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庆知道其中牵连到朝中各大关系，他不愿意多生事端，也不愿意得罪这位钦差大臣、兵部尚书，加上皇上那里到时候不好交代，于是就同意了庆桂的建议。
吉庆悄悄准备了一份菜肴、美酒，酒中暗中下了毒。然后从囚车中放出福崧，说道：“福崧，你不愿意就死，也是人之常情。我敬重你战功赫赫，是条汉子。如今你是戴罪之身，既然路过我的辖区，我就给你求一下情。我已经和钦差大人说好，在山东暂且耽误几天，吃喝、休息包在我身上，我给皇上上个折子，希望皇上开恩改变主意，容你进京面陈圣上。你看怎么样？”
福崧向来直爽，不会拐弯抹角，看吉庆说的这般实诚，也就信了。于是放心地吃菜喝酒，结果立刻中毒身亡。
庆桂、吉庆虽然是奉旨做事，但毕竟还是鸩杀了朝中大臣，不敢声张，连忙吩咐下人给福崧收尸，就地埋葬，又给在场的所有人一点赏钱最为封口费。随后上奏皇帝，禀报说，福崧已经奉旨自尽。
庆桂回城后向皇帝禀报了福崧案件的情况，由于他与和珅早就串通好了，所以乾隆也听不出什么破绽。不仅如此，乾隆余怒未消，责怪浙江相关官员知情不报，一律加以严惩。浙江布政使归景照被发往伊犁、不准捐赎；杭州知府明保和现任浙江盐道张慎被撤职查办，充军；浙江按察使顾长绂充军。此外，京城中的杭州籍给事中、御史等官员也有连带责任，罚其两年内不准升职。
可以说，和珅出于一己私利，竟然冤杀朝廷二品大员，又为他增加了一条人神共愤的罪恶。
善解人性的弱点
和珅在官场屹立不倒数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善于洞察人性，能把握人的喜好，进而实行控制。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把握准了人的性格后，就可以“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对皇上，既要显示出自己的才华，使皇上视自己为能臣，又要注意到皇上作为一个人，也有普通人的感情和基本需求。对同僚，则是尽量拉拢为己所用，实在不愿受到自己控制的则狠狠打击。
中国人的品性究竟是什么？很难随意下结论。在封建时代，人们的思想都受到牵制，要忠心地服侍主子，而且几千年的专制又压制了人们的人性，所以千百年来人们要么是无才，要么就是奴才。和珅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奴才，不过他服侍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为全国最大的奴才，奴才的禀性早已被和珅熟知于心，他既知道怎样做奴才，也知道怎样去管理奴才。
很多人向来就是从心理上区分尊卑，你越把自己当主人，他就越对你尊敬，如果你对奴才客客气气的话，他却越发肆无忌惮，实在让人又气又笑，是扶不起的阿斗。因此，和珅知道对付马要用鞭子，对付奴才要用棍子，你打他越多，狠命地踢他，他反会笑脸相迎，对你忠心耿耿。
满朝文武中，哪个不是奴才？就连阿桂、永贵、福康安等股肱之臣照佯还不是任凭皇帝驱使？所以，聪明的和珅知道，只要抓住了皇帝的心，就可以在朝中应付自如。他早就知道朝中臣僚大都是墙头草，哪边有好处哪边得势就倒向哪边，因此，他的首要之事是杀鸡儆猴，确立自己的权威。
和珅为了打击异己，控制言论，他着力训练了一支忠于自己的特务间谍组织，相当于雍正时期的血滴子，散布于全国，充当自己的耳目。随时了解谁对自己忠心，谁有意反抗自己。一时间，和珅的权势直逼明末的权奸魏忠贤，既搜集有利于自己的情报，又为皇上收集情报，皇帝见和珅的这一行为确实能让自己随时了解各处的情况，所以他很支持和珅的这种行为。得到了乾隆的默许，和珅更加胆大妄为了。
他知道世人皆为势利眼，小时候在咸安宫官学的遭遇中让他懂得：只有权力和财富才有前途，如果既无权又没钱，那么自己便一无是处了。因此，现在自己受乾隆宠爱，不管在天下人面前是怎样的恶名，只要不惹恼乾隆，那么同僚也会碍于乾隆的面子，必定对自己另眼相看，一定会纷纷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借口。
