡、塔楼和城墙；可是，除了一个用原木做栅栏围起来的小村庄外，我什么也没看见。村子的一边，是三四个被雪埋住了一半的干草垛；另一边，是一架倾斜的风车，几只树皮叶翼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要塞在哪里？”我惊奇地问。“就是这儿。”车夫手指村子答道。说话之间，我们已驶进了村子。在门口，我看见了一尊破旧的铁铸大炮；街道既狭窄又弯曲；房子很低，大多是草顶的。我吩咐把车赶到指挥官那里去，一分钟后，马车停在一幢木头房子前，这幢房子建在一块高地上，旁边是一座木质结构的教堂。
没有人来接我。我走过穿堂，推门走进了前厅。一个年老的残疾士兵坐在桌子上，正在往一件绿军服的肘部缝一块蓝布补丁。我让他去通报我的到来。“进来吧，老爷，”残疾士兵回答说。“我们的人都在家。”我走进一间干干净净的、按老式方法安排的小房间。屋角是一个放餐具的橱子；墙上挂着一个装着军官证书的镜框；镜框边显眼地挂了几幅民间版画，有几幅画画的是攻占基斯特里和奥恰科夫的场景，另几幅画的是《选新娘》、《耗子葬猫》等。一位身着棉背心、裹着头巾的老太太坐在窗边。她正在绕毛线，一个身穿军服的独眼老人伸开两手，为她绷着线。“您有什么事，老爷？”她一边做着她的事，一边问道。我回答说，我是来就任的，我有义务来拜见上尉先生，说这话时，我把脸转向了那个独眼老人，认为他便是要塞司令；但是，女主人却打断了我滔滔不绝的话。“伊万·库兹米奇不在家，”她说道，“他到盖拉西姆神父家作客去了；不过反正是一样，老爷，我是他的太太。请多多关照。请坐吧，老爷。”她唤来了女仆，要她去叫军士。那个独眼的老人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我斗胆问一句，”他说道，“您原先是在哪个团服役来着？”我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我再斗胆问一句，”他又说道，“您为什么要从近卫军转到边防军里来呢？”我回答说，这是上司的旨意。“兴许，是因为一些有失近卫军军官身份的行为吧。”这个不倦地追根刨底的人继续说道。“废话说够了，”上尉太太对他说，“你瞧，年轻人路上走累了；他没有时间听你的……手抓紧些……你，我的老爷，”她转向我，继续说道，“你被送到我们这个荒凉的地方来了，可别发愁哟。你不是第一个人，也不是最后一个。熬上一阵，就会喜欢的。阿列克赛·伊万内奇·施瓦勃林因为杀人罪被调到我们这里来，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天知道，是什么使他鬼迷心窍了；你看看，他和一名中尉骑马跑到城外，都带着剑，一到那里就相互打了起来；阿列克赛·伊万内奇一剑刺死了中尉，还当着两个证人的面！你说该怎么办呢？人生一世，谁人无过呢？”
这时，年轻的军士走了进来，他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哥萨克。“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对他说，“给这位军官先生找套房子，要干净些的。”“是，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军士回答，“能把这位大人安排到伊万·波列扎耶夫家吗？”“瞎说，马里西梅奇，”上尉太太说，“波列扎耶夫那儿太挤了；他还是我的教亲哩，我们是他的上司，这一点他不会忘记的。你把这位军官先生……你叫什么名字，我的老爷？彼得·安德列伊奇？……你把彼得·安德列伊奇先生领到谢苗·库佐夫那里去。他这个骗子，把他的马放到我的园子里去了。那么，马克西梅奇，一切都还顺利吧？”
“谢天谢地，一切平安，”那个哥萨克回答，“只有普罗霍罗夫班长为了一盆热水，和乌斯吉尼娅·涅古里娜在澡堂里打了一架。”
“伊万·伊格纳吉奇！”上尉太太对那个独眼的老头说道，“你去调查一下普罗霍罗夫和乌斯吉尼娅，看他们谁是谁非。但你要把两个人都惩罚一下。你呢，马克西梅奇，忙你的去吧。彼得·安德列伊奇，马克西梅奇这就领您去您的住所。”
我行礼告退。军士把我领到一间农舍里，这房子建在高高的河岸上，坐落在要塞的最边沿。农舍的一半被谢苗·库佐夫一家占据，另一半归我。这房子原是一间相当整洁的正房，后被隔成了两间。萨维里奇开始在屋里收拾起来；我则透过狭窄的窗户向外看去。我的眼前，呈现出一片荒凉的草原。斜对面有几间小屋；街道上走着几只鸡。一个老太太端着猪食盆站在台阶上唤猪，猪们则在用友好的哼哼声回答她。我命中注定就要在这样一个地方度过我的青春！一阵愁闷袭上我的心头；我离开窗口，躺了下来，尽管萨维里奇劝了半天，我还是没吃晚饭，只听萨维里奇在伤心地念叨着：“上帝啊！一点东西都不吃！要是孩子病了，老太太会怎么说啊？”
第二天早晨，我正要穿衣，房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军官走了进来，他的脸色黝黑，显然不好看，但非常活跃。“请您原谅，”他用法语对我说，“我冒昧地前来和您认识。昨天我就听说您来了；终于能见到一张像个人样的脸了，我的心情很急迫，实在憋不住了。您在这里再过上一段时间，就会明白这一点了。”我猜到，此人就是那位因为决斗被开除出近卫军的军官。我们立即相互作了介绍。施瓦勃林很精明。他的谈吐既尖刻又有趣。他兴高采烈地向我描绘了要塞司令的家庭和他的交往圈子，也对我命中注定要来到的这一地区作了介绍。我开心地笑着，就在这时，曾在要塞司令家的前厅里补军装的那个残疾人走进来找我，他代表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请我去他们那儿吃午饭。施瓦勃林也自愿地要和我一同去。
