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格执法 赏罚分明明法纪
曹操本人虽然奸诈多疑，但却有着崇高的威信和权威，使得众将领对他深信不疑。这也是由于他在军中推行严肃风纪、严令治军的结果。
曹操作为一名不世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深知法制的作用与威力。在他刚刚执掌洛阳城北治安事务时，即执法如山，敢于碰硬。为了扩大影响面，他还拿皇帝身边的红人，宦官蹇硕的叔父开刀，终于肃清了洛阳的治安问题。他担任济南相时，又将胡作非为的地方官和豪强恶霸严厉惩治了一番，济南国内一时间吏治清明，百姓称颂。
通过在不同职位上的政治实践，曹操充分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因此，曹操起兵以后，把法治同军事家的严肃军纪结合在一起，形成严格执法，赏罚分明的治军法则。自陈留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去世的30余年间，曹操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军规法令。这是他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不怕强敌的重要因素。所以即使是曹操的敌人在对曹操咬牙切齿的同时，也不得不赞叹曹操的治军能力。
曹操治军军令严明，他带兵打仗靠的是治军的智慧，他给曹魏留下了一套严明的管理制度，所以魏国才不想蜀汉一样靠人治才得以维持。从这一点来讲，曹操不愧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曹操有着超越同时代人的法制观念。他亲自制定各种军令、法令等，并带头严格施行。其中，行军作战的具体条例有《战船令》、《军令》、《步战令》等。
在《战船令》中规定，登上战船前擂第一通鼓开始做准备；擂第二通鼓，什长、伍长先登上船，整理好槽桨，战士再持兵器上船，各就各位；擂第三通鼓，大小战船依次出发，前后左右不得随意交叉，违令者要斩首。
在《军令》中规定，将士在行军中可以打开调试，但不准搭箭，而在在军营中，不准拉开弓；行军开始时，要举直矛戟，展开旗帜。擂鼓后走出三里，才可以斜拉矛戟，卷起旗帜，停止擂鼓；军吏不得在军营中杀牲口出卖；行军时不得随意砍伐人民的树木等。违令者量刑予以处罚。
在《步战令》中规定，临阵时不准喧哗，静听鼓音，指挥旗指向哪里，就要冲向哪里；有部队受到敌军攻击时，其他部队要前去救援；没有将军的命令，不得在军阵中随意走动；战士在将要作战时，不准抢夺牛马衣物，违令者要斩首。
由此可见，曹操对行军作战的一些规定，是明确的、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抽象的，这样便于将士们掌握。在其他方面的军令条例，也基本上也能事无巨细。
曹操颁布的这些法令，并非是表明上的虚文，而是每一项都要严格执行的。在实际执行中，他的态度也是非常认真的。他曾这样说：“我没有听说过，让无能的人和不勇敢作战的士兵得到奉禄和赏赐，就可以建功立业，使国家昌盛。所以贤明的君王是不会这样做的。和平时期可以崇尚德行，但战争时期要奖赏有战功的人。”他说到做到，被他奖赏的著名事例可谓俯首皆是。
曹操还曾这样明确表示：“只奖不罚不是国家的正法。将领带兵出征，打了败仗的要按律治罪，造成损失的要罢官和削去封爵。”这对那些随大流、恃功而骄的将领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约束。
曹操在《孙子兵法》注中总结说：“对待士卒不能一味地施予恩惠，也不能一味地进行惩罚，是奖是惩要按律严格执行。如果不这样，他们就像被娇惯的孩子，不服管教，这样反而害了他们，不能很好地调用他们。”
曹操在宛城被张绣打败以后，夏侯惇属下的青州兵，乘势下乡，劫掠民家。平虏校尉于禁下令，有见到青州兵胡作非为者立刻杀掉，毫不留情，以此安抚乡民。青州兵流着泪向曹操诉苦，都诬陷说于禁要造反，要把青州军马赶尽杀绝。曹操听后非常震惊。不一会儿，夏侯惇、许褚、李典、乐进都巳经到了。曹操和众人商议，若于禁果真造反，必须刀兵相见，不得手下留情。
于禁见曹操等都到了，乃引军射住阵角，开始安营扎寨。有人告诉于禁说：“青州军在丞相面前说将军你造反，现在丞相也在，你为什么不前去分辨，让丞相明察，为何先安营扎寨？”于禁说：“张绣的追兵在后，离我们很近，若不先准备，怎能御敌呢？分辩是小事，退敌才是大事，要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刚刚扎好营盘，张绣的军队就从两路杀到了。于禁起身先出寨迎战，张绣急忙退兵。左右诸将，看见于禁向前，都率兵迫赶，张绣军大败，被一路追出百余里。张绣无法抵挡，只好领着败兵授刘表去了。
