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下有一年青人，担任襄国令，对自己严格要求，经手办事，总是很关心并且抚慰帮助下面的人，以此来求得声誉。凡是派遣兵丁、劳役时，总要去握手相送，并准备一些水果或饼送给他们，一个一个送别，以表关心。人们对他赞不绝口。后来升官做泗州别驾，这种花费越来越多，常常不能周全。一有虚情，总难持久，那些好名声也随即损败了。
以前我在文林馆时，山东的学士和关中太史争论了几年历法，内史发出公文让我们判定。我提出：“我们历法方面的知识不比他们高，以外行去裁定内行的问题，怎会服，这既然不是律令规定我们该管的事，还是不要去判断为好。”我的提法受到全馆上下绝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有一礼官，他以这样推辞有损面子，一心要处理此案，勉为其难加以考核。本钱既不足，只好再去听他们双方争执的意见，来比较长短，朝也议晚也议，寒天暑天，春天秋天，还是得不到结论，各方的怨恨讥诮都滋生起来，只好含羞而退，最后被内史惩处，这就是好名多事所取之辱。
编者手记
要想立名，先得修身，而人生的最高境界却又在于既品性高尚，又淡泊名利。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追求好的名声，本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求名的人应在自身的品德修养上下功夫，做到名副其实，而不应采取种种卑鄙手段窃取名声。如今，中国“名人”满天飞，有人求助于金钱，有人求助于吹捧，甚至求助于色相，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如此虚名，求之何用？
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宾”就是附属物，意思是有实才有名。周朝的赵武灵王说：“无其实，焉取其名乎？”王夫之也强调了名不可以离开实：“名之与实，形之与象，声之与响也。”
由于“名”的实质如此，所以真正搞学问的人，有本事的人，真正的名人，是不愿意扬名和出名的。杨时说：“学者当务实，一有近名之心，则大本已失，尚何所学哉！”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当代的杰出学者钱钟书等都是最怕出名、最怕被名利所累的人，他们躲避新闻媒介的种种趣事，成为人们的佳话。然而，“行高者，名自高”。
宋代范晔《后汉书·黄琼传》中说：“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几句借俗语典故形象地写某些处士名声甚大，而名实不符，告诫黄琼不要只求虚名，要名实相副。南宋词人辛弃疾写道：“山重无数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我们还是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干事，甘做一棵“寂寞开无主”的“不知名”的小花吧，因为它生命力很强，不与百花争奇斗艳，且有点缀和美化大地的功劳。
☆☆泡沫人生，何争名利 洪应明
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较雌论雄，许大世界？
——《菜根谭》
人生就像用铁器击石所发出的短暂火光一闪即逝，假如在这种短暂的时光中去争名夺利究竟有多少时间？人类在宇宙中所占的空间就像蜗牛触角那么小，假如在这狭小地方去争强斗胜究竟有多大世界呢？
编者手记
人处于世间，如果从宇宙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会深感人之渺小，生命之短暂，以此而论，斗胜争强，求名夺利意义何在？如此就会生活得更好吗？苏东坡说：“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连，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前赤壁赋》）曹雪芹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坟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
“泡沫人生”，虚幻人生。天大的事，几十年过后再看，都是一个笑话，都已付于笑谈之中。
正所谓：
事事忙忙似流水，
休将名利挂心头，
粗茶淡饭随缘过，
富贵荣华莫强求。
★义与利
人皆有名利之心，但决不能为名利所困惑，也决不能为名利所驱使，更不能见利忘义。人应当时时注意，用高尚品德稳稳地驾驭自己的名利之心。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往往把个人名利看得过重，以致常常被名利折磨得喘不过气来。这种人的可悲之处在于，既不知名利为何物，也不知应当怎样去获得名利，更不知应当怎样去驾驭个人之名利。由于这诸多的“不知”，往往把名利颠倒过来看，因而总是看不清名利，也得不到名利，不但得不到，还每每走向反面——被名利所捉弄。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只记住了“利”，而忘记了“义”。人既要讲“利”，更要讲“义”；有韵律的人生，应当是“义”与“利”相统一的人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孔子说：“君子懂得义，而小人只知道利。”
编者手记
