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新民坐在沙发上，茫然若失地抽烟。他抽得很重，大口吐着烟雾，直到烟头只剩下黄色的过滤嘴，才不舍地捻熄，重新点上一支。
“少抽点，呛死了！”妻子胡荷蹙眉责备道。她用手连连扇着，像要赶走满屋的烟味，然后又聚精会神地看录像。前年，电视台播出琼瑶的电视剧后，她立刻成了铁杆“琼瑶迷”。电视里，一集两集看不过瘾，她干脆去租录像带。《一帘幽梦》《几度夕阳红》《在水一方》等，她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看着看着，她眼睛红了，情不自禁地噙满泪水。
“换个节目嘛，这是高中女生看的。三十多岁了，还看这些？”牟新民懒洋洋地说。
“你那些武打片，都是小学生在看。”胡荷虽然不情愿，还是停止放录像，把电视遥控板递给牟新民。
牟新民不停地选择频道，觉得全是唱啊跳啊、哭啊笑啊之类，大感乏味，索性关上电视机。
“你到底咋了？奇奇怪怪的。”胡荷温存地问。
“烦！”牟新民失神地吁着长气：“厂里昨天开会，说亏损，让我们轮流上班，工资少一半。”他在锦都机床厂当机修工。前几年，工厂效益不错，工资、奖金加夜班费，他一月能拿六十多元。这一年多，市场竞争加剧，这个三四百人的小厂，既无法与实力雄厚的大厂对抗，又竞争不过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胡荷有些慌了：“那，我们咋办？我的工资也低，红红要上幼儿园，开支减不下来。你还想给她买钢琴，这下……”她埋怨地瞥着牟新民：“都怪你！本来存了几千元钱，你非要换电视机，还要买录像机，把钱折腾得干干净净。”
“怪我？你不也说，彩色电视就是好看。”牟新民黑白分明的瞳孔，一下暗淡了：“你哥哥、妹妹家里，早就是大屏幕进口彩电、高档音响。我们还看巴掌大的黑白电视，好意思吗？再说，买东西时候，我晓得工厂会到这一步？”
“我们找点事，做生意？”胡荷着急地说。
“我想过，不现实。”牟新民丧气地抽着烟：“在云南支边，我们就认识，十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我是做生意的料吗？听说，我们中学班上几个同学，做生意搞得焦头烂额。人家比我有文化，有关系，生意都做不起来，何况我？还有，你爸好歹是有名的文化专家，我们摆个小地摊，不是给他丢脸？”
胡荷六神无主地皱着眉头。
“我倒有个主意。假如，”牟新民欲语又止。在胡荷催促下，他吞吞吐吐道：“假如把奎星楼的院子卖了，我们就能分点钱……”
“亏你想得出来？那个院子，是我爷爷留下的，我爸肯定舍不得卖。”
“空着也是空着。前两年，你爸曾说过，不是黄伯伯一家人住着，干脆卖掉算了，免得操心。”
“是说过。”胡荷老实地承认，认真地想起来。
牟新民说的院子，是胡荷家的祖产。院子占地将近一亩，正房带厢房共有七八间，房前房后，还有一大一小两个天井。胡荷父亲的好友黄伯伯，一直借住着院子。去年，黄伯伯举家搬到北京，院子还回来，一直空着。胡荷父亲胡远鸣，在省博物馆有一套三室一厅宿舍。胡荷哥哥胡松，也在博物馆工作，住着两室一厅房子。妹妹胡竹，丈夫在省文化厅，住着机关宿舍。胡荷在剧场工作，单位没有房子。牟新民是一个小工人，更别指望厂里分宿舍。结婚时，牟新民父亲让出家里两间平房，自己搬到养路段住宿舍，他俩才有栖身之地。胡远鸣曾叫胡荷搬到小院去住。胡荷说院子阴森森的，奎星楼街又冷清，想起都吓人，不愿去。