曹操收军点将，这时于禁才入账叩见曹操。详细说明了青州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因此自己才下令诛杀。曹操说：“你先不来跟我说明情况，而先安营扎寨，这又如何解释？”于禁也详细做了解释。
曹操听后很高兴，说：“将军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坚垒，任谤任劳，使我军反败为胜，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啊！”于是赐以金器一副，封益寿亭候；同是发布命令责备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
论功行赏，大功大奖，小功小奖，有特殊贡献的给予重奖，这样分级奖励，才会激励将士们尽力作出更大的贡献。赏和罚的手段是相辅相成的。要处罚就要迅速执行纪律，及时教育。因为赏罚的目的是鞭策警示他人，否则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效用。
赏罚历来是统御者非常重视的问题。它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可以说，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把赏罚作为一种手段运用起来，否则，集体将成一盘散沙，军队将成乌合之众。
曹操之所以能一人掌控全局，就在于他高超的驾驭能力。他知道，高明的君主只要控制刑与德的权力即可掌控群臣。对人处罚即为刑，对人封赏即为德。作为大臣，都害怕受刑罚而喜欢得奖赏。因此，君主掌握了奖惩权，大臣们就敬畏他的管理权威而努力使自己趋奖避罚。
曹操奖得既诚恳，又大方；罚得也铁面无私，不别亲疏，公平公正，令人信服。
曹操的三子曹植才华超群，称得上曹操诸子之英，深受曹操宠爱。但由于临战前醉酒不能受命，被曹操罢免了所有的官职。曹操对儿子的要求如此之严，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曹操以法治军，赏功罚罪，也确实收到了提高军队战斗力，以弱为强的作用。他训练了一支无往不胜的军队，为曹氏集团统治秩序的稳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曹操严格执行法令，他的军队在作战时步调一致，行动一致，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保证了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又促使他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二 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作表率
《论语》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条千年古训，证明了一个颠簸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人，自身的素质与行为对别人有巨大的影响力。曹操虽然不是皇帝，但实际上却比皇帝还要权威。他为什么就可以令出必行，让人心服口服呢？究其原因，其严于律己、身体躬行的作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曹操之前，除《孙子兵法》外，没有其他可参考的军事理论书藉，他常常对兵书加以评说。曹操自登上政治舞台，戎马倥偬三十余年，从来手不离书，这十分难能可贵，对他也非常重要。否则，难以想像他把那么多的文人志士聚在自己的周围，也不可能写出出那么多独具特色的“建安风骨”的篇章。
曹操虽然生性奸诈多疑，但有一点比较奇怪，就是其手下众将领对曹操深信不疑。纵观曾操征伐的30多年，他手下的一些名将领没有一个在其危难之际背叛，这种对主公的忠诚之心，不能不说与曹操平日一视同仁、赏罚分明有关系。
曹操为了学习怎样治军，不仅对部下不偏不倚，公正对待，他还在熟读前人经典的基础上，亲自写了十多万字的兵书，并用以指导军事行动，这本身就足以奠定他的军事统帅地位；大凡按他照的命令打仗，往往胜多负少，其在三军中的威望自然就竖立起来了。曹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将丰富的政治、军事实践上升为理论，又用理论指导实践。因而，与同时代许多优秀人物相比，给人产生了更多的服从感、敬畏感和敬重感，这也是他比同时代群雄有更高超的领导艺术的重要保证。“一代之治，始于一代之学”。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实际、不同的难题。曹操顺应时代的要求，开一代学风，创一代业绩的史实，对我们当有深深的启迪。
