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丽终于找到买主。这人姓雷，开着一辆公爵王轿车，说是搞矿业的。鲁丽说，这是医院一个同事的朋友，身家至少几百万，只这辆车，就值四五十万。雷老板看了院子，表示还可以，问卖多少钱？牟新民战战兢兢地报出20万。雷老板说不值，顶多十万。讨价还价后，雷老板给15万，说是顶天的价格，多一分也拉倒。鲁丽把牟新民叫到一边，说价格还可以。牟新民强压着激动，装得愁眉苦脸地说，这是胡家的房子，他不敢做主。
15万！比胡松定的12万足足多出三万元！回家路上，牟新民手舞足蹈地骑着自行车，兴奋得想把车把一丢，在车上翻个跟斗。忽然，像沉沉夜色中萤火虫般的光点一闪，他的心倏地一动，生出一个主意。
回家，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胡荷。
“15万，不错啊！”胡荷很高兴。
“不，只有14万，我们留一万。”牟新民神色凝重地说。看见胡荷不解地看着他，他说出刚才的想法：“你想，我们出力出钱整修房子，还垫付了电费水费，这些该不该算一笔？还有，最终是我找的买主，总有辛苦费吧？鲁丽虽没说什么，人家不能白帮忙，多少也要表示。”
“你说的都对。不过，一家人，欺欺瞒瞒的，不好吧？”胡荷委婉地反对。
“胡松定的12万，就这样，也多出两万。要说，他们还该奖励我。”牟新民理直气壮地回答。
胡荷顺从地默认了。
牟新民喜滋滋地告诉胡松和胡竹，好不容易找到买主，14万。不料，胡松断然拒绝：
“物价在涨，房价也要涨。起码16万，少一分都不卖。放着就放着，反正又不喂它吃饭。”
牟新民的脸色突然变得极其难看，他恼怒地看着脚下，愤愤地大口抽烟。胡竹一来担心两人顶撞，二来也急需用钱，打着圆场道：“这样吧，就照16万，我们各自找买主，如果不行，再商量。牟哥，你那边暂时拖一下，说爸出差了，等他回来决定。”
“随你们。”牟新民气冲冲地转身就走。
“说得轻松，16万？自己去卖，我不管这事了。”回家，牟新民赌咒发誓地说。
“我哥是不是晓得啥了？不然，咋突然加价呢？”胡荷不安地揣测。
“不可能！照他这么说，卖16万，我偷鸡不成蚀把米，还要倒贴一万元？”牟新民沮丧地打开电视，不想纠缠这件事。
胡松忙乎一阵，还是没找到买主。胡竹沉不住气了，主张就照14万卖。胡松无奈，只有同意。他们叫牟新民将买主约到小院，共同签订协议。
签协议前一天，牟新民来到医院，把鲁丽拉到一边，吞吞吐吐地想说什么。
“快说，我正忙着。”鲁丽不耐烦地催他。
“那个院子又维修又买东西，我垫了一些钱，他们没补我。我想，协议能不能只签14万，另外一万单独给我？”
“我不管这些，你同雷老板商量。”鲁丽好笑地把牟新民上下一打量：“看不出来，你还这么有商业头脑！”
牟新民脸一红，做贼样地垂下眼睛。
鲁丽挂通电话，把话筒递给牟新民，让他自己同雷老板谈。雷老板很爽快，一口答应他的要求。
签协议时，胡家三兄妹全到场。胡松不知哪股筋没舒通，又老调重谈，要16万。雷老板把脸一沉：“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咋的，逗着玩是不是？”
“哥，你咋变得婆婆妈妈的？”胡竹不高兴地一瞪胡松：“签！我代表我爸。”
胡松悻悻地住口，一双眼睛，却不放心地扫着雷老板和牟新民。