“义”、“利”作为一对不可分割的哲学范畴，是和讲“义”、“利”的主体“君子”、“小人”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出现的，把握“君子”、“小人”关系当为理解义利关系之枢纽。孔子，没有从“君子”、“小人”既有的地位之争来就事论事，而是对二者的关系作了辩证分析。对“君子”中合礼怀德者给予充分肯定， 对“君子”中的阴暗面也给予充分暴露：“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对“小人”阶层在自身发展过程所带来的违礼求富行径，孔子深恶痛绝；对“小人”中有德有才者，孔子并不轻视，反给予充分鼓励。在孔子那里，“君子”成了一个模式化的道德规范。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而“小人”则主要指违礼求富的小人行径而言，就地位意义而言的“小人”已退居次要位置了。在社会实践中，孔子将地位意义而言的“君子”、“小人”调和进伦理道德的成份，而赋予“君子”以道德样板的时代新内涵，并以此为凝聚力，号召原有的“君子”、“小人”阶层都能从修己开始，克己复礼，从而在观念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完成了一次继承与发展的内在超越。
这种主体的内在超越直接影响到义利关系。首先，义利是一种反映主体意识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义”作为内在的规范，需依利而存；“利”作为外在的实体，需依义而行。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云：“利，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又云：“利与不利，古人皆质言之。人未有知其不利而为之，则亦岂有知其利，而避之弗为哉。利所以为义之和者，和犹言调适也。义以方外，若但言义不言利，则方外而不能和，故利为义之和。”其次，义利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是通过对其主体的具体分析来赋予其现实意义的。刘宝楠《论语正义》云：“君子明于义利，当趋而趋，当避而避。其趋者，利也，即义也；其避者，不利也，即不义也。然而急君父之难，赴蹈水火而不顾其身，虽有似于不利而亦趋之，则以合乎义，即为利也，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虽有似于利而亦避之，则以不合乎义，即为不利也。若小人则反是。故其所谓利，或君子所视为不利。而其所视为不利，或君子所视为义，所视为利也。君子知利不外义，故喻于义。小人知利不知义，故喻于利。”这段话通过两层紧密相关的含义较好地反映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精神实质。
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非单言“义”不讲“利”，而是由于“罕言利，则以其理精微，人或误习其说，而惟知有利，不复知有义矣”。孔子义利观的实质在于，通过强化“君子喻于义”这样一个观念，来推动社会各阶层从修己开始，在求富达贵的求利过程中注意合礼合仁以合义。孔子不是空洞的教条家，他的“义”是放在整个社会都在求利的大背景下的，他凸显“义”的意图正在于纠正那个社会偏离礼、义而一味求利的危险倾向。
☆☆君子尚义，小人趋利 王永彬
义之中有利，而尚义之君子，初非计及于利也；利之中有害，而趋利之小人，并不愿其为害也。
——《围炉夜话》
道义中也包含有利益，而崇尚义利的君子，最初并没有考虑是否有利可图；利益中也包含有祸害的因素，而那些追逐利益的小人，并不希望祸害因素变为现实。
编者手记
古人云：“天下熙熙，为利所趋；天下攘攘，为利所往。”这句话代表了多数普通人的心里状态。王永彬有一个“桃”、“栗”论：“桃实之肉暴于外，不自吝惜，人得取而食之；食之而种其核，犹饶生气焉，其可见积善者有余庆也。栗实之肉秘于内，深自防护，人乃剖而食之；食之而弃其壳，绝无生理矣，此可知多藏者必厚亡也。”桃，不自吝惜得余庆也；栗，深自防护得厚亡之。“桃实”和“栗实”的结果都是一种对利的价值取向问题。
“义”与“利”是一种表象，从事物的本质来看实际都是利。义是大利，是国家、民族、大众、集体、团体之利益的举动，是君子尚义为义举。一己之利，则是个人之利益。当个人利益膨胀时，就会有见利忘义的不义行为，出现利令智昏不讲大义问题。
欲取之先予之，是“桃实”的余庆局面。它因此获得物种繁衍和延续。“栗实”是周身锋芒，吝惜深藏、严紧防护，反而更加引人注意，最终被解剖取食，仅存外壳不能衍生，繁荣发展空间受到很大的局限。
做人亦当为“桃实”，莫学“栗实”。只有作出让步、或牺牲、或奉献，必然“公道自有人心”，定能享有繁衍、延展空间。如果是“栗实”那样，锋芒以待深度防护，要么是被解剖食之，或者是被秋风横扫、寒霜凛冽，使其破裂落地被敛而食之。
所以，我们凡事都可以从“吃点亏”的角度去考虑自己。这种让渡，就是奉献、宽容、包涵。如果做人能够有点让渡精神，或许在你的人生中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硕果（比如家庭的和睦、爱情的相伴、同事的和谐、事业的成功等）。
做一个“吃小亏”的睿智人，快乐将会伴随您一生！
☆☆君子处事，于义合者为利 金缨
小人处事，于利合者为利，于利背者为害；君子处事，于义合者为利，于义背者为害。
——《格言联璧》
小人处理事情，符合自己利益的就视为有利，和自己利益相违背的就视为有害；君子处理事情，合乎社会道义的就认为有利，和社会道义相违背的就认为有害。
编者手记