在我国历史上，外戚专权，后宫干政，衙内非为而导致一个政权衰亡的例子实在不少。曹操非常注意吸取历史上的这类教训，按照“欲治其国，先齐其家”的古训，从严治家，以治好自己家庭的实际行动，来推动整个国家的治理。曹操一生，娶妻纳妃甚多，有名有姓的就有十几个。对于众多的妻妃，曹操管理得很有条理，一不让她们乱干预朝政，二不让她们挥霍浪费。
曹操的几个儿子，有的文采出众，有的武艺超群，都与曹操手把手地调教有关。除了几个早死的外，其余都上疆场冲杀锻炼，有的战死在阵地上。这也是曹操管教有方，以身作则，才使他们个个脱离了公子王孙的声色犬马，得以青史留名。
曹操对曹植曾抱有极大的希望，在曹植23岁那年，他专门给曹植写了一封戒信，以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启导曹植积极进取。曹操从严治家的事迹，至今不失现实的意义。
曹操十分崇尚严明的法纪，讲究以法御军治国。他一生主持制定了很多法律和其他规定，一旦颁布，他就带头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千军万马。
曹操有“逆气病”，睡觉以后时常发作，开始用铜器盛水置床头备喝。但水爱变味，就改用银作了一个小方器来盛水。有人不解，误认为曹操爱财，曹操听说后，立即又改用木器。曹操如此谨小慎微，对这样的小事也十分注意，为的是不给下级造成不良影响。按照那时的风俗，像曹操这样的大人物去世，送终埋葬该是相当排场，曹操对此很反感。他在死前，专门发布了薄葬命令，为了保证他的遗令落实，并在生前自己制作了简单的葬衣。
曹操具有治军的智慧，也有一颗公正的心，他的治军原则是以正确与否为标准，在事实面前，人人都平等，自己也从不例外。正因如此，他的部下平日也都敢于尊重事实，据理力争，不能不说这一切与曹操平日的训练有关。
曹操注重自身修养，虽居高位仍然以身作则，以自身的“正”来影响下属、激励下属。这种行为上的躬身垂范必会给人以极大的心理上的激励。这样的队伍，在关键时刻才能爆发出大的战斗力来。
曹操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行为，很大一部分来自其统一天下、图成霸业的强大抱负，但确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
三 割发代首 遵守军纪无例外
当今社会是个竞争激烈的时代，谁要想在社会中站稳脚根，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能置之法外。曹操生活在“刑不上大夫”的时代，已经好地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曹操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统一天下，极力争取天下民心。因为他懂得“民为邦本”的道理，所以他每次出征，大都严明军纪，防止扰民。
在一次兵伐南阳张绣途中，曹操一路上见麦已熟，人民因为大兵将到，所以都逃避在外，不敢回家收割麦子。曹操派人四处寻访远近父老乡亲以及各处守境的官吏，并发布命令：“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知道后都欢喜称颂。官军经过麦田，都下马用手扶着麦子，互相传递而过，不敢践踏。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百姓也都纷纷在路边拜谢。
一天，曹操乘马正在行军，忽然田中惊起一只麻雀。曹操的战马突然收到惊吓，窜入麦中，践踏了一大块麦田。曹操于是把行军主簿找来，拟议自己踏麦之罪。行军主簿说：“丞相是军队首领，岂可议罪？”曹操说：“我自己制定的法令，自己却违犯了，如果不惩治，何以服众？”随即拿起剑就要自刎，众将急忙拦住。郭嘉说：“《春秋》上说：法不加于尊。丞相总领大军，怎能自戕？”曹操沉吟良久，说：“既然《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那我暂且免死，但也要有所惩罚。”于是用剑割下自己的头发，扔到地上说：“割发以代首。”并派人将此事传告给三军说：“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现割发以代。”
曹操割发代首的事传开后，全军上下无不震动。十分佩服曹操这种精神，纷纷更加自觉遵守纪律。军队继续前进，经过麦田时，大家更加谨慎了。曹操这种严于律己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和提高了曹军的战斗力。
