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个人魅力型的领导者具有超凡的能力，具有特别的天赋且喜欢应对挑战，任正非就是其中一个，他让人神秘难测，他涉猎面广，熟读毛选，言谈逻辑严密、出口成章，演讲极富煽动性。他在内刊发表的许多文章已经成为很多员工的必读物，他有领导者的睿智又有孩童般的天真，他粗犷豪放又宽厚仁慈，他是华为无可争议的精神教父。
第一，狂人的真性情。
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仅威严，更有浓厚的人情味，他是和蔼可亲的长者，平易近人；他亲切的微笑，温暖人心。
他“培养”的“好战士”，任正非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基本上没有跟媒体正面接触过。想见任正非的人很多，但是能见到他的人寥寥可数，这不免让他产生了很多神秘感，他不喜欢张扬，他沉浸在自己营造的世界中，从自己的实践中获得精神满足，而不在意外界社会的任何褒扬或诋毁，某种程度上，任正非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最高精神境界。但是任正非毕竟是人，不是神。在他神秘的背后，发生着很多充满了人情味的故事。
因为是行伍出身，任正非雷厉风行，执行力非常强，这是华为能发展到今天的重要保证。任正非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对人才非常爱护，因此，华为能够聚集大批精英，为华为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任正非采取了异常灵活、开放的态度，对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积极汲取、借鉴，使得华为的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华为的管理水平跃居中国企业的前列。
同时，任正非又是性情中人，情商很高，在刚毅的外表下，其实深藏着一颗敏感而柔弱的心，对于为华为的发展付出重大牺牲的华为同仁，任正非充满了感激，讲述到动情处，任正非甚至会潸然泪下。对于社会底层、对于弱者，任正非非常容易同情，并勇于帮扶。
任正非，不修边幅，像个老工人，挽着袖子，讲起话来大大咧咧。见他第一面，感觉他像一个大老粗，雷厉风行的军人本色，批评起人来总是火辣辣的，丝毫不留情面。再见他第二面，又犹如一个宽厚仁慈的长者，充满着睿智，有时又天真得像个孩子。
一、斗士一样的强势。
任正非的强势和强悍，人人皆知。任正非的脾气很坏，在华为他是人们见过的最为暴躁的人，多位曾在其手下工作过的人都有过被骂的经历。曾与任正非共事的李玉琢在其《我与商业领袖的冲突和合作》中这样纪录到：“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的最为暴躁的人。我常看到一些干部被他骂得狗血喷头（高级干部尤甚）。有一天晚上，他陪一位电信局局长吃饭吃到9点。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有干部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李鹏要到华为视察）。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地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下来，光着脚，像怪兽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以前李一男，地位仅次于任正非，一旦做错什么事，就会被骂个狗血喷头，甚至还会挨脚踹。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任正非对他的财务总监说：“你最近长进很大，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了。”
任正非批评人更是直言不讳，不留情面。一次，在公司高层会议上，他指着常务副总裁郑宝用说：“郑宝用，一个人能顶10 000个。”然后又指着另一位副总裁说：“你，lO 000个才能顶一个。”还有一次，他对财务总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从很差进步到比较差了”。
但在私下跟儿子通电话的时候，任正非的声音会极其罕见的“温柔至极”。
任正非是军人出身，经常和员工讲毛泽东、邓小平，谈论三大战役、抗美援朝，而且讲得群情激奋；他经常满脸胡子碴儿，甚至在非常奢华的五星级酒店吃自助餐的时候，也依旧是一幅狼吞虎咽的样子；他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会说出出人意料的见解。
任正非的偏执也是出了名的，不过偶尔的时候，他也会拐下弯。2005年11月份，某财经杂志作了一期有关华为国际化的封面报道。其封面用了一张从国际图片社买的照片，照片中的任正非脸上沟壑纵横，双眼饱含忧患。任看后很不高兴，他不愿意让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尤其是在杂志的封面上。后来任身边的人说这张照片拍得不错，他又转怒为喜。过了几个月，华为新闻中心打去电话，说要封面上那张照片。
