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唐文治任总理衙门章京时，一次义和拳群众在衙里聚集外文书籍，准备焚毁，唐力争，对他们说，“但与洋人交涉，岂有能不通洋文之理？”由此未毁。
1904年，清朝政府下令初等小学每周读经12小时。夏瑞芳拟以此为标准编定教科书。张元济、高梦旦等以为不合教育原理，不遵办。
辜鸿铭将他所译的《论语》英译本，送与来武昌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伊藤说：“听说你精通西洋文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还能行于20世纪之今日吗？”辜回答说：“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如数学之加减乘除。数千年前，其法如三三得九；至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得九。”伊藤为之结舌。
盛宣怀向辜鸿铭索取辜译的《中庸》一书，以为《中庸》为经世济民之宝册。辜问：“《中庸》一书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盛反问说：“君意云何？”辜说：“贱货贵德。”盛默然而言他。
胡适称辜鸿铭为“太老师”。但辜鸿铭不但要跟他比赛英文；后来又要上法院控告胡适，为了胡适毁谤他和他脑袋瓜后面的辫子。
辜鸿铭在北大讲课，每谈及袁世凯就大骂；袁做皇帝后，骂得更凶，到袁世凯死后方罢休。
辜鸿铭因蔡元培提倡新文学，以笔名“冬烘先生”撰文讽刺，蔡读后一笑置之。
辜鸿铭和严复、林纾最初不相识。有天同赴宴会，酒酣，辜突然站起：“我如有权，必杀严又陵、林琴南以谢天下。”严假装未听见，林故意问：“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请念同乡之谊，刀下留人！”辜说：“严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忘君毁国，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林译《茶花女》，主张自由恋爱，故一般青年滥情放纵，唾弃伦常，使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不杀此两人，天下将不会太平！”
章太炎耻笑词人作词，颠倒往返不出二三百字。汤国梨说：“二三百字颠倒往返，而无不达之情，宁非即其胜处？”章太炎无话以对。
章太炎曾因吴稚晖袒护爱国学社事，当众拍案大骂：“稚晖，你要阴谋篡夺，效宋仁之所为，有我在此，汝做不到。”吴向来口若悬河，但此时默默无语。
章太炎精通古今经学，自称全国第一。一次某学者与他谈起胡适的学术思想，章太炎即以“不配谈”而答之。
顾颉刚虽极佩服章太炎，但也禁不住要抨击池，并总想用自己的努力去超过他，故自署名“上炎”。
陈寅恪在70岁时曾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陈寅恪最动人之语，是李唐氏族问题之推测，说李唐是胡人。对此，朱希祖为文驳诘，责陈打破传统观念，而陈不以为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时，陈却推荐朱为特约研究员，对朱收藏近代史籍丰富，深致敬意。
胡适写毕《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但下册终未写出。章太炎骂胡是“著作太监”。并解释说，“著作太监者，乃写作的太监也--下边没有了。”
章太炎始终对梁启超不满。晚年与人论文说：“文求其人，则代不数人；人不数多，大非易事，但求传入史则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
刘大白在《白屋文话》中竭力攻击章太炎，嘲笑章好用奇字僻句，刘称之为“章大虫”。
黄侃在东京民报社与章太炎、钱玄同聚唔，忽陈独秀至。黄躲在隔房，听到谈说清代汉学家多出自安徽、江苏，而陈独秀说湖北欠缺此项人才。黄听了“走火”，大喊：“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这未必就是足下。”
黄侃学问渊博。据说他只佩服两人，一是刘师培，二是陈汉章，而最不服气的是胡适。刘半农曾说，胡适因提倡新文化，拥有大量青年的拥护，敢与陈独秀、章太炎等论战，可是一碰到黄先生，马上就矮了半截，没回嘴余地。
黄侃最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简明时举例说，若胡适丧妻，家里人拍电报来说，“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家啊！”长达11个字。如用文言文，则只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这样电报费可省去三分之二。
黄侃在北大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他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讲课。50分钟上课时间，30分钟用于骂白话文。
黄侃批评近人治学之病有三：一是郢书燕说之病；二是辽东白豕之病；三是妄谈火浣之病。
胡适有次和黄侃在宴席上大谈墨学。黄大骂：“现在讲墨学的，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的老子，也是混帐王八。”胡指责黄不该侮辱他的父亲。黄说：“你心目中还有你老子，那你就不是墨子的信徒了。”
一次，马寅初拜访黄侃，提出要谈小学。黄听后置之不理，说：“你还是专心去弄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马寅初听完拔腿便走，立即与黄断交。
黄侃有次在陈汉章（伯韬）的北京寓所里，因讨论小学意见不合，竟欲白刃相见。
1928年黄侃在中国大学讲《说文》、《毛涛》。黄骂钱玄同无知。钱因此请假一年，不到校上课。
梁启超晚年投入白话文运动，引起章士钊的反对。章在《甲寅》杂志中大骂梁启超献媚后生小子，用白话作文。
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其门人罗时实等问：“国粹将亡，奈何？”梁反诘：“何以国粹将亡？”对曰：“先生不见今日读经之人之少乎？”梁勃然拍案说：“从古就是这么少。”