“咋给我爸谈呢？……”胡荷为难地道。
“我来想办法。”牟新民陡然来了精神。
事情比牟新民想的顺利。
他找个借口，直接去博物馆找胡松。他三绕两绕，说起卖房子的事，还特别强调，这是胡荷的意思，因为她在上班，所以没来。
“说得也是，房子空着没啥意义。天然气、电视电话啥都没有，我们都不想去住。”胡松沉吟道：“我倒没啥，勉强吃得起饭。你们境况差些，确实需要钱。这样吧，我与胡竹谈一下，听听她的想法，再一起做老人家的工作。”胡松比胡荷大五岁，儿子明年升初中。他想让儿子初中毕业就出国留学，也需要钱。这些想法，他没说。
“你估计，那个院子能卖好多钱？”
“恐怕要值十万吧！新修的商品房，卖四五百元一平方米。那个院子，厢房、杂物间加起，至少两百平方米。”牟新民猜测着。
“肯定不止。天井那么大，未必不算钱？”胡松反驳道，又好笑地说：“朋友都没耍，就在给娃儿取名字。先给老人家谈通再说。”
第二天，胡松给胡荷挂电话，说找了胡竹，她急需钱，同意卖院子。胡荷忙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胡松轻松地笑了：“没事，她想投资。她们电影公司隔壁有家云南米线店，生意好得吓死人。对方邀她合伙，想租下隔壁铺面，把生意做大。算来算去，她至少要出五万元。她哪有这么多钱，所以也想到卖院子。我一说，她举双手赞成。这样吧，星期天，我们都回老人家那里，摸摸他的意思。”
星期天上午，胡家三兄妹带着爱人、孩子，齐刷刷地聚到父母家里。吃过午饭，大家坐在客厅闲聊。胡松以牟新民每月只领半月工资为突破口，拐弯抹角地提出卖院子。
“你们都是这意思？”胡远鸣挨个看着，见大家都默认，便点点头，思索地用手指轻轻敲着沙发扶手。
牟新民大气都不敢喘，紧张得一颗心像要跳出胸腔，似乎在等待最后的判决。
“我这几十年，始终不脱一个书生本性，钱物之类的，历来不多牵挂。既然你们都同意，那就卖吧。”胡远鸣慈祥地笑道：“下半年我就退休了，也想带着你妈到处走走……院子的事，你们商量着办。卖的钱，我们留一些，余下的分给你们。”
事情就这样定下了。乘胡远鸣午睡，胡松同两个妹妹商量卖房的细节。首先，应该确定价格；其次，依据价格分头找买主。大家都没这方面经验，不知到底卖多少合适：高了，价一出口就把人吓跑；低了，又不划算。胡松想到牟新民说值十万，没有把握地决定：“最低十二万，少一分钱都不卖。买主，我去找。”考虑到牟新民工作最轻松，干半个月闲半个月，胡松叫他打扫院子，还特别交代：“现在啥都讲包装，你要把门柱油漆了，墙壁该补的就补，清整得干干净净的，才不会掉价。”
牟新民一口答应。
按照胡松的吩咐，第二天，牟新民开始打扫院子。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杂活，干起却相当麻烦。为了节约钱，他决定自己动手。他买来水泥、沙、腻子和油漆、工具等，先补墙壁，再刷门窗。每天一早，他把女儿送进幼儿园，就急急地赶往奎星楼街，一直忙到晚上。中午，他凑合着，在外面吃碗面条。仅仅油漆门窗，他就整整忙了六天：先去残漆，然后刮腻子；腻子干后再打磨，最后连漆两遍油漆。
“看你，累成这样！急啥，又不是明天就能卖出去。”看到丈夫回家就疲倦地仰在沙发上，累得话都不想说，胡荷体贴地说。
“反正要做，早完早了事。”牟新民不满起来：“卖院子又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胡松和胡竹问都不问，好像该我做。我们又出资金又出力，院子没卖，先用了一大把钱。你算算，光买东西，我在你那里拿了多少，怕有四五十元了吧？”想到花去的钱，相当于他目前两个月的收入，牟新民很是心痛。