曹操这个割发代首的故事是用一个小小的阴谋实现了大大的目的。当自己的战马践踏麦田时，曹操感到很为难：一方面要严守军纪，另一方面要保全自身。当郭嘉说出“法不加于尊”的古训时，曹操就坡下驴，适时演出了割发代首这精彩一幕，以严肃法令。
其实曹操完全可以宽恕自己，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曹操用了一个小计谋——割发代首。他这样做，既维护了军队的法令，又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同时又能使其他官兵警醒。将自己的头发割下来掷在地上，表示自己受了髡刑。髡刑是古代剃去头发的一种刑罚。在封建社会，人们认为身体发肤是父母给的，毁伤了它就是不孝。因此，割发被列为一种刑罚。曹操的割发，有以发代首的意思。在封建统治者宣扬“刑不上大夫”“罚不加于尊”的情况下，曹操能够表示自己不置身于法外，确实难能可贵。
对曹操的“割发代首”，后人多认为这是曹操的诈术，用以收买军心民心，这实在让人不敢苟同，这是他不以己废法，不以情废法的品质。其实曹操采取这样权变的办法也情有可原。如果曹操真的因为犯自制之法而自刎当场，有这必要吗？在东汉末年，群雄纷纷并起，军阀割据。大多趁乱胡作非为，又有谁因此而自责过呢？
相比之下，曹操能“割发代首”，既说明了曹操的军纪严明，自己犯了法也不饶恕，也表明了他图霸天下的决心，这确是难得的。
曹操出身于小吏家庭，后经自己的不断努力才走向权力顶峰。因此，他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物，尤其是基层人员的心态很了解。曹操知道，决定他胜败关键的不仅仅是几员将领，更重要的是手下数以万计的官兵。正所谓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为了收买官兵之心，曹操始终把自己与官兵放在同一个标准上，这种做法是曹操的过人之处。
四 有功必赏 厚待部下收人心
《孙子兵法》中提到：赏罚是军队管理的重要手段。后世的军事学家也指出，赏罚的有效与否在于是否公开、公平，并能够立竿见影。然而，赏罚的手段有很多，曹操的赏罚手段与众不同，他将赏罚与一个将领的荣誉结合起来，创新了赏罚形式。并且他深知，处于乱世，大家都是为了“居有屋，食有粟”，所以，凡有功者，必大加封赏，并尽可能让每个军士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勇敢向前冲，绝对有好处。他的这种收买人心的做法，在群雄并起的纷乱时期，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年，曹操初登铜雀台，挂袍比箭，本是为了欢庆一番。当曹休射中靶心并且引发了一场将军之争时，台上的曹操并没有因为众将失态而生气，相反，他抓住机会，出乎众人意外地对众将均有赏赐。依常理，登台喜庆，大家高兴即可，对于突然发生的争袍之事，不能不说有失曹军本意。但是曹操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可谓高明之举，不仅没有冷了众将领的心，相反却笼络了人心，巩固了自己在众将领中的地位。
仔细分析争袍之事，曹操挂袍，众将相争，说明在众将心目中曹操的地位非比寻常；曹操看众将争来夺去，虽行为粗鲁，有失自己的本意，却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曹军人才辈出，这让曹操非常高兴；曹操遍赏众将说明不受常理约束，不但不责怪，相反能把这种事情转化为众人皆大欢喜的局面。曹操的机智聪明和善于把握大局的能力可见一斑。
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要战争就会有伤亡，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战争中难免有贪生怕死者，临阵脱逃者，进攻时后退者。要制止这些现象的发生，赢得战争的胜利，就要靠严厉的惩罚手段。
曹操认为惩罚是军令的基础，是指挥员号令三军的权威所在，因此，无论治政还是治军，都必须做到赏罚分明，分清是非善恶，这样才能令行禁止，指挥有度。
曹操奉行有功者必赏的原则。最集中的一次，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大封功臣。曹操下了一道《封功臣令》说：
从我起义兵讨伐叛乱，到现在已经有十九年了。每战必胜，这难道是我个人的功劳吗？ 实在是文武官员献策出力的结果啊！ 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我还要和文武官员一起去平定；若独自占有这些功劳，我怎能安心呢？ 现在要赶快给大家评定功劳，进行封赏。
