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他们失望，却也保持了他们的骄傲。他们说，从我们鞍子寺出去的，没一个孬种，你们看那羊角村的（比鞍子寺更高的一个村子），有的造假证，有的偷电缆，女人就卖×，真不像话！既然让你去城里赚钱，你就老老实实地干活嘛，搞那些没名堂的事害谁呢。接着，他们就说到自己的亲人了，都是很自豪的口气，有的说儿子受到了老板的重视，被提拔为包工头，有的说女儿或孙女正被厂里派去学电脑……这些事都是有可能的，并不是所有外出打工的人都像我这么倒霉。但作为亲历者，我知道每一个农民工都必须忍受家里人无法感知的痛楚。这是跟故乡割裂的痛楚……
谈了自己的亲人，话题就绕来绕去的，但不管怎样绕，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我早就听出来了，这个方向就是春妹。
他们问我：“大宝，春妹打工跟你是一个地方吧？”
我说：“大地方是一个，其实也隔得很远。”
“你没到她那里去过？”
我摇了摇头。
有人终于说：“这村子里要算春妹最有福气了，出门一年就找了个有钱的男人。”
可立即就遭到了反对。反对的人把话说得很小声：“她嫁了个有钱的男人，那男人在哪里？我把春妹翻过来翻过去的看，就是看不出她是找了个有钱男人的样子！”
从情形上看，大家都是这么怀疑的，因为他们全都变得有些诡秘了，声音也一律放低了：“我也是这么想呢，你看她怀里那娃娃，比一把挂面还小！有钱的男人，财大气粗的，哪会下那么不起眼的种？”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我砍回的青冈棒架在火堂里，一闪一闪地吐出蓝色的火苗。这时候，火苗好像也在跟着笑，嚯嚯嚯的。我家的屋顶本来就很低矮，很压抑，这么一笑，空气里便弥漫着沉闷的欢乐。
又有人说：“你看春妹穿那一身，还有那娃娃穿那一身，都是表面光，其实是很孬的料子，那天我看到春妹给娃娃垫屁股，用的还是苟月珍（春妹的母亲）的一件破衫子。”
另外的人接腔道：“再说那陈老奎和苟月珍，平时是最爱凑热闹的，今天都是正月初四了，你们见那两口子出来耍过？那两口子就像冬天缩进洞去的蛇，逗都逗不出来！”
接下来，他们就进行着大胆的猜测，说春妹可能是被人强奸了，外面的男人，说多坏就有多坏，反正身上有的是钱用（在他们的观念中，凡是城里人，无一例外都有用不完的钱），成天没事做，就打女人的主意，遇到单身女子从巷道里或者少车少人的桥下过，用麻袋往女人的头上一笼，拉着就跑，跑进阴暗角落或者不远处的租房里干坏事；即使被逮住，给点钱就把问题办了。“老祖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还能使磨推鬼，这话一点不假！”他们感叹说。
这样的猜测是很照顾春妹面子的，这说明春妹本身并没有错。
可最终他们不想给春妹留面子，他们说：“没破过身的女子，被强奸一次是怀不上的，春妹多半不是被强奸了，春妹多半是跟人家乱搞……”
自从提到春妹的名字，我的嗓子眼就堵得慌。在场的，包括金花在内，谁也不知道春妹心里的痛苦。别的不说，她将如何安置那个孩子，如何度过往后的人生，就足以把她逼到绝路上去。而她只有十六岁，她不应该承受这样的压力。春妹需要的不是猜疑，而是帮助。然而，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包括她的父母。
我希望他们早一点结束这个话题，可这样的话题无疑是死气沉沉的新年里最盛大的礼物，怎么舍得轻易终止呢。我只得站起身，说火堂里的柴快燃尽了，我去外面破一些。
青冈棒堆积在偏厦旁边，我抡起斧子，把它们劈成两瓣或者四瓣。天色已经不早了，风从慈竹林里鼓荡过来，搅动着零星的灰色雪花；天空中彤云密布，看来今晚又是一个大雪天。雪前的风是刺骨的，但我感觉不到风的寒冷……
