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所识用的人才，不仅帮他本人成就了一番功业，同时对晚清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也有着深远影响。当时湘军的主要将领，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左宗棠、杨载福、彭玉林、李树斌、曾国荃等人，几乎全都处于曾国藩的门下，或是因他提拔，或是因他极力推荐，他们才成为了军事大臣，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来又因为建立军功而进入政界，成为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如左宗棠被封为大学士，彭玉林被封为兵部尚书，杨载福、曾国荃做过总督，江忠源、胡林翼等人做过巡抚。尤其可贵的是，当时的一批科技人才，也因为曾国藩的重用，成为海内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如徐寿等人。
世人对曾国藩的知人善用评价甚高，他的故旧门生尤多褒辞赞语。郭嵩焘为曾国藩所作的墓志铭说：“以美化教育人材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俞木樾说藩国藩：“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就连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龃龉甚深，但曾国藩死后，仍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经典格言】
文士之自命过高，立论过亢，几成通病。
大抵天下无完全无间之人才，亦无完全无隙之交情。大者得正，而小者包荒，斯可耳。
吾辈为众所附者，全在忠义二字
（1860年10月23日与九弟曾国荃书）
【家书】
沅弟左右：
初九夜接初五日一缄，初十早又接初八日巳、午刻二缄，具悉一切。
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岂尚留其有余而不肯尽力耶？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力已尽而不胜，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奈何。而弟屡次信来，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处消息，谓僧邸见疏见轻，敝处并未闻此耗也。
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令銮与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肯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
至安庆之围不可撤，兄与希庵之意皆是如此。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①，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大抵欲言兵事者，须默揣本军之人才，能坚守者几人，能陷阵者几人；欲言经济，须默揣天下之人才，可保为督抚者几人，可保为将帅者几人。试令弟开一保单，未必不窘也。弟如此骄矜，深恐援贼来扑或有疏失。此次复信，责弟甚切。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
【注释】
①扣槃扪烛：比喻不经实践，认识片面，难以得到真知。扣，敲；扪，摸。宋·苏轼《日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钥，以为日也。”
恭亲王奕
【译文】
沅弟左右：
本月九日晚上收到沅弟于五日寄来的一封信，十日早上又接到八日巳时、午时的两封信，从信中得悉一切。
九日晚接到的信中，字里行间满是骄矜之气，还有诸多悖谬之言。世间万事变幻莫测，义理玄奥，人情难以通晓。天道也非人力所能为，而你写出这样一手遮天、狂妄无稽的言辞，不知究竟是凭借什么？恭亲王的贤明，我曾多次亲眼目睹，并经常听旁人夸赞，心中很是佩服。但他平常的行为举止太过轻浮、聪明太露，虽然多谋，但却多变。如果让他在京城过久，而圣驾又远离京城，恐怕时间长了也难以让人满意。自开战以来，僧王所带领的蒙古诸军在天津、通州各地的战斗中，竭尽全力与洋夷拼死作战，又怎么会留有余力而不肯尽力呢？皇上又怎么会下令禁止他们死拼而有意命令他们不尽全力作战呢？只要将士们不遗余力地奋勇杀敌，即使不能取得胜利，皇上与僧王都只能无可奈何、仰天长叹了。以前你多次来信中都说应该重用僧王，现在不知你从哪里听到的消息，说僧王被皇上疏远，可我这里并没听说关于这方面的消息。
做臣子应该积极地响应皇上的诏令，分兵北上救援，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现在我们之所以虚名在握，为众人推崇，都要归因于我们对皇上和朝廷的忠义。不忘朝廷和皇上叫做忠，不失信于朋友叫做义。任凭圣驾远离京城，身为臣子，若不闻不问，难道还能称之为忠吗？万一京城重地有什么闪失，热河本来就没有充足的银两和粮食，一旦情势危急，护驾军兵难保不会出现哗变溃散的动乱。如果大清的京师重地丧失，那么即使收复了南方的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保大清不败呢？若果真如此，百姓怎么会主动完粮纳税？商旅怎么会情愿缴纳厘金？各州县的将士又怎么肯甘心听从命令呢？与其不北援京师，而在数月之内同归于尽，还不如挥军北上救援京师，以匡正纲常、弘扬忠义，成就忠臣之举。即使最终百无一成，死后也不致悔恨于九泉之下，不致被后世非议。弟弟曾说千万不可听从书生的议论，我的见解恐怕就是书生的迂腐之见吧。
安庆城的围兵绝不可撤，关于此事，我与希庵的意见是一致的。你只要负责处理好安庆的战守事务，其余的事无须你肆无忌惮地乱发议论。孔圣人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你阅历尚浅，平生的听闻本来就不够丰富，心中的疑问却是一个接着一个，以至于言谈疏漏狂妄，不够谨慎。仅靠捕风捉影，扣架扪烛，便主观武断地议论天下之事。你以为天下之事当真如此容易了解，能够轻易地作出论断吗？大体上讲，若要领兵打仗，对本军的人才必须心中有数，擅长坚守的是哪些人，善于冲锋陷阵的是哪些人；若要治国安邦，必须对天下的人才做到心中有数，可以保举做督抚的是哪些人，可以保举做将帅的是哪些人。现在若让你立即列出一个保举的奏单，恐怕你会感到很为难吧。像你现在这样恃才骄狂，我担心援敌前来进攻，你会低估敌军，必然会有所疏失。这次的回信，对你的批评和指责都很恳切。今后你若再有像类似初五那天所寄的荒唐的信来，我便不会再给你回信了。
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1860年10月23日）
【精华点评】
“忠义”二字历来是密不可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在君主与军队统帅、主帅与部帅之间，如果缺乏了“忠义”，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南宋年间，名将宗泽领兵抗金期间，俘虏了金将王策。王策原是辽的将领，辽灭亡后成为金将。宗泽亲自为他松绑，劝他说：契丹本来与宋是兄弟之国，如今金掳掠我徽、钦二帝，又灭掉了辽国，我们应同心合谋报仇雪恨才是。王策一听感动得落下泪来，表示愿意参加抗金战争，于是他们制订了大规模的抗金计划。宗泽又联络北方义军头领王善、杨进等人以及八字军、忠义军等，与他们协同作战，连连告捷，金兵闻风丧胆，听到宗泽的大名都噤若寒蝉，称他为“宗爷爷”。