在这个令文中，曹操认识到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兵讨伐董卓到现在，十九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功，并不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而是靠众多谋士、武将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未来的统一大业，还需要靠大家的共同奋斗。功劳不能自己独贪，要由大家分享。因此，论功分别封赏了很多文武官员。
曹操进行封赏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认真的，有功劳该封赏的，本人不接受也要想办法要他接受，因为他要贯彻论功行赏的原则。
曹操远征乌桓，田畴立了大功，曹操要论功行赏，表封田畴为亭侯，食邑500户。田畴认为自己逃到徐无山中避难，没有替自己在幽州的旧主刘虞报仇，是不义的行为，不应该享受荣誉，坚决不接受封爵。
曹操非常体谅田畴的心志，暂时没有勉强其接受。可是曹操南征荆州回来后，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又发布了《爵封田畴令》，令中说：田畴言辞恳切，一再辞让。历经三年，一直未能封赐。这虽然成全了一个人的高尚声名，却严重违背了论功行赏的国家制度，损失是很大的。应该按照前表封赏，不要使这个过失一直延续下去。
后来，田畴还是坚辞不受，曹操又多次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尽管最后田畴还是没有接受封赏，但这说明曹操对执行论功行赏的原则，在态度上是认真的、严肃的。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荀彧对于自己被封为万岁亭侯坚决推辞。于是曹操给荀彧写信说：与荀公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您辅助纠谬辅政，帮着举荐人才，还帮着提出计策，并进行周密谋划，已经做得太多了。立功不一定非得在战场上。希望您不要推让。
荀彧见曹操如此恳切，才接受了封爵。当公元207年给荀彧增封时，荀彧反复辞让多次，曹操又给荀彧写信说：您的计策和谋划，不只是表奏（《请增封荀彧表》）中所说的那两件事。您前后反复谦让，想学战国时的鲁仲连先生吗？ 这实在不是节操上通达的圣人所看重的啊。您的周密谋划，安定众人，使我多次获得荣誉，用表奏的两件事来报答您，您还推辞不接受，为什么还要多次谦恭推让呢？！
在这封信中，曹操不仅肯定了荀彧的功劳，对他过于谦让也提出了批评。最后荀彧才接受了增封。
有功必赏，既有力地执行了国家的封赏制度，也极大地笼络军心，让将士们行军打仗有了盼头，同时也借此稳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何乐而不为？
五 树威立信 身若正则令必行
曹操从起兵反董卓到最终登上魏王宝座，前前后后经历了无数场生死之战。曹操在许多战役中常常身先士卒，勇敢杀敌，赢得了将士的尊崇。在曹操心中，乱世中的人心可以说是最浮躁而捉摸不定的，其进退行止会带有很大的随机化、情绪化。因此，曹操懂得在乱世统领人心不一的人马，如果不能从自身的角度加强修养，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有错必纠。将很难令众人信服，他人的支持也会大打折扣。
威信，就是威望和信誉，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有威信的领导者，其计划、指令、任务容易被下属接受。他的指示、意见令下属信服，他领导的团体就像是一部运转正常的机器，能快速、高效地工作。否则，决不会有所作为。树立威信的要素很多，严于律己首当其冲。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圣贤也不一定无过。像诸葛亮这样比较全面的人不也有失误吗？关键是能不能像曹操那样有自知之明，有自我发落的勇气。
在曹操的官宦生涯中，威信与人情始终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要立威当然就要铁面无私，而铁面无私就会给人一种不近人情的感觉，这也是为官做人的两面性，不可避免。但曹操始终铭记这一点：将帅的威信只有从严肃纪律中来，才能真正得到大家的真心服从，这是一个既浅显又深奥的道理。
曹操常说：“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对于胸怀天下的曹操来说，有了这种威信，就有了感召天下、不怒自威的力量源泉。