和珅的判断是准确的，他清楚地了解了官场上大多数人的心态，所以能够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后来，他只要一说话，以前不正眼看他的官僚们都聚精会神，唯恐听漏一句。
说起来，和珅还要感谢永贵。和珅刚入军机处时，永贵因“安明事件”弹劾他，后经过和珅巧妙运作才得以脱身。和珅经此一劫而不倒，却真正看清了朝臣的真面目：哪些人只是表面应付自己，哪些人是对自己忠心耿耿，他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更感激永贵之子伊江阿给他通风报信，所以后来对伊江阿大力提拔。永贵父子两人一正一反地帮了和珅的忙。而对指责过他的那帮朝臣，和珅并没有马上与他们翻脸摊牌，他知道自己现在羽翼未丰，便与一帮朝臣虚与委蛇，笑面相迎，虽然心里异常痛恨，但他在等待机会。在和珅的心目中，对待这帮骑墙派要么应付敷衍，要么一棍子打死，现在在自己没有绝对实力时，能拉拢的当然极力拉拢。
通过此次事件，和珅深感培植自己党羽的必要。于是他下定决心，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弟弟和琳与福长安为左膀右臂的关系网。
和珅不仅了解人性，对读书人的品性更是了如指掌。因为和珅自己文武全才，也算是半个读书人，他知道读书人由于读书太多，所以平时的行为习惯受到的羁绊很多，不自觉就有了被奴役的习惯。读书人的最大理想是金榜题名，其实也就是为皇帝打工。对于这些有强烈愿望的读书人，和珅也不讨厌，他最讨厌那些自命清高的读书人。后来，乾隆帝常常让他做监考官，他总是在科举考试中录取对已死心踏地，忠心耿耿的读书人，而对那些自恃才高、不肯服软、与自己合作的人，即使已经上榜，他也会百般借口来阻挠这些人入仕，以致一时间“天下士人，几出和门”。
凭着能摸透人心的这种特殊才能，和珅算是跟着乾隆风光了一辈子，可惜他太过依赖乾隆，而没有把心思放在嘉庆身上，所以不能及时理解嘉庆的想法，以致招之杀身之祸。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善于了解新皇帝的心思，实在是他从心眼里不喜欢嘉庆的缘故。
“烧车御史”谢振定
和珅当政的乾隆时期，官场上的人物都是对和珅巴结不及。送钱送色送宝物送珍玩玉器……可谓五花八门，只求能赢得和珅侧目。更有通过与和珅上下的人结友攀亲来搭上和珅这趟船的。
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官位卑下却敢于公开与和珅这个当朝权臣叫板的人，其中就有人称“烧车御史”的谢振定。
谢振定，字一斋，号芗泉，湘乡人。乾隆庚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负经世才，尚气节，能古文辞，历官御史，罢，复起礼部员外郎。嘉庆元年，（1796年）怒烧和珅之车，史称“烧车御史”。有《知耻斋集》，《清史列传》传于世。
乾隆四十五年(1790年)进士，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乾隆五十九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方漕运。当年运漕船只曾一度被阻江苏瓜洲，据说谢振定向河神祈祷后，大风转向，使得漕船顺利过闸，人称“谢公风”。
谢振定虽然官职不大，但天性耿直，一直看不惯权臣由其是和珅的飞扬跋扈。曾对曹锡宝因上奏弹劾和珅家人刘全生活奢侈而被罢职一事颇为不平。
乾隆六十年(1795年)，谢振定任兵科给事中，负责巡视京师东城。有一天，在他巡城途中，遇到大学士和珅爱妾的弟弟，此人竟敢违制乘坐和珅的马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将街道两旁商贩的摊位、行人冲得到处躲藏。
