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芒果这种水果，别说像我母亲她那种一辈子待在家里头的家庭妇女不知道，就连我这种四处乱窜的人也从未见识过实物呢。以我的猜度，在当年的县城里，恐怕绝大多数人是没见过一只真正的芒果的。人们也许听说过，或者在画报上见到过它的图片。而我的对芒果的认知，则是来源于一只香烟盒子上。那只香烟盒子我至今仍记得清晰：淡绿的底色，两面的中间部位横着个淡色的椭圆形，其椭圆形里头是一只黄里透红的芒果。那香烟的牌子，就叫芒果牌。芒果牌香烟的产地，是离我们这儿有些路途的河南一家卷烟厂生产的，故而我们这儿的市面上没有销售。那时候在我们这些半大小孩中间，正流行一种“打烟壳”的游戏。这种游戏的玩法，是将烟盒子拆了，折成长方形状。然后抽打在对方那长方形状的烟盒纸边上，如对方的被掀翻过来了，那么那只烟盒纸就归自己所有了；如没被掀翻，则要将自个儿的这只烟盒纸摆放在地上让对方来抽打，如此往复。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同牌子的烟盒子是不等价的。一般来说，价钱越贵的香烟盒子，它的身价也就越高，比如说像中华牌的烟盒子，往往就能一比五十，甚至于更高。除了价高能压人外，还有一种就是来自外地的烟盒子，物以稀为贵，它们的身价就不好说了，可视众人对它的喜欢程度来兑换了。当年的那只芒果牌香烟盒子放在我的口袋里，让我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我父亲严师傅，人高马大，是开吊车的。当年的严师傅虽没文化是个大老粗，可他却吃开得很，张口闭口说自己是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而实际上，严师傅只是个马前卒而已，从头到尾未捞着一官半职，到退休时还是个开吊车的。毛主席派人送芒果来的那天，严师傅红光满面，他早早地就在厂子的大院里敲响大洋鼓了，说是先练练手，接下来敲起来才顺手。我和严亮，自恃老爸是敲大洋鼓的，也神气活现得很，也早早就跑到院子里了。我盼望着队伍早点拉出去，齐刷刷地走在大街上，走向汽车站，把毛主席老人家送来的芒果接回来。
可大人们总是有一定的程序的——虽说大洋鼓和四只小洋鼓均已操练开了，锣鼓喧天的样子了——可徐主任还是按部就班地在院子里召开了誓师大会。徐主任挥了挥手，让严师傅他们先安静下来。徐主任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芒果给我们工人阶级了，而我们农械厂因为是我们县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厂子，所以按照上级部门的布置，去车站迎接毛主席送来的芒果这一光荣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我们身上了……台下一派欢呼声，振臂高呼口号。
口号声停下来后，徐主任清了清嗓子说道，我现在代表组织郑重宣布，今天代表我们广大工人阶级去车站请捧毛主席送来的芒果的人选，是厉琴同志！
那天的厉琴很入角色。她走在洋鼓队的后头，单独成排，有几分肃穆，有几分神圣。厉琴那天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我现在对有些人因为地位的改变，或者说角色的转换而变得陌生，可说已不会见怪了。这跟厉琴那天给我留下的印记有关。
其实，所谓的毛主席送芒果来——只是经过这里而已。那只芒果，装在一只玻璃盒子里头，底下垫衬着红丝绒。在那种氛围下，在那种事先的宣扬和期盼中出现的芒果，其实际意义已经等同于是一只圣果了。这只“圣果”周游全国，大城市观摩两至三天，小县城观摩一天。“圣果”所到之处，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献忠心跳“忠”字舞。有些人甚至三天三夜没法子睡着觉。
“圣果”来到我们这个县城时也不例外。当厉琴脸色潮红地从邻县那位男青工的手中接捧过那只玻璃盒子时，车站上许多人的眼眶中分明滚动着幸福的泪珠。有人带头喊开了口号，大伙儿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就像火山口似地爆发出来了，口号声震天价响。
按照程序，这支“请”到芒果的队伍要拉到县中操场上去。在县中操场上，黑鸦鸦的人头攒动，全县工矿企业的工人阶级们集中在这儿席地而坐，正引颈热切期盼着那只“圣果”的到来呢！那天的厉琴，真是风光无限啊！但见她随着洋鼓队步入会场，然后登上了主席台，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那只玻璃盒子放在一张事先铺了红布的桌子上。县里的头头脑脑们带头起立鼓掌，台下的众人们也一古脑儿地从地上爬起来了，把手巴掌拍得红乎乎的。
我那天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我问严亮道，那玻璃盒子里的芒果，怎么就不会腐烂啊？我那天大概是过于兴奋了吧，所以就没顾得上注意严亮的情绪。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我那天已经注意上严亮的情绪了，按我那时节的理解能力，又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应该来说，严亮那天的神态有点蔫蔫的吧，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场面中，他却没有兴奋和激动。他的脸色本就苍白，那天的他脸色同样苍白。严亮轻声说道，我不清楚，你最好问下陶技术员吧，他知道的多。