上上下下的路上不见一个人，除了我屋里时时爆出的笑声，也听不到别的什么声音，连狗也懒得吠叫，鸡也懒得打鸣。而我屋里的笑声并不代表欢乐，它是对另一个可怜人的伤害。这让我厌恶。乡里人总是对别人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特别是当他们碰上一个可以糟蹋的人，不是抚慰别人的痛处，而是揪住不放。
如果他们知道我曾给老板下跪过，不知又会在背后怎样编排我？
城市挂着一把刀子，乡村同样挂着一把刀子，一个硬，一个软……
我现在唯一的渴望，就是单独跟家人待在一起，可金花在陪他们说话（她只是陪着，并没说话），女儿跟着她的小朋友不知到哪里玩去了——听说我再不丢下她出门打工，银花在小朋友面前特别骄傲，一口一个“我爸爸，我妈妈”，她那扬着头噘着嘴的样子，好像她的爸爸妈妈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她骄傲是有理由的，眼下，她的爸爸妈妈都在家里，而别的孩子，很大一部分是爸爸妈妈都不在家。
我把破好的柴抱进屋，对金花说：“耍了这半天，想必都饿了，快给大伙做汤圆吃。”
听说要做汤圆，所有人都起身告辞。
而今这年岁，吃饱饭已不成问题了，但乡里人还是把吃看得很重，决不轻易接受别人的饭局。因此，说请人家吃东西，如果口气不坚定，几乎就相当于下逐客令。
人一走，屋子空了下来。空得很突兀，仿佛刚才的那场热闹，不过是场梦境。
金花做晚饭的时候，我就去找女儿。中间院子里没人，我又去东边和西边院子，都没人。不仅没有小孩，连大人也不见一个。十分钟前才从我家里出去的那些老人、妇女和婴儿，全都沉寂到岁月的深处去了。
去西院时，我特意朝春妹家张望了几眼，门紧闭着，屋里的人深深地静默着，只有那只蜷缩在旁边虚楼上的大灰狗，抬起三角眼审视了我足有半分钟左右；它没有叫，它大概回忆起它主人说过我叫大宝，也回忆起几年前我的确在这村子里生活。
我又沿着烂泥塘似的田埂去了学校，大些的孩子有时会去学校打乒乓球，像银花这样的小不点儿也会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但学校也没人。
学校跟民居一样，全是木房，二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木板全都霉烂了，很多地方出现了裂缝，格子窗再也没有一根木条，白亮亮的大开着。学校前面是奔涌的群山，后面是一堵山墙，在山墙底部，有人凿出一个窟窿，窟窿里安放着一尊如来佛像。这是老寺庙留下来的遗物，前几年从土里挖出来的。这情景让我突然生出一种幻觉，心境也由此潜伏到久远的过去。然而过去深不见底，就跟未来一样。此时的我呼吸着，此时的我站在这块凸凹不平水渍遍地的泥地上，但我却不认识自己的祖先，不知道他们都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不知道他们又是在哪一根链条上，出于什么样的机缘创造了我。
操场是抱得起那么大一块土团子，密布的败草伏在水洼之中，沼泽似的；操场边缘立着两个石人，据说那两个石人曾是如来佛身边的战将，也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只是两人都断了脑袋，有一个的脑袋找到了，有一个没有找到，找到的那个，被人将头放在了他的脖颈上，由于脖颈有了残缺，脑袋放不稳，风一吹就摇摇晃晃。
我曾在这里读完了小学，而今，我的女儿又在这里读幼儿班，我没能成就自己走出大山的梦想，我的女儿能够吗？如果我的女儿也像我一样考上大学而无钱进校，等待她的，还有等待我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
从学校出来，我朝后山爬去。后山高处有一块不小的平地，叫松林弯，曾经生长着一大片茂密粗壮的油松林，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村里人把松林全部烧光，而且刨尽根须，翻耕成旱地，种上玉米或高粱。现在的松林弯，一棵松树也没有了。