谢振定本来就对和珅不满，现在见他一个家人就敢这般骄横，怒令巡逻小卒将家奴从车上拉下，准备待会去鞭打他。
谁想这人依仗和珅的权势，根本不把谢振定这个小小的巡城御史看在眼里，反而破口大骂说：“你是谁？狗一样的东西敢鞭打我吗？我是乘坐我家主人的车子出来办事，你还敢鞭打我吗！”
谢振定原本是想将其鞭打示罚一下，做做样子个和珅看，让他不要太嚣张，眼见此人如此蛮横无理，不加痛惩，如何得了！下令让巡逻小卒将此人再抽二十鞭，并将所获和珅马车当众烧毁，说：“此车已被这等不知贵贱的小人玷污，怎么配让和大人继续乘坐！”大街上的人们看到这一幕，大为解恨，欢声雷动，纷纷齐声欢呼说：“谢御史，好样的！”
爱妾的弟弟回到和府后，向和珅添油加醋地哭诉了一番，并强调已经将轿子当中烧毁。和珅听后非常气愤：“一个小小的巡城御史，竟敢当中焚烧我的轿子，这也太看不起我和珅了！”于是决定给这个胆大妄为的谢振定一个教训。
很快，给事中王钟健奚昂通过和珅向上爬一爬，和珅就授意他上奏弹劾谢振定，谢振定很快被罢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和珅借机报复。和珅的这一行为更加激怒了官员对他的愤恨，御史管世铭颇为谢振定不平，他曾说：“今日二公各有所失。谢公失官，王公失名。失官之患，不过一身，失名之患，致传千古矣”。
嘉庆五年，和珅早已被处死，谢振定也被起复，并授职礼部主事，转任坐粮厅员外郎，负责监收南方运来的漕粮。他勇于裁革陋规，多有建树。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去世。
当时的八旗子弟昭裢的《啸亭杂录》中有记载：谢振定性情非常豁达，颇为不修边幅。他居所中的几榻上经常是尘土厚积数寸，从未见他拂去过。庭院中种的花草也是恣意生长，从不修理，很有宋代理学家周濂溪不除阶草的意思。
他平生不爱钱财，有钱就花，有点儿像今天的“月光族”。就连仆人侵盗，他也亳不介意。他曾有一万两银子的积蓄，后来畅游江浙一带，很快花费殆尽，并且丝毫不介意，别人让他悠着点花钱，他却说：“人生贵适意耳，银钱常物，何足惜也？”
虽然他对金钱冷若冰霜，对朋友却有着一腔热血，经常帮助友人，与人好处从不记在心上。就连他新置办的一件官服被朋友法式善借去穿用，他也不再前往索取。后来他被罢官，也就把这件事忘了。
和珅倒台后，他被启用并任职礼部主事，遇到举行祭祀之典。这样的大场面当然要穿正式官服，他找不到他从前的官服，就准备到市场上去再购买一件。法式善听说后，故意对谢振定说：“我记得你曾经买过一套新官服啊，怎么就没有了呢？”谢振定根本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一脸茫然说：“是吗？我忘了，此等物件，丢在破箱子里，找不到也正常。”法式善见谢振定这么淡然，就提醒他说：“你是不是借给别人了，而别人也忘了还给你？”谢振定还是没有一点儿印象。
法式善见谢振定这般豪气大方，只好又气又笑地告诉谢振定：“你前些时候曾将新官服借给我穿用，至今尚在我的箱子里，你难道真的忘了吗？”谢振定这才如梦初醒。
道光年间，谢振定的儿子谢兴峣官至河南裕州知州，因在地方上表现优异被推荐面奏天子。进京面见圣上时，照例要向皇上奏自己的姓名、籍贯。道光帝听他讲话感到很奇怪，就问他：“你不是湖南人吗？，为什么京师的语言这样流利？”谢兴峣如实回答：“臣父谢振定曾在京任御史一职，所以臣也在京师居住过。”道光帝听后更来了兴致，继续说：“哦！原来你就是烧车御史谢振定的儿子啊！我知道你父亲的作为。”于是对谢兴峣更加器重。
不仅如此，第二天，道光帝还对此事念念不忘，特意对军机大臣们说：“朕少时就听说烧车御史的故事，很赞赏谢振定的敢作敢为，昨天还见到了他的儿子”。道光帝还特为擢升他为叙州知府，以慰忠良之后。后来，谢振定的孙子辈中，谢邦鉴又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他也具有乃祖遗风，高风亮节，清鉴可嘉，足可垂范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