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贺莹的头晕沉沉的，一点儿也打不起精神。
昨天下班后，她先去市场买菜。不是中午没时间，而是收市时，菜贩急着回家，同样水灵灵的黄瓜、软江叶，价格便宜一半。儿子王强正读初三。贺莹计划，待儿子高中毕业，直接去美国留学。为了这个恢宏远景，她不得不精打细算，省一分算一分。回家，她心急火燎地开始做饭。7点准，儿子放学回来，饭菜恰恰做好。吃过饭，她心疼儿子，叫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自己忙着洗碗、收拾厨房。8点开始，她坐在儿子书桌前，开始每晚的必备程序——监督他做作业。她心不在焉地织着毛衣，眼光却警觉地在书本和儿子脸上睃巡。儿子一失神或不够专心，她就轻声提醒。忙完这些，已到11点，她还要照顾儿子洗澡，给他准备换洗衣服。然后，自己洗澡，洗衣服。她倒上床，看了几分钟电视，人就困得不行。可是，她刚睡着，电话突然响了——丈夫王光建在北京开会，醉意十足地挂来电话，说记不清儿子穿多大球鞋，他想给他买双“耐克”。“酒喝多了，半夜三更挂啥电话？”这一打岔，睡意没有了。翻来覆去，直到远处传来鸡鸣，她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今天早上上班，处长叫贺莹准备资料，下午有东北客户来谈合同。她有气无力地整理好资料，打算趁着没事，稍稍打个盹。不料，她的上下眼皮刚阖在一起，电话就令人心悸地响起。
“哪位？”她不耐烦地抓起电话。
“莹莹吗，是我。”传来父亲贺克辛的声音。他全然没有平时的稳重，喘着气，急促地叹着：“过不下去了，分开，分开！”
“分开？”贺莹懵了。
“你妈太不像话！昨晚，我刚把你表姨妈送走，进门，你妈就开始发脾气，闹了整整一夜。这样，你下午回来再说。”
几句口角，一点儿家务事，有啥了不得？贺莹觉得，父亲正在气头上，把事态严重夸大了。她没放在心上。她打算下午请一会儿假，回去劝慰几句。忽然，她的手机响了。
“你在单位吗，我马上来。你说，还要不要我活？”母亲韩春丽愤愤地嚷了几句，猛地挂了电话。
贺莹顿时生出不好的预感。这次冲突，可能真的比较严重，不然，父母不会分别给她挂电话。多年来，父母有过矛盾，也大吵大闹过。一般，她不偏不倚地劝几句，他们也就算了。她本想给弟弟贺欣挂电话，约他下午一块儿回家，又一转念，等母亲来后，弄清情况再说。
贺莹工作的电子器材公司旁边，有一家新开的茶楼。冷清的大厅里，韩春丽用吸管搅着柠檬汁中的冰块，连珠炮般诉说着愤懑和委屈：
“你想想，这几年，崇明岛的亲戚来了好多？一来，就是三四个人，吃住全在家里，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我又要买菜做饭，还要安排他们这儿玩那儿耍，忙得灰头灰脑的，老年歌舞团活动也没参加。前几天，你表姨妈表姑爹又来了。我一个也没见过，照样要伺候他们吃喝。昨天，你爸送他们到火车站。我打扫清洁，发现厕所堵了。我找邻居帮忙疏通。哪知道，厕所里掏出两个冰激凌塑料杯。你说，我们谁吃这东西？肯定是他们孙子，吃了冰激凌将杯子丢进厕所。你爸回来，我抱怨了几句。他倒好，几句话顶过来，说我势利、嫌贫爱富，还说我的亲戚来得更多，他同样老黄牛般尽干苦力……”
韩春丽62岁，个子高挑，眼角、前额虽有细碎的皱纹，但难掩年轻时候的秀美。她端起杯子，将吸管丢在一边，“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柠檬汁，恨恨地将杯子一放：