正是这些类似的众多历史事实启发了曾国藩，使他深深认识到“忠义”对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对曾国藩的这一观点，蔡锷感慨：“右列各节，语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节之不振也。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剧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其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反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百难，不难迎刃而解。若吾辈军人将校，则以居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目兵则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曾胡两公必痛哭于九泉矣。”
【经典格言】
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患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
对降将应宽严相济
（1862年5月9日与九弟曾国荃书）
【家书】
沅弟左右：
李世忠穷困如此，既呼吁于弟处，当有以应之。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药，余即日设法分两次解弟处，由弟转交李世忠手。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驯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水师独攻金柱关，恐难得手，不如不泄此机，待陆兵渡江，再行下手为妙。
少荃于三月廿七日谕旨饬署苏抚。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
【译文】
沅弟左右：
李世忠穷困到了这种地步，既然他到弟那里求援，弟应当有回应。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药，我今天想办法分两次送到弟那里，由弟转交到李世忠手里。
李世忠这种人残暴险诈，最难驯服驾驭。他投诚六年，官做到了一品，但他的许多同党还不能摆脱盗贼行为。我们对待他的办法，应宽松的有两点，要严格的有两点。应该宽的两方面是：一方面银钱要慷慨大方，决不计较，在充裕时就将数十万上百万的钱掷之如粪土，在穷困时也要解囊分润给他，甘愿自己困苦些；另一方面不与他争功，遇到胜仗把全部功劳归于他，遇有保举的事情用优奖笼住他。应该对他严格的是：一要礼文疏远、淡泊，来往要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谊不要过密；二是要讲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弁勇与百姓争斗，而恰巧在我们的辖境之内，又有来诉告的人，一定要弄清是非，毫不掩饰，请他严加惩治。应宽的是利，是名；应严的是礼，是义。如果这四方面顾及全了，手下又有强兵，就不会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水军单独进攻金柱关，恐怕难于成功，不如保守这个机密，等到陆军渡江后再行动为好。
少荃在三月廿七日接到谕旨，令他任江苏巡抚。广东省督办厘金，让晏端书去了，因为他与我同是戊戌年的进士，所以派他去。朝廷的用心，实在令人感动。
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1862年5月9日）
【精华点评】
用人都想用能人，而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智者多诈，勇者多怒”，要使人才真正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到“宽严相济”，既怀之以德，又严之以法，使他们扬长避短，各尽其用。在这一点上，曾国藩运用得最为娴熟。曾国藩善于识人、用人，当然自有一套笼络人心的办法，不外乎就是给他们官做，给他们钱花，给他们名誉和地位。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一方面，曾国藩主张对降将许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则采取“礼文疏淡”，“情不可密”，而严之以礼义，与其保持一段距离。他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则避免一旦降将“旧病复发”而自身反受牵累；二则“临之以庄”，保持一种庄严感，使他们知威从命，不敢犯上。
【经典格言】
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
（1862年5月10日与九弟曾国荃书）
【家书】
沅弟左右：
水师攻打金柱关时，若有陆兵三千在彼，当易得手。
保①彭杏南，系为弟处分统一军起见。弟军万八千人，总须另有二人堪为②统带者，每人统五六千，弟自统七八千，然后可分可合。杏南而外，尚有何人可以分统？亦须早早提拔。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
【注释】
①保：保举，荐举。
②堪为：胜任。
【译文】
沅弟左右：
水师攻打金柱关的时候，如果有陆军三千人在那里，会容易得手。
保举彭杏南到你那里，是为弟弟那里统一起见。弟弟的军队共一万八千人，总要另外有两人可以胜任统带的，每人统五六千人，弟弟自己统带七八千人，然后可以分可以合。杏南以外，还有谁可以分统？也要早早的提拔。
办大事的人以多选接替人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不到，可以姑且选其次，慢慢地教育培养。
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1862年5月10日）
【精华点评】
办大事需要多选替手。曾国藩非常重视这一点，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弱小的，选择合适的人选协助自己成就事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身边有个得力的助手，定然能使自己工作起来更加方便，所以找个替手不失为上上之策。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憾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曾国藩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他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可以说，曾国藩是以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勘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左宗棠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让他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诽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经典格言】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善将兵者日日申诫将领、训练士卒
（1862年7月27日与曾国荃、曾国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