任正非秉性耿直，说话很冲，曾让很多人下不了台。1997年，他到北京出差，想顺路“见一下大企业的领导”。见谁呢？联想柳传志是一位。有人同时还推荐了曾经为中关村标志之一的四通段永基。任正非说了一句让人大吃一惊的话：“败军之将，不见也罢！”天津有位副市长访问华为时曾向任正非讨教：“为了帮助企业发展，你认为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任正非的回答也让在座的人大吃一惊：“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也不要做，只要将城市的路修好，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这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
有时候，他的强势也会带来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2008年8月中旬，华为在中国电信CDMA网络招标中报出6.9亿元的低价，大大低于其他对手如阿朗（140亿元）、中兴通讯（70多亿元），这种自杀式报价让其他竞争者目瞪口呆。据说，6.9亿元超低报价并非任正非本人所愿，而是在重压之下，具体执行过程中“动作变形”所致。直到最终报价前，其并不了解具体报价，以至“被媒体曝光后，任正非大怒”。
万科董事长王石称，任正非“对工作环境的营造是相当有品味的”。1996年1月，华为旗下的一个子公司总部办公室搬迁到深意大楼，学建筑出身的任正非几乎每天都会到正在装修的深意大厦转转，甚至连厕所该放哪里，总裁办公室该用那间，都一一过问。以至于之前的安排常常被任正非当场否定，搞得装修人员不知道该听谁的。
这是你所知道的任正非？没错。
将任正非从神一样的云端上请下来，只是为了证明一个真理：人无圣人，伟大的领导者也都是凡人，其领导力也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卓越如任正非者，亦然如斯，更何况，任正非的局限之处并没有妨碍自身优秀特质的强大彰显。
1987年创办华为时，任正非已经43岁；1994年之前，华为有时连开工资都有困难；1992年，在研制C＆C08机的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5楼会议室的窗边对全体干部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言语间充满了悲壮。
到了2005年，在世界电信运营商前50强中，华为名列第22位；2007年，华为超越北电，进入全球通讯设备制造前五强；2008年，预计华为销售额将达到23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4%，这一数字已接近爱立信。与此同时，华为还公布，有72%的合同销售额来自海外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从而开创了中国公司以“自有品牌”冲击海外市场的最快纪录。在华为的巨大压力下，爱立信总裁思文凯也很没有静气和定力地公开批评华为的增长方式。
其实，任正非对此早有认识。早在2008年5月31日，任正非就在公司内部表示，“我们处在一个电子产品过剩的时代，而且会持续过剩，过剩的商品决不会再卖高价。以光传输产品为例，七八年降价了二十倍，市场经济的过剩就像绞杀战一样。绞杀战是什么呢，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
在给华为EMT（核心管理层）及部分产品线高管的一封邮件中，任正非转发了美国《财富》发表的一篇名为《思科准备过冬》的短文，并郑重地对此文写下按语：“思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然我不是在激励人们，而是在警示人们，他们比我们更感知市场竞争的艰难与残酷。思科比我们聪明，他们对未来的困难，早一些采取了措施，而我们比较麻木而已。”
其实相对于大多数企业的表现，任正非一点都不麻木。
二、狂人也有柔情的一面。
任正非脾气暴躁在华为是出了名的，亲朋好友和华为高层都曾被他骂得很凶。但对于普通员工，他却是和蔼可亲的长者，对他们反映的问题很关心。一次在电梯间，华为几个年轻的科级干部开始抱怨公司为什么不在基地设一个财务系统，害得他们老为出差报销的事奔波，累得喘不过气来。电梯到7层——总裁办公室所在地，一个挽着袖子的“老工人”从电梯角落里不发一言地闪了出来。大家顿时傻眼了，面面相觑，“完了”。但是就在十几天以后，员工们发现，盼望的基地财务系统建立了。员工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任总最关心人”，“任总处理事情最公正”，“任总最讲义气”……
1998年，任正非在公司内部的一次会议上半开玩笑地说，以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部队里很难得到晋升，朱建萍(当时华的宣传部部长)就直言不讳地说：“怪不得你在部队里得不到提拔，像你这样坏的脾气肯定很难与领导处好关系。华为人之所以可以容忍你火暴的脾气，只是因为你是老板而已。”谁知任正非不但没生气，反而一脸苦笑。
一位华为员工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他还只是一名普通员工，有一次，出差回来在机场看见任正非，当时任正非也刚出差回来。他本想当做没看见就算了，可是任正非却走过来和他热情地打招呼，还问他家住在哪儿，还先把他送回家然后自己才回家。事后，他非常感动。
曾任华为副总裁的胡红卫深有体会地说，任正非待人好是发自内心的真心期望别人好。每年都有好多有志青年离开华为，自立门户。任正非对离开的人从不设卡，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支持他们，默默地祝福他们。