“我说我难以忍受，他说他早有看法。好啊，那就分开过。反正两间房子，一人一间，互不干扰。他的亲戚朋友来，他出钱接待。我的亲戚朋友来，我自己安排。工资各用各，家庭费用，一人一半。”
“这还像一家人么？”贺莹抗议道。她柔声劝着母亲，要她多想父亲的优点，不要为生活琐事影响感情，影响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分开住，一切都说明白，可能还好一点儿。我决定了，就这样办。下午，你同贺欣一起回来，我们锣对锣、鼓对鼓，把话说清楚。”韩春丽断然宣布。她急着去商场，买床单、被套，把崇明岛亲戚用过的东西通统换下。
目送着母亲的背影，贺莹无奈地苦笑。她太了解母亲了：凡事有主见但却固执，精明能干又过分强势；决定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撞到墙了也不回头。对父亲，贺莹的同情多一些。贺克辛的性格恰巧与妻子相反，沉稳得近于木讷，忠厚得有些迂腐。退休前，贺克辛在统计局工作。对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他有着职业习惯般的严谨和认真。平时，他总是温和地笑着，不多说话，更不说什么三长两短，但较起真来，几头牛也难以拉回。贺莹判断，父母分房居住已成定局，很难挽回。她不甘心束手无策，想找弟弟商量，期望他能想出办法。
二
贺欣从变压器厂辞职后，开了一家火锅店。贺莹来到火锅店，已是下午5点。贺欣懒懒地坐在店堂角落，一面喝茶，一面吆喝小工做这做那。
见到贺莹，他一怔，脸上浮出笑容：“今天啥风吹的，有空来我这儿？想吃火锅么？”
“没闲心。”贺莹白他一眼。
贺欣长得又高又瘦，五官轮廓像母亲，一副干练模样。贺莹却仿佛是父亲的翻版：个子不高不矮，微胖，肚子有些臃肿。年轻时候，贺莹曾暗自羡慕弟弟的身材，抱怨出生时老天爷打瞌睡，把他俩弄颠倒了。
她低声说出上午的事。
“这么严重？”贺欣诧异地一挑眼，赓即，若无其事道：“有句话咋说的，天上下雨地下流，老夫妻吵架没劝头。不管他们。实在没法，由他们。分开也好，不分开也罢，反正，在一套房子里。”
“咋这样说？”贺莹不高兴了。
“哎呀，姐，这些婆婆妈妈的家务事，把福尔摩斯请来，也搞不清楚。”贺欣嬉皮笑脸地说：“就说我吧，一天到晚，狗一样地跑上跑下，牛一样地累死累活，猪一样地有啥吃啥。忙到半夜回去，张雅群还嫌我一身火锅臭，说霉到她了，一摸麻将就输。妈哟，只要她提出分开，谢天谢地，我给她磕三个响头。”
“少说废话。走，一起回去。去了妈那边，我还要赶回去给王强做饭。王光建出差了。”
“有十桌寿宴，我走不了。这样，你帮我给爸妈带一句话，任何时候来我这里，保证他们伙食不愁。”
“去你的！”贺莹悻悻地走了。
回到父母家，父亲躲在书房，母亲神色倨傲，大马金刀地坐在客厅，正在等她。贺莹叫出父亲，委婉地开始劝说。没说几句，贺克辛生气地发作起来：
“我老家的亲戚，顶多两三年来一次，就做脸色说闲话，我当然无法接受。她那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十天半月轮着来，我说过什么？不就嫌我的亲戚是乡下人，穷！我告诉你，浦东开发已经四五年了，发展得挺快。浦东与我们崇明岛，只有一江之隔，要不了几年，我们老家比锦都还富。”
“再穷，我也不会拖儿带女，在人家屋里一住就是十来天。”母亲高高在上地冷哼一声：“我的亲戚、同事多，不假。不过，人家哪次来，在这里住过，把你挤到沙发上睡？哪次来，我要你拿钱招待他们？像你，来了四五个人，明知要多用不少的钱，却装聋作哑，屁都不放一个。”