“多做点少做点，不必那么计较。大哥同三妹都忙，哪有时间？而且，卖院子也是我们提出的。”胡荷宽厚地劝慰。
忙了半个多月，院子总算焕然一新：黑漆大门泛着油光，骄傲地迎送着每一个路人；推门进去，红漆刷就的廊柱，抹了涂料的雪白的墙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天井，都让人眼前一亮。牟新民又带着胡荷，去玻璃店划了几块玻璃，将残损的窗户玻璃换下。他自豪地问：“如何，有卖相了吧？”
“算你能干！”胡荷娇嗔地一推他。
院子虽然漂亮多了，却没找到一个买主。反而，牟新民麻烦不断。收拾院子期间，用了一些水电，仅交电费水费，他就跑了两三次。牵挂着买主随时可能出现，每隔几天，他要去打扫卫生，又抹门窗又扫地，总要忙一两个小时。“卖院子不许我插手，做杂活全部是我。一两个月了，胡松他们是忘了，还是的确找不到买主？”牟新民发着牢骚。胡荷默默地看他一眼，没说话。第二天，她请假去了博物馆。回家，她告诉牟新民，胡松太忙，抽不出时间，委托他找买主。
“哪去找呢？”牟新民抽着烟，苦苦想着。云南支边回来，他一直是工人。每天，他从家里到厂里，再回家里，一成不变地循环，交往圈子很窄。厂里那些师兄师弟，同他一样，都是小工人，听到十二万元的天价，怕不吓得半死？想来想去，他猛然想到一个人，不由欣喜地站起来：“鲁丽！她关系广，路子宽，肯定有办法。”
“鲁丽？”略略一愣，胡荷反应过来：“儿童医院那个医生？”
“对，找她。不管咋说，我们初中同班，总比外面的人信得过。”
其实，牟新民与中学同学并没多少来往，偶尔听说谁当官了，谁又做了什么，他也从不记在心上。几个月前一天夜里，女儿突然发高烧，他与胡荷把她送到儿童医院，住进观察室输液。第二天早上，两个护士陪同下，一个女医生来查房。女医生个子高挑，肤色白皙，秀丽的脸上吟吟含笑。他觉得面熟，像中学同学鲁丽。以前他曾听说，鲁丽当知青时考上大学，毕业回到锦都，好像在什么医院。他不敢贸然相认。他悄悄地溜到护士办公室，问清这人的确叫鲁丽，才回到病室。他对胡荷神秘地一眨眼睛，弄得胡荷莫名其妙。
“鲁丽！”他试探地叫道。
鲁丽诧异地看着他，没想起是谁。
“我是牟新民。浣花中学时，我们一个班。”牟新民提醒她。
“哦，想起了。有一次，你把我的乒乓球拍搞丢了，我叫你赔，你不赔，我就找校长告状……”鲁丽好笑地说。
这样，他同鲁丽有了接触。所谓接触，不过是女儿看病什么的，鲁丽给他行点方便。中学班上其他同学近况，他大都从鲁丽那里听来。
第二天，他去医院找鲁丽，请她帮忙介绍买主，表示事情办成了，一定好好感谢。
“不说这些。我们是老同学，应该帮忙。不过，”鲁丽略一思索：“我只帮着牵线搭桥，具体的价格、签协议、办手续等，我一概不管。帮上忙，你无须感谢，帮不上，也别怪我。”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牟新民感激地连连点头。
十多天过去了，鲁丽那边一点儿动静也没有。牟新民干啥都毫无心思，做梦也牵挂着卖房。他想催鲁丽，又不好意思。胡松着急了，给胡荷挂电话，询问事情如何。胡竹干脆找到家里，说要同米线店签协议，再拿不到钱，投资的事就泡汤了。“太奇怪了，倒像我欠他们一样？”牟新民大感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