油松可以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庄稼却无法获得丰收。玉米和高粱的产量都极低，又因为距离村子远，打工者纷纷出村之后，这片地就抛了荒，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夏天去捉蜻蜓和蝴蝶，冬天去打雪仗。
银花和五六个孩子果然在那里玩雪。
几个孩子当中，除了我女儿现在父母都在家里，其余的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银花看到我，张开冻得又红又肿的双手，踢踏着雪花飞奔过来，迎着风大声说：“爸爸，我在帮他们做爸爸妈妈。”
做爸爸妈妈？我过去一看，孩子们堆出了十余个雪人，这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银花说：“爸爸你看，耗子做他爸爸的时候做错了，他爸爸分明只有一只手，他却做了两只手。”
那个名叫耗子的男孩，比银花大几岁，三年前，他爸爸在新疆一家煤矿遭遇瓦斯爆炸，被炸断了左臂，伤口刚愈合，他又跟妻子去了武汉，妻子进了木材厂，他则在汉口江滩一带拾荒。
我看着耗子的“爸爸”，发现他把爸爸的左臂塑得又大又长。
泪水情不自禁地涌上来，在我眼眶边打转。
我把耗子抱起来，说：“耗子你是对的，你没有做错。”
耗子一言不发，那过分的成熟和坚定，我几乎不敢面对。
我放下他，对孩子们说：“你们想念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想念你们，只要你们在家里好好念书，你们的爸爸妈妈就会高兴。”
一个比银花稍大一点名叫京京的女孩问道：“大宝叔叔，爸爸妈妈看不见我，他们咋知道高兴呢？”
女孩缺着一颗门牙，不知是冷得太厉害，还是牙齿关不住风，语音模糊不清，加上挂着的那两串清鼻涕，看上去可怜极了。
我蹲下去，对她说：“你爸爸妈妈看得见你，自从他们把你生下来，不管走多远，他们都看得见你。”
京京说：“那我怎么看不见爸爸妈妈？”
“你也看得见，只不过那时候你睡着了，他们是在你睡着的时候来陪你的。”
京京蹦跳着说：“那我今天晚上就不睡觉了。”
我说：“那可不行，你不睡觉他们会不高兴的，他们不高兴就不来陪你了。”
京京眼睛里的光芒黯淡下去，显得既无助又忧伤。
一个五岁的小孩忧伤起来，让人刻骨铭心。
黄昏早已在风雪中降临，我和孩子们扯了些茅草盖住那些“爸爸妈妈”，就领着他们下山。
银花要我背，但我没有满足她。我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刺伤另外几个孩子的心灵。
我以为老奎叔晚上会来找我的，我都想好了怎样回答他可能提出的问题了，但他还是没来。
春妹去柴山跟我说话，她父母是否知道？春妹回去之后，家里又发生了些什么？老实说，我真想摆脱这些事情，但总是摆脱不开。
由于玩得太疯，也由于太兴奋，银花吃罢晚饭就睡了，金花把她弄上床，回到火房就烧了一大锅水。之后，她不声不响地搬出一个泡澡用的大黄桶。她把这些事做得庄严而又神圣，而真正等到肌肤相触，她却变得那么羞涩。风湿带来的骨节酸痛，使她的手和腿都不是那么灵便，然而它们是健壮的，短暂的羞涩和试探之后，它们就变得那么强烈，那么迫切，那么有力。我的身体之下涌动着黄褐色的波浪，那是一片带着痛楚的麦田。麦田在分裂，在下陷，整片大地都在分裂，在下陷。我和她都感到了危机，因此死死地搂抱着，不要命地搂抱着，在战栗和攫取中沉入深深的绝望。
这种绝望的感觉是多么好哇！毁灭的感觉是多么好哇！它们是在重新打造我的骨头。我的骨头在异地他乡被人折断了，现在，我的麦田在为我重新打造。我闻到了麦子的香味，稻谷的香味，蛙鸣的香味，还有阳光和轻风的香味，这些香味就是我的骨头，是我唯一的黄金……
金花汗湿的头发凌乱地铺撒在我的胸膛上，灵与肉的飞翔，使她的身体变得轻盈起来，温暖而清澈地贴着我。
这时候，哪怕只是肩头相触，哪怕只是指甲相碰，也能奇异地消除我的孤独。
喘息稍定，她问我：“想我吗？”
“想你，想死你。”
“五年了，你在广东是咋熬的？”
“想得不行的时候，我就自己解决。”