夏曾佑（穗卿）与梁启超在北京相识后，天天见面，凡见面就争论。争论的结果，正如梁说：“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得到意见一致！”
夏曾佑很看不起梁启超，指责梁著《清代学术概编》“错处开卷便得”。
胡适和梁启超是忘年之交。梁启超对胡适的著作常有坦率的批评，胡适发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梁启超批评他“文不对题”，自己也开了一张书单《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胡适有次在宴会上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作过诗。”同席的梁启超接着说：“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
1922年胡适读《诗经》，自称有两大发现：一为“于以采苹？南涧之滨”的“于以”作“哪儿”解；一为“黄鸟于飞”中的“于”字单用作“于是”解。但杨树达引证经史，认为“于”训“在”；“以”训“何”。钱玄同据钟鼎文证实杨见解。胡适即放弃己见，而从杨解。
1922年，梁漱溟主持由梁启超批评胡适哲学史大纲的集会。梁漱溟开始有顾虑，怕胡有意见。但胡适说：“好呀，请他来吧，我也出席。”在会上，梁启超先指出此书什么地方不对，什么地方更不对。胡只是微笑。后来他答辩，说什么地方都对，什么地方你不懂，态度平和自然。梁漱溟作讲解说，梁启超什么地方对了，什么地方不对；胡什么地方对了，什么地方不对。因为梁启超据中国文化传统来批胡，胡据实验主义来答辩。梁漱溟又超然于哲学作合理的讲话，以使这场辩论完善结束。
梁漱溟精通孔孟之道，他断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妨碍现代化的成分。他说：“孔孟学说是非常开明的，只是因为历代相传，传久了就有惰性，形成礼教，才失去了朝气。如果按孔孟本人训诂，则不是这样。”
1923年，胡适曾为青年拟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不服。
胡适读西洋进化论，得出结论说，庄子也有生物进化论。陈寅恪针对胡适引用《至乐篇》说：“这一节自古到今无人能解，既不能解，为何能有‘生物进化论’观念？”
陶行知与胡适同是杜威的学生，但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胡适认为当时中国的民族性是贫、愚、弱、私、乱，教育必须从这五方面下手。陶行知作诗嘲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指‘贫、愚、弱、私、乱’），放走一个大妖精（指帝国主义）！”
单不庵在北京大学时，所见常与胡适相左。但其人品却为胡所重。故《胡适文存》第四集扉页印有：“纪念李大钊、单不庵。”
胡适在北平时，因其“在历史上民变从未成功”的论题，而引起激烈辩论，其中与樊弘争执尤烈。最后胡适理屈，于是说：“我比你书读得多，你是学经济的，你知道什么政治？”
周作人与胡适曾发生一次争论。周作人说：中国人要“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才好。胡适却认为不对，并自称是“最喜欢管人家瓦上霜的人”。
胡适写《中国古代哲学史》时，把老子列在孔子之前；冯友兰、钱穆、顾颉刚等则主张孔子在老子之前。胡适为此还写了一篇《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这个看法胡适一生都没有改变。
胡适写有《庐山游记》，却被评为“玩物丧志”。胡不服，说：“我为了一个塔写8000字的考证，是为了提供一个研究的方法。”
苏雪林要求胡适一起攻击鲁迅。胡适未照办，反给苏信说：“1925年陈西滢等诬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为他洗刷明白。”
胡适对禅学的见解，一向与日本的铃木大拙不同，两人有过多次的辩论。胡适甚至认为铃木大拙的禅学是“骗人”的。但是，1933年铃木曾经寄赠胡适北宋本《六祖坛经》，供其考证之用。
胡适有次攻击郁达夫。郁达夫很沉痛，那是因为郁达夫指责某人误译，而胡适帮那个人的忙。然而经这一刺激，郁达夫写成小说《采石矶》。
陈汉章批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说：“只看这个讲义的名称，我们就可以知道胡某不通；哲学史已经是哲学的大纲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
华罗庚看胡适的《尝试集》，见胡的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华于是就马上掩卷不看了。他说：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陈毅在中法大学读书时，听胡适做报告说，要译文准确无误，尊重原著。他说，胡博士自己就不尊重原著；我们都读过他译的《二渔夫》，对-篇小说的题目就随心所欲地胡翻乱译，把“朋友”都译为“渔夫”了。
数学家何鲁的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将由胡适继任。何不服，说：“适之的文章，我全看得懂；但我的论文，适之便看不懂了。”
范文澜提倡学术讨论。他常说：“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可见读书人有这个毛病由来已久，今天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毛病。”
钱玄同与国故派势不两立。他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反对新文化运动；然后，他和刘半农再著文把王文批驳得一无是处。
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征文启事有：“布告征文，不收白话。”黎锦熙和钱玄同特创办《国语周刊》，征文启事针锋相对：“欢迎投稿，不取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