我在人山人海中终于将陶波给找到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挤到陶波跟前问道，陶叔叔，那芒果怎么就不会腐烂啊？好在我问的话不是很大声，或者说当时台下的人大多都在聚精会神地听台上的人作报告吧——反正在直观上是没有人注意到我的问话。陶波将我拉到他身旁坐下，然后对着我的耳朵说，那是蜡制的，不是真的。
5
那天接下来的事情，发生了节外生枝的变故。
当厉琴风光无限地在主席台上露脸时——就像树大招风一样——台下许多人就在那儿议论她了。人们议论厉琴的话，是我喜欢听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认得厉琴的，他们在那儿交头接耳，总是会听到这么一句话：那位捧芒果上台的女青工是谁啊？这时的我就在心里暗自得意了，因为我不但认识厉琴，还和她十分地熟悉呢。那些大人们在弄清楚厉琴的身份后，往往还会附加上一句评语：这女青工长得好标致啊。这样的评语在当年，可说是对一个女人的美丽的最高赞词了。这样的话自然又是我所喜欢听的啦。
但渐渐地，有些议论偏离了轨道，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滑去了。我那时虽说年纪小，并不怎么懂事理，但当我听到那些“议论”时，我的心头还是揪紧了，有一种恐慌的感觉。那“议论”的中心要点是：厉琴有个表舅是解放前逃到台湾去的，她的社会背景相当复杂。我跑去找严亮，找到后我也学着大人们的做派对他悄声讲了刚才听来的“议论”。严亮说，我也听到了。严亮那时的表情，让我至今尚捉摸不透。他脸色苍白，但十分平静。
那年代对于“社会关系”这类事宜，谁都十分敏感的，谁都不敢触碰这条高压线的。所以当时虽说有关厉琴表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厉琴她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表舅都还无法得到证实的情况下——那些头脑们为保险起见，还是采取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让另外一位根正苗红的女青工接替厉琴作为捧芒果的人选。
大会结束后，全操场的人鱼贯而出举行兴盛浩大的游行活动。厉琴像一只落汤鸡似地由王霞搀扶着走完了游行路线。
……
有些事情是在日后才得以知晓和公开化的。
实际上，厉琴和陶波两人是已谈上恋爱的。按理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啦。男才女貌嘛，陶波有才，厉琴有貌，他们两人是再班配不过的。只是，当时的厉琴在追求进步，而谈恋爱似乎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特别是在一个敏感的时期。于是厉琴就与陶波约法三章，什么什么可以，什么什么不可以，尤其是两人的恋爱关系不能公开化，要像地下党员那样地单线联络，具有隐秘性。陶波是个包容性挺强的人，从后面所发生的事儿来看，他还是个具有自我牺牲品质的人。故此，对于厉琴她所提出来的诸多要求，陶波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厉琴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也就是说，厉琴她当时在面上虽说已一心一意追求进步，向组织靠拢，俨然已经是一个“新我”了；但在她的骨子里却是藕断丝连的，她对过去的许多东西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也只有这样子去理解，才能解释厉琴她在自己人生中“最最革命”的阶段，却会爱上一个在那年头并不怎么吃香的知识分子陶波的。
陶、厉的恋爱史是灰色基调的，但也不乏时有火花闪烁。他们在众人面前，只是普通的同志间的关系，而且谁都没瞧出破绽——我这样讲恐怕不对，太绝对化了。因为，根据我后来对一些蛛丝马迹的连缀，我以为很有可能，严亮他是知道他们俩的事儿的。
陶波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厉琴有一辆凤凰牌女式轻便自行车，这两辆自行车是他们爱情的见证物。春天来了，桃花盛开了，陶波骑上自行车跑了三十华里地。陶波在那桃花坞随意走动，他的心情像春光一样绿意盎然。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儿没有震耳欲聋的口号，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有让人心惊胆战的样板戏。江里的水是暖的，天上的太阳是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暖融融啊！