协议签了，内容较简单：卖房价格14万元，先付三万订金；一个月内，办完产权手续后，余款现场付清；产权过户人可以是雷老板，也可以是他指定的其他人；如有违约，双倍退还订金。然后，胡家兄妹代表父母依次签字，胡松写了订金收条，牟新民将院门钥匙交给雷老板。出门，待胡松和胡竹走远，雷老板把牟新民拉到一边，塞给他一叠今年刚面世的百元大钞。胡荷漠然地望着街口，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胡家兄妹忙碌着准备手续：派出所证明，证明胡远鸣夫妇只有胡松、胡荷、胡竹三个子女；父母同意卖房并授权子女代办的委托书，单位必须加盖公章；父母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三人的单位证明，证明他们确系胡远鸣夫妇的子女；三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等。
去房管局办手续那天，雷老板没来，鲁丽来了。鲁丽说雷老板已去海南。她指着旁边一个中年妇女，介绍是张总，由她全权办理手续并付款。交代完后，鲁丽要回医院，匆匆地走了。
胡松警觉地打量着这个张总，露出很不情愿办手续的样子。但是，对方拿着协议原件——协议明确约定，可以由雷老板指定的人前来过户，他无法说什么。
所有证明材料交进窗口，办事员给他们开了收条，叫他们一周后凭收条来拿证。胡松突然无端地生气了，板着脸，谁也不理，径直骑车走了。
“我哥的脾气，简直越来越坏！”胡竹嘟哝着。胡荷附和地笑笑。
至此，牟新民的心才完全放下，觉得那一万元十拿九稳了。他激动地在心里计算，这笔房款会怎么分，胡荷会得多少。他估计，胡荷至少能分两万。加上现在的一万，他们将有三万元。三万啊！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计划，除了买架钢琴，剩下的全部存进银行，慢慢享用利息。
一周后，双方如约去房管局。胡松捏着产权证，直到张总如数付清11万元，他一张张地清点无误后，才将产权证交给她。张总非常恼怒：“看你那样子，防贼一样。我们花了20万元买房子，还是诈骗犯不成？”
“你说啥，20万？”胡松惊愕地盯着她，气急败坏地问。
“是啊。雷老板说他买成15万，要去海南发展，缺资金，非要20万不可。我们一看，院子还可以。恰好，我们公司要在锦都设办事处，就买了。”张总坦然地回答。
胡松惊呆了。一种被人耍弄受到欺骗的感觉，火焰一样，从他脚底一腾而起。“太狠了，转手就赚五万！”胡竹像被活生生地剜去一块肉，恨恨地跺着脚。胡荷心虚地瞥着丈夫。牟新民也在心里大骂雷老板。他甚至怀疑，鲁丽与雷老板串通，从中一倒就赚了大钱。
胡松冷静下来，找雷老板理论已无意义，签协议时人家就已谋划好了，何况，产权证已经过户，说什么也是多余。蓦然，他想起张总提的15万元。
“协议签的14万，我们也只拿了这么多。还有一万呢？”
“我咋清楚？你们去问雷老板。”张总忿忿地转身就走。她一边走，一边骂：“没见过这种人！钱付清了，产权证也办了，还没完没了！”
“你说，到底咋回事？”胡松怀疑地问牟新民。
“我咋晓得？不信，你们去问鲁丽，雷老板是她介绍的。”牟新民仿佛蒙受了天大的冤枉，一张瘦脸涨成猪肝色，眼里似乎还闪着委屈的泪花。
“走，找鲁丽。”胡竹愤愤地把一块石子踢得老远：“不搞清楚，一辈子都想不通。”
“会不会，鲁丽私吞了一万元？”胡松皱眉又问。
“咋会呢？她是我老同学，不可能干这种事。”牟新民哭丧着脸，一口否认。无奈之下，他只得带着大家去医院。
鲁丽正在办公室闲谈，牟新民嗫嚅着把她叫出来。胡松紧随着他，他无法对鲁丽暗示什么。
门诊部花台前，胡松全盘谈出刚才的经过，追问那一万元下落。他死死地盯着鲁丽，眼光犹如寒光闪闪的利刃，似乎要剖出鲁丽的心，弄清到底是什么颜色。