金花赤裸的手臂从她的头发中伸上来，捏着我的鼻子：“真可怜。”
又说：“没犯过错？”
“犯过。”我说。
金花扬起头，眼睛在发丝后面幽幽闪光。沉默了好一阵，她说：“我不怪你，五年，实在不短。”
我一把摁下她的头，让她凉丝丝的鼻梁顶在我的胸膛上，再抚摸着她小小的脑袋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犯的错不是你想的那种错。我去街头看过内衣秀。”
金花不懂什么叫内衣秀。
我为她解释：“城里人很怪，他们找一些又年轻又漂亮的女人在大街上穿着胸罩和内裤，摆出各种姿势让人看。”
“只穿胸罩和内裤？”
“是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推销女人穿戴的东西。”
“真不要脸，”金花说，只是语调里带着一种奇异的神往，“你去看了？”
“看了。”
“好看吗？”
金花的声音听上去酸溜溜的。
“好……看，那天搞内衣秀的地方离我们工地不远，我的那些工友全都跑去看了，围的人太多，有个叫贺兵的还爬到树上去看。”
金花垂下眼帘，仿佛在想象当时的情景，之后问道：“只犯过这一次错？”
“不，还有一次。那次是去看一幅宣传画，是在一家夜总会门前，那天夜总会里有几个女人去表演，据说是跳脱衣舞，外面橱窗里的宣传画都是半裸，我们半夜十二点下了工，就偷偷去看那幅画，橱窗里太黑，看不清楚，有个工友就捡起一块砖头砸玻璃，结果被巡警发现，逮住他们罚了款，我跑得快，没被罚。”
金花嘻嘻嬉笑起来，弄得我痒酥酥的，然后她叹息一声：“真可怜……再没犯过错了？”
“没有了。”
“你的那些工友都没有？”
“有的有。他们去路灯下找女人，二十块钱一次。”
“你没找过？”
“没有。”
“是怕花钱吧？”
“也是，也不是。主要还是不想对不起你。”
我说的是内心话。金花嫁给我之前长得真是好看，很嫩，很秀气，乳房小，却结实，胳膊腿儿也很饱满。她是嫁给我之后才迅速变得老起来的。当时，她除了年纪轻轻就得了风湿病，别的真没什么说的，她完全可以嫁一个家境殷实些的男人，但她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了我这个无父无娘的穷光蛋。她说我郑大宝有文化，她说一个能考上大学的人肯定有文化。她就冲着这一点成了我的女人……
不知出于什么心思，金花再让我讲我的工友去路灯下找女人的故事，但我不想讲，讲那些事让我难受。这是有原因的。去年八月的一天夜里，我的两个工友又去找女人，结果在街头的阴影里碰上一个犯了毒瘾的女子，那女子最多不过十八九岁，瓜子脸，大眼睛，漂亮得没法说，穿得也很时髦，可她毒瘾犯了，身上却没钱，我的两个工友跟她交涉后，把她架到一个圈起来还没开发的地界，那里有面墙破了个洞，他们就架着那女子从洞口钻进去。事后，一人扔给了她十块钱。几天后，两个工友得意扬扬地讲起这事，我当时就呕吐了。
金花见我不愿意讲，也不逼我，滑溜溜的身子往上耸了两下，挽住我的脖子说：“守在家里的人，也一样……我不是说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干那种事的，我是说西院那文香，她跟羊角村成明在柴山里做那事，被人看见了。”
文香的男人在浙江打工，也是整三年没有回来。
我情不自已地把金花抱紧了些，提醒她：“乡里跟城里不一样，城里门对门住多年互相也叫不出名字，乡里十里八村都是熟人，你不要乱说人家，免得传出去。”
“我没乱说，我只对你说。”
我的指头在她背上弹了几下，问她：“你想我吗？”
“我不会天天想，”她说，“有时候一月两月都不想，但一想起来就像蚂蚁叮，恨不得把自己抓烂。”
“那你咋办呢？”
“跟你一样，自己解决，但我不是你那种解决法，我是把一碗绿豆倒在地上，一颗一颗地捡，捡完了还不行，又倒在地上，再捡。”
“真可怜。”我说。
她死死地掐我，掐得我痛。
两人静默下来后，我才听到屋脊上的沙沙声。那不是落雨，是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