1999年张晓从华为辞职，创立深圳立言卓翻译有限公司，第一张大单就是华为的。张建国创立的益华时代管理咨询公司，长期为华为进行员工培训。罗涛创立深圳华荣科技有限公司，承接华为的制造业务。“没有华为就没有我们创业的成功”，这是很多离开华为、自主创业的人的肺腑之言。
任正非虽然脾气暴躁，不苟言笑，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细腻的情。他渴望真诚，心与心的情感交流，看似坚强，背后却是柔情似水。《北国之春》是任正非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每当听到这首情歌时，他就会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北国之春》中，任正非流露出了自己细腻的情感：
“当一个青年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去为事业奋斗，唯有妈妈无时无刻不在关怀他，以至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在春天已经来临时，还给他邮来棉衣御严冬。而我再没有妈妈会给我寄来折耳根(鱼腥草)、山野菜和腊肠了，这一切只能长存于永恒的记忆。儿行千里母担忧，天下父母都一样，担忧着儿女。我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日本朋友也译成了日文、英文让员工传阅，他们误认为我是孝子。我是因为没有尽到照顾父母的责任，精神才如此内疚与痛苦。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工作，忘了父母的安危，实际上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
一个人离开家奋斗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爱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爱情就像独木桥一样，人家过了，你就不能过。离家已经五年，在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的时候，面对自横的独木桥，真不知别人是否已经过去，心爱的姑娘可安在。那种惆怅，那种失落，
那种迷茫，成功了又能怎么样？
棣棠丛丛，朝雾蒙蒙，静静的水车、小屋，与阵阵无忧无虑的儿歌声相伴的是父兄的沉默寡言。我们多数人能去读大学，都是父兄默默奉献自己的结果。他们含辛茹苦、一点一点地劳动积攒，来供应远在他乡孤立无助的游子，他们自身反而没有文化。他们用自己坚硬的脊梁，为我们搭起了人生和事业的第一个台阶。
但愿他们别太苦了自己了，愁时相对无言也沽两杯薄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千万不要嫌弃他们，千万不要忘记报答他们。由此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来自亲人的无私奉献，我们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原动力，首先来自妈妈御寒的冬衣，来自沉默寡言的父兄，故乡的水车、小屋、独木桥，还有曾经爱过你但已分别的姑娘……”
有一年年终，在公司7楼小会议室里集体大合唱，任正非坐在前排。听着员工们唱着雄壮的革命歌曲，不禁泪流满面。有时候，任正非看到员工们表演、唱歌，甚至到深圳市民俗文化村参观，都会勾起他对以往激情岁月的回顾，脑海中浮现出参军的日子和创业前夕的挣扎岁月。
1997年2月12日，华为市场部秘书处主任杨琳在海南旅游时因车祸遇难，华为副总裁张建国、朱建萍等人立即飞往海南处理善后事宜，上至任正非下至市场部门的同事都表现出沉痛心情，这是许多企业所做不到的。
任正非不胜悲痛，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1997年，任正非在《悼念杨琳》一文里深情地写道：“华为的光辉是由数千微小的莹火虫点燃的。莹火虫拼命发光的时候，并不考虑别人是否看清了他的脸，光是否是他发出的。没有人的时候，他们仍在发光，保持了华为的光辉与品牌，默默无闻，毫不计较。他们在消耗自己的青春、健康和生命。华为是由无数无名英雄组成的，而且无数的无名英雄还要继续涌入，他们已在创造历史，华为的光辉历史，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当我们产品复盖全球时，我们要来纪念这些为华为的发展贡献了青春与热血的萤火虫。”在文章中，他自述了杨琳在华为工作的几年里没与她说过几句话，没与她谈过一次心，是他最大的遗憾。
1998年，华为员工吕晓峰前往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开拓市场，在突尼斯遭遇了一场空难。不幸中的万幸，他幸运地活下来了。任正非听说后，抽空亲自去医院探望吕晓峰。听说他的大衣被损坏了，亲自陪着他上街去买新衣服。这让他顿时热血沸腾，后来登在《华为人》报上，很多人都被感动了。
关于任正非的个人感情，华为大多数老员工能给出的描述是曾离异，后有再婚，详情不明。在华为老员工中流传着一个小范围的版本：个性率真的任正非曾在一次闲聊时感叹生活无常，爱情不测，年轻时满腔热情，但感情失意，功成名就后，爱人已经远去。
华为是一个以高技术为起点，着眼于大市场、大系统、大结构的高科技企业。以它的历史使命，它需要所有的员工必需坚持合作，走集体奋斗的道路。否则个人的聪明才智就会很难发挥，并有所成就，企业也难以获得成就，甚至影响生存。因此，任正非要求员工要相互合作，避免单兵作战，避免个人英雄主义，要在集体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