孔子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个人假若惟利是图不择手段，必将导致别人怨恨，所以他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即见到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先考虑一下是否合情合理，符合仁义；“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把义看做最尊贵的，君子有勇敢而不懂得义就会扰乱国家，小人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成为盗贼。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足和尊贵，在我看来犹如浮云一般。孔子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贫穷与富贵是人人所追求的，如果用不义的手段去获得权力和财富，就像过眼云烟，绡纵即逝。
每个人的求利之心乃先天所赋，即使不鼓励也知道去追求。而“义”则有赖后天培养。一般而言，求“利”常“过”而求义常有“不及”。所以，只有多鼓励“义”，才能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只有“义”“利”并重，才能真正做到有利于身，有利于人，有利于家，有利于社会。
☆☆先义而后利 荀子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容。通者常制人，容者常制于人。
——《荀子·荣辱篇》
以道义为先而后才言利的人光荣，以求利为先而后才讲道义的人耻辱。能得到荣誉的人常通达，干耻辱之事的人常困窘。通达的人常管理别人，困窘的人常被别人管理。
编者手记
荀子本人就是明大义而弃小利之人，再加上才智卓异而成为战国后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荀子看来为保护、占有一己之私利而背弃正义，是自古以来无论各家各派都一致反对的恶行，荀子将其称为“至贼”，意思是说，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他认为只要为私利而不惜有意识地抛弃正义，就势必坏事做绝。不仅会贪赃枉法，而且会害人虐物，甚至出卖国家利益。荀子强调从义利关系上区分荣辱，认为荣誉与耻辱的根本分界，安全与危险、利益与祸害的差别是，将道义放在第一位而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的人，就会获得荣誉，相反就会遭受到耻辱。
荀子在义利关系上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义重于利，义高于利。荀子曰：“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不苟》）也就是说君子虽然担心祸患，但从来不会逃避为道义而死，希望得到利益，但不会因为利益而做非礼的事情，所以荀子是坚持不能为利做有损于义的行为的。其次荀子并非完全排斥利，他所强调的只是不能以害义的方式取得利。荀子曰：“好利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人天生就具有好利恶害的倾向，但是荀子又曰：“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也就是说当发现某种事物符合自己的希望时，就一定要反复考虑它是否也有可憎之处，当发现某种事物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一定要反复考虑它可能对自己也有害，这样多方面权衡考虑，深思熟虑，然后再确定是希望还是憎恶、获取还是舍弃。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义利关系必然不能做以利害义的事情。
放眼现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让我们痛心疾首的不知荣辱的事情发生，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重利轻义，为了自己的私利，抛弃了道义和社会的道德准则，如果能够做到像荀子所说的“先义后利”、“欲利而不为非”，那么我们周围的世界就能够美好和谐很多了。
☆☆放于利而行，多怨 孔子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论语》
孔子说：“只根据自己的利益做事。必然招来很多的怨恨。”
编者手记
在儒家思想中，“义”即道义，也就是合符道德要求的行为，故“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行而宜之谓之义”（韩愈：《原道》），“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熹《孟子集注》卷一）。“利”是指利益，又指功利或功效，通常指个人利益、私利；群体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概念在儒家的义利理论中属于“义”的范畴。一般认为，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孰为本孰为末的问题上，儒家“重义轻利”，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义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私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