走近要塞司令的家时，我看到小操场上有二十来个上了年纪的残疾人，他们都扛着长把镰刀，头戴三角帽。他们排成了队列。要塞司令就站在队列前，这是一个精神抖擞、身材高大的老头，他戴一个尖顶小帽，穿一件蓝布长衫。见到我们，他便跑到我们面前来，对我说了几句热情的话，然后又忙着指挥去了。我们站在那里看操练；但是他却叫我们先去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那里，并说他随后就到。“在这里，”他又添了一句，“您没什么可看的。”
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不拘礼节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对我就像对待一个老相识那样。那个残疾兵和帕拉什卡在摆桌子。“我的伊万·库兹米奇今天这是操的什么练哟！”上尉太太说，“帕拉什卡，去叫老爷回来吃饭。玛莎去哪儿了？”这时，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她的脸庞圆圆的、红红的，淡褐色的头发梳在耳朵后面，通红的耳朵露了出来。最初一看，我并不很喜欢她。我是带着一种偏见看她的：施瓦勃林已对我描绘过了上尉的女儿玛莎，说她完全是个傻姑娘。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坐到角落里，做起针线活来。这时，汤端了上来。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没见到丈夫，便再次派帕拉什卡去叫他：“你就对老爷说：客人们在等你哩，汤都快凉了；谢天谢地，操练是跑不掉的，有他喊个够的时候。”很快，上尉就在独眼老人的陪同下回来了。“怎么回事，我的大老爷，”妻子向他说道，“吃的东西早就摆好了，就是叫不回来你。”“瞧你，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伊万·库兹米奇回答，“我有军务在身：我在训练那些士兵呀。”“得了吧！”上尉太太反驳道，“什么训练士兵，还不是个虚名：他们学不会军务，你自己也搞不清楚。还是坐在家里吧，祷告祷告上帝；这样会更好一些。亲爱的客人们，请你们入席吧。”
我们坐下来吃饭。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的嘴一刻也不停，向我提了一大堆的问题，诸如：我的父母是谁，他们是否还健在，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的家产如何，等等。听说我父亲有三百个农奴，她说道：“了不起啊！世上竟有这么富的人！可是我们，我的老爷，只有帕拉什卡这一个使女；但谢天谢地，我们的日子还过得去。只有一件事叫人发愁，那就是玛莎；姑娘该出嫁了，可她哪有嫁妆呢？只有一把梳子，一把扫帚，一个三戈比的铜币，（请上帝饶恕！）那铜币只够去澡堂洗个澡。如果能找到一个好人家就好了：否则就只能坐在家里当一辈子的老姑娘了。”我看了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一眼，她的脸羞得通红，眼泪甚至都滴到了她的盘子里。我很可怜她，便急忙转开了话题。“我听说，”我极其冒失地说道，“巴什基尔人要来攻打你们的要塞。”“你是听谁说的，老爷？”伊万·库兹米奇问。“我是在奥伦堡听说的。”我回答。“不值一提！”要塞司令说，“我们这里早就平安无事了。巴什基尔人被吓倒了，吉尔吉斯人也挨了教训。他们恐怕不敢来打我们了；要是他们来打，我就会狠揍他们一顿，让他们安静个十来年。”“住在这个面临着危险的要塞里，您不觉得害怕吗？”我接着转向上尉太太，问道。“我习惯了，我的老爷。”她回答，“二十年前，我们刚从团里来这里的时候，天哪，我对这些该死的异教徒真是怕得很啊！那时，我一见到猞猁皮的帽子，一听到他们的喊声，我的天啊，信不信由你，我的心就吓得不跳了！但是现在习惯了，就是有人来报告我们，说强盗就在要塞外面跑动，我也不会挪一下屁股的。”
“瓦西里萨·叶果罗夫娜是一个勇敢的太太。”施瓦勃林郑重地说。“这一点伊万·库兹米奇可以作证。”
“是的，你说的是，”伊万·库兹米奇说，“她不是一个胆小的妇人。”
“那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呢？”我问，“也和你们一样胆大吗？”
“是问玛莎胆大吗？”她的母亲回答道，“不，玛莎的胆子很小。直到如今，她还听不得枪声，一听到枪声就会发抖。两年前，伊万·库兹米奇在我的命名日里想出要用我们的大炮放上几响，可是她，我的小鸽子，几乎吓得死了过去。从那时起，我们也就不再放那该死的炮了。”
我们从餐桌边站起身来。上尉和上尉太太睡觉去了；我则去了施瓦勃林那里，和他一起过了整整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