让陶波之所以陶醉的最大筹码，自然是如花似玉的厉琴了。陶波以为，他被分配到这穷乡僻壤的小县城里，上苍却没有过于亏待他——让他与一位美丽的女孩相逢并相爱。虽说，他们的爱情带有苦涩的成分，不是那么的尽人意，但陶波还是知足了。
厉琴的身影在那条泛白的土道上若隐若现——隔开厉琴身影的是那一棵棵的白杨树。那真是一幅如梦如幻的情景啊！阳光是斜着投射过来的，嫩绿的白杨树叶金光闪闪，骑着车的厉琴穿梭于那些光与影之中，是多么的耐人寻味啊！
两人在桃花坞的边沿地相逢；两人急不可待地拥抱在一块。陶波胸前挂着的海鸥牌相机妨碍了他们间的拥抱，陶波立马就将它从脖子上取下扔在草丛中了。陶波想有进一步的动作时，厉琴制止了他。这是非常糟糕和扫兴的事情。厉琴她太清醒了。厉琴她哪怕和陶波热吻得天昏地暗——眼看已全身心地投入进来了，但她还是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度。厉琴说，亲爱的陶，现在还不是时候啊。这个时节的厉琴，就有点像革命志士了，好像革命尚未成功，个人的情感得先压一压，得从大局出发忍痛割爱。陶波想，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好，耐心等待吧。
6
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回到老家。过后不久，我们家要从县农械厂里搬出住到外头去。我在整理收拾自己和严亮一块儿住过的房间时，在一堆旧报纸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份陶波当年的“检查书”。那份“检查书”为铅印的，一共有十多页。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着窗外的光线将那份“检查书”翻看了一遍。陶波在“检查书”中，将所有的责任都包揽在自己身上，并陈述厉琴曾极力劝说和反对他那样子做，但他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最终犯下了滔天罪行。同时，陶波还在“检查书”中坦白交代了自己和厉琴的隐私。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通常做法。那个时代往往是这样的，不管你是政治犯还是经济刑事犯，均需要连带交代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而且是愈详尽愈好。陶波的“检查书”自然不能例外了。陶波在“检查书”中说道，就是在那个夜晚，他和厉琴发生了第一次男女关系，厉琴是被迫就范的……这份陶波的“检查书”是怎样来到这个房间的呢？答案只有一个：肯定是严亮给拿来的。至于严亮他当年是怎么弄到这份“检查书”的，那我就不想多加思索了。
因为这份“检查书”的出现，我的思绪再度被牵引到了过去那个年代。
那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后，严亮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说话语无伦次；做事常颠三倒四的。对于严亮的反常状态，其他人恐怕知道的不多，最清楚的人莫过于我了，因为我和他是同房间睡觉的嘛，他放个屁叹一声气都逃不过我的耳朵的。记得是在一个清晨里，窗外灰白一片，天还没亮透。一夜辗转反侧的严亮这时突然对我说道，陶技术员他是冤枉的，其实那件事……是厉琴让他做的，厉琴她还在陶技术员的房间里参加游行，问陶技术员游到哪儿了，陶技术员说游到铁店巷口了吧……到后来，厉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说让幸福时刻早点来吧……他们就……他们就把灯给关了……那段日子里，我对于严亮的自言自语或者说呓语吧，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没接他的话茬，只管蒙上被头想再睡个回笼觉。严亮说，严浦，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没听到？我瓮声瓮气地回话说，听到了，与我无关。严亮叹息，像个小大人似的……
回忆起严亮在那天所说的话，再对照着看陶波的“检查书”，我似乎触摸到了那起事件的真相了。我的想象世界回到了那个时代，当年的陶波和厉琴向我迎面走来……
……厉琴那天遭受打击，失魂落魄。晚上的时候，她破了例，像一头猫似地溜进了陶波的房间。陶波所住的地方，是一幢石头老房子。这幢坚固的石头房子，在解放前是一家钱庄贮藏银子的地方。房子造在山脚，连着山体，里头挖了一个洞，那就是贮藏银子的场所了。解放的时候，钱庄的主人承受不住没日没夜的挨斗，上吊死在了这屋子里。于是就有传言说这屋子闹鬼，说得有鼻子有眼。故此，在陶波住进来之前，这房子一直是闲置着的。陶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又来自大城市，他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根本没拿那些传言当回事儿。他觉得这房子没他人住清静，屋前又有两棵柚子树，清风徐来的样子，很让他喜欢，他就搬进来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