“管我啥事，你们应该去问雷老板。他谎报高价，或是记错了，或是为这房子又有一些开支，我一概不知。”转头，她生气地埋怨牟新民：“不是老同学，哪个想管这些闲事？我早说过，我只牵线，其他的你们谈。真是，好心没好报，倒像这一万元我得了。”她赌气地转身就走。
胡松与胡竹相互看看，没了主意。
“回去，如实给老人家讲。”胡松铁青着脸说。
客厅里，风扇悠悠地摇动，送出一阵阵凉风。胡远鸣静静地坐着，听着胡松讲述刚才的一切。
“这个亏，吃得太大了！”胡竹悔恨莫及地说。
胡松补充道：“雷老板转手赚多少钱，是他的事，谁叫我们没本事找到买主？关键是那一万元钱，要么是雷老板撒谎，要么是鲁丽拿了，要么——”他冷冷地盯着牟新民。
“你怀疑我？”牟新民一跃而起，色厉内荏地顶撞道：“我才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张总说的你相信，我说的，你就一句不听？”
“我又没点你的名，紧张啥？”胡松不依不饶。
“哥，你也该公正一点儿。凭良心说，我们新民整修房子，累了十多天。你们没找到买主，叫他找。他在外边也没关系，才求到鲁丽帮忙。事情办完了，反而疑神疑鬼……”胡荷委屈地帮丈夫说话。
胡远鸣挥挥手，制止她说下去。他看看堆在桌子上的钱——包括三万订金，共是14扎百元大钞，宽厚地一笑：“没有证据的事，不要乱猜，更别下结论。不管怎么，胡松说卖12万，现在卖了14万，谈不上吃亏。对你们兄妹来说，信任是亲情的基础。这样吧，我早同你妈商量过，我们还有工资，不需要多少钱。我们留五万，你们三兄妹一人三万。这次维修院子和联系买主，新民很辛苦，也用了一些钱。我从我这份钱中，拿五千元给新民，算是嘉奖和鼓励。”说完，他数出五千元，递给牟新民。
牟新民诚惶诚恐地推辞，感动得泪花直转。胡远鸣微笑着，把钱强塞给他。
胡松很不自在地垂着眼。
院子卖下来，明里暗里，胡荷和牟新民总共得了四万五千元，与胡远鸣夫妇一样多，比胡松和胡竹整整多出一万五千元。但是，牟新民不仅不高兴，反而感到窝囊和沮丧。
那天拿了钱，从岳父家出来，胡荷就啰啰唆唆，一面抱怨他，一面自责：“看，我爸多相信你，啥都替你着想。你呢，背后还拿了一万元。如果哪天我爸和我哥晓得了，叫我怎么做人？我也是，被鬼迷住了，稀里糊涂的，没有阻拦你……”
从那天起，哪怕为一点儿生活琐事，只要两人意见不合，胡荷就会扯到卖房的事上：“你这人，心眼太多，只想着自己。就像上次卖房子……”
“又咋样？”一次，牟新民忍无可忍，气得两眼像要喷火：“第一，我没有私自拿钱，一万元在你那里；第二，一切都同你商量了的，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我受了蒙蔽，一时糊涂。”胡荷振振有词。
“那就把钱交给爸，如实坦白。”牟新民威胁道，做势要去衣柜取存折。
“那，咋给大家说？要去你去，我没脸见他们。”胡荷的声音低下来。
胡竹是个爽快人，事情一过，不多想什么，对牟新民的态度，仍同以前一样。胡松却始终放不下卖房的事。有时在岳父家遇上，对牟新民随意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带着深深的戒意，怀疑地打量着他。
牟新民再没找过鲁丽。自己背后吞了家里的钱，又带家人去质问，鲁丽一定看不起他。他能想象，鲁丽会把俏美的眼睛一挑，“你咋是这种人啊？”
胡荷给女儿买了钢琴，“珠江”牌，五千多元。她请了一个音乐学院的老师，每周一次，来家里教琴，每次40元。听到优美的琴声，牟新民就会想起卖房的一切，心里很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