“纯粹无理取闹！我的退休工资，除了一点买烟、茶的钱，全部交给你了，我哪来钱？”父亲气得脸色铁青。
“你股票账上的钱呢，不是还有好几千？”
“真好意思说？三万多元炒股，我要买这只股，你犟着买那只。股票一跌，我捂住不卖，你非要割肉。蚀了一大半不说，炒股成了吵架。”
“奇怪了！上次‘长虹’跌的时候，叫你坚决不卖，你不听。后来，你说涨了好多？”
“行了，行了！”贺莹听得头像要炸开，烦乱地喝道。父母都闭上嘴，彼此不看对方，气鼓鼓地看着她，像两个刚打完架的小学生，正等着老师仲裁。贺莹小心斟酌着字眼，轻描淡写地一人批评几句，又站在家庭高度，笼统含混地劝上一番。
“多说没意思。就照早上谈的，分开住。经济上划清，家务事说断，该哪个的事，哪个做。”韩春丽打断贺莹的话，亮明态度。
“我同意。这样既有个人空间，也能减少矛盾。”贺克辛立即赞成。
贺莹无奈，只有让他们自己协调。事情很快解决了：韩春丽住卧室，贺克辛住书房；每人每月各出60元，韩春丽负责家庭开支；谁的亲戚朋友来，谁出钱接待；家务方面，衣服各洗各，韩春丽买菜做饭洗碗，贺克辛洗被子和收拾房间。
从父母家出来，直到跨进自己家门，贺莹心里总像被什么堵着，一阵阵地难受。“咋会这样呢？”她问自己，努力想着答案。
她依稀记得，自己七八岁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都在机关，收入还算过得去。可是，母亲要省些钱给外公外婆，父亲又放不下老家的父母。于是，他们节约得近于苛刻，每顿就一盘菜，每人一小碗饭，再要，什么都没有。盘里的菜剩得不多时，父母就尽量不夹菜，默默地扒饭，把菜留给她和弟弟。十天半月打牙祭时，他们总是先往她和弟弟碗里夹肉。然后，他们相互谦让着，你给我挑肉，我给你留一点，尽量照顾对方。母亲身体不好，只要有一点白糖、鸡蛋什么的，父亲不碰，也不准她和弟弟吃，隔三岔五，给母亲煮碗荷包蛋。
她记得，浣花中学毕业，自己去广元一个大山沟插队——宝成线竹园坝车站下车后，还要走二十多里山路。一次，父母来看她，约在竹园坝车站等。她正要出门，生产队长叫住她，要她填表，去县上参加优秀知青代表大会。她耽误了一会儿，赶到车站，父母已在出口处等她。空中，雪漫天飘飞。远远望去，白茫茫的天地中，父母孤零零地站在栅栏外，紧紧地拥在一起，分不清哪一个是父亲，哪一个是母亲。他俩脚下，放着两个大旅行包，里面是带给她的各种生活用品，包括送人的香烟、酒、肥皂、打火石等。寒风像刀子刮过。父亲的脸冻得通红，双手放在嘴前，不停地哈着热气。他却把呢子大衣脱下，固执地给母亲披上。贺莹的眼睛一红，泪水悄悄地涌上来。她终于体会到，什么是“相濡以沫”。后来，她调回城里，接着又考上大学，父母又为她寄生活费——每月30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一月的工资。她大学刚毕业，父母一面张罗她的婚事，一面又给弟弟存钱。母亲说，男娃娃结婚，用的钱更多。那时，父母犹如一辆自行车的前后轮子，虽然发着不和谐的杂音，还能协调一致地共进共退。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贺莹恍恍惚惚地想着。炒菜时，她拿错瓶子，把酱油当成食油，倒进烧得滚烫的锅里。直到烧焦似的咸臭味直冲鼻孔，她才如梦方醒，急忙关火，洗锅，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