古语说的好，“上行下效”“上粱不正下粱歪”。只有自己这根“顶梁柱”行得正，站得直，才能让下面的军士没有钻军令的空子的机会，这样的队伍才能是铁板一块，才有征服天下的实力。
曹操始终明白，腐败往往是由统治者的内部开始的，风气的败坏是从上层渐至下层的。所以榜样的作用十分重要。榜样有两个方面，一是好的，可以催人奋进，一是坏的，可使世风变坏，古今中外，榜样的影响是一样的。我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给自己树立一个能鼓干劲可添豪气的榜样，这确实是一种自我激励的好方法。
曹操西征关中时，在与马超对战的渭水之战中，为了在战术上对敌人形成犄角之势，同时也为了稳定渡河军队的军心。他不顾危险，亲自断后督军。结果引来了马超的全力攻打，险些送了性命。多亏许褚奋力杀敌，加上丁斐施计才使他得以抵达对岸。将士们看到曹操这般躬身退敌，怎能不感动，以一当十奋力拼杀。
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曹操完全有理由不冒这个险。但他经过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再加上目前的严峻形势，知道自己必须亲自去督军振奋军心，才有胜利的希望。再加上一向诡计多端的曹操，往往会把事情做到举一反三。他要让全军将士都明白这一点：我曹操都这样做了，大家看着办吧。果然，他的这一行动不仅稳定了军心，更让自己在军队中的威信空前提高。而且顺利完成了渡河的预定目标，完成了对敌人的战略部署，极大地推进了战争的进程。
渭水一战，曹操几乎丧命，纵然是有不得已而为之之嫌，但在统帅作风上，堪称一代风范。由此可见，如果你想从心里抓住人，只有一个办法：上下一心，同甘苦，共命运，这样的队伍才永远不会被打垮。
曹操此举虽然冒了不小的风险，但却不仅从短期内完成了战略部署，而且从长远看，自己的威望确实提高不少，他的这一行为对他而言真的是“投入少，产出多”，是完全值得的。由此可知曹操作为一军之主，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就这点来说，他不愧为三国时期的英雄，我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军事家、政治家。
在曹操的军营中，历来讲究依法治军，而当他自己“知法犯法”的时候，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曹操当机立断，以“割发代首”之举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令部下深为敬服。于是全军悚然，没有人再敢轻忽军令，纪律大整。
由于曹操在治理军队、治理国家时严于律己，所以他们在军民心甘中有极高的威信，做到了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军队的士气旺盛、战斗力强。这恐怕也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吧？
六 宽宏大量 宰相肚里能撑船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对领导者来讲，谋略和大度是两个优良的品质，二者相辅相成，若能熟练运用，必能高人一等。有谋略而不能宽容待人，则显得太过残忍；空有大度而无谋略，往往难以有大的建树。曹操这两点都做到了，所以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谋略家。曹操虽然一生奸诈多疑，但惟在用人方面却能够宽厚待人，不翻旧账，从而赢得手下人为他拼死卖命，敌方投靠者也不在少数。这些人才也各尽其能，最终打造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为曹操的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
曹操用人不念旧恶。有一次攻下敌人城池后，从袁绍的图书案卷中翻检出一束书信，皆是曹营里的人暗中写给袁绍的投降书。当时有人向曹操建议，严肃追查这件事，把凡是写了黑信的人统统抓起来杀掉。然而曹操却有着更高的眼光和更宽广的胸怀，他说：“当袁绍很强大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人呢？”于是下令把这些密信付之一炬，一概不予追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用人的一个重要原则。而那些私通袁绍的人何尝不感曹操的恩？不死心塌地地为曹操出谋划策、肝脑涂地呢？曹操因此而迅速稳定了军心。
曹操为何不把这些人严加镇压，而是采取如此宽宏大量的措施呢？这是因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一、避免误伤忠臣。曹操既然已掌握了与敌人私通书信的名单，他对这些人已心中有数，只要以后谨慎使用，仍可发挥作用。这样，曹操对他们就掌握了主动权。而这些与敌人私通书信，原因各不相同，其罪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问青红皂白，都加以严惩，将扩大株连，造成不必要的内部混乱。
二、不自砍臂膀。此时，群雄并起，天下大势未定，正在用人之际。曾操烧了这些书信，以示宽容，那么这些与敌人私通书信的人将会对曹操感恩戴德，衷心不二，死心塌地为曹操服务。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人中有很多以后都成了曹操得力的帮手。曹操的这一举动可谓真切体现了他灵活多变的性格。
张绣是董卓四大将之一张济的侄儿，年轻时只是一个县吏，因打败了一次黄巾军的暴乱而闻名于当地。后来，他拉起自己的队伍，投奔了叔叔张济。当时司徒王允与吕布等人设计杀了董卓，董卓的四大将领趁机起兵，打着为董卓报仇旗号，壮大自己。张绣随军参加了对吕布的战争，并因军功升为建忠将军，封宣威侯。后来，张济在一次战争中身亡，张绣便接替了叔叔的位置，驻屯南阳，并与刘表结为联盟。
曹操迎献帝都许后，挥师南征张绣，大军杀至宛城，张绣自知不敌，于是投降。一开始双方欢宴终日，气氛倒很融洽，没想到曹操坐收了一支大部队，有些得意忘了形，竟然收了张绣的婶婶为妾。
张绣无法面对这种侮辱，于是复反，发动了对曹操的突然袭击。曹操猝不及防，大败而逃。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被杀，自己也中了流矢，险些遇害。曹操缓过气来，兴兵报仇，张绣与刘表互相援助，双方攻战几年，各有胜败，曹操一时奈何不得张绣，只得咬牙切齿，望城兴叹。
后来，曹操要去对付更大的敌人袁绍，官渡之战前夕，曹、袁都来争取张绣这支生力军。在这节骨眼上，张绣听从了谋士贾诩的意见，再一次向曹操投诚。贾诩准确分析道：曹弱袁强，投曹才会受重视，且在此紧要关头帮曹操一把，可消除昔日宿怨。
果不出所料，曹操听说张绣来降，异常欢喜。并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冤家变成了亲家，还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在官渡之战中，张绣果然为曹操出了大力，打了袁绍又接着攻打袁谭。曹操对他的封赐也特别大方，封他的地比诸将都多。两亲家誓将袁家赶尽杀绝，又一起并肩出征乌丸，追杀袁尚。
贾诩曾经给张绣出谋划策，差点儿将曹操杀死，曹操也不计前嫌，还亲自迎接，拉起他的手说：“有小过失，勿记于心。”此后，贾诩还成了曹操帐下重要的谋士，为曹操的征伐立下大功。
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甚至辱骂过自己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肯转变态度，曹操也总能够宽大为怀，不予追究。陈琳在官渡之战前夕为袁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种种“罪恶”，其中有真有假，难以分辨。还说曹操的祖父曹腾是宦官，父亲曹嵩是领养的，而曹操则是“赘阉遗丑”，揭曹操出身的老底，这是明显的人身攻击。
陈琳把曹操骂到父祖，比骂本人在感情上更难接受。但是，曹操对陈琳如此的“恶毒攻击”，在打败袁绍后抓到陈琳时，却只是责备陈琳说：“你过去为袁本初写檄文，骂我也就行了，怎么往上牵扯，骂到我父亲祖父的头上去了呢？”
陈琳赶紧向曹操赔罪，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是不得已而为之。曹操爱才，不但没有杀他，还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这是曹操不念旧恶的突出的事例。
能够做到“得容人处且容人，不记他人小过失”的人确实难得，而为了雄韬伟略放弃个人恩怨更是难能可贵。由此看来，曹操还真是一个宽弘大量的英雄。
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心胸狭窄、鼠目寸光，为了一点区区小事，就不能容人而打内战；发现自己的部下有一点与自己不一致的地方，就使出一套整人的权术，其结果必然忘记战略目标，做出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种鸡肠小肚之徒，是不能成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