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收入《圣诞节的故事》里的七部中篇小说。这部书收了八部中篇，它们是：梅里美的《卡门》、杜拉斯的《琴声如诉》、奈保尔的《圣诞节的故事》、麦克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纳博科夫的《小矮人》、皮利尼亚克的《红木》、村上春树的《发条鸟和星期二的女人们》、马尔克斯的《枯枝败叶》。除《枯枝败叶》，我都读过了。最喜欢的是《伤心咖啡馆之歌》。《红木》是一篇有力量的小说，《小矮人》也写得不错，但还不能表现出大师的风采。马尔克斯的小说之所以没读完，是因为我觉得它不像作者的名篇《百年孤独》那样，从细节中表现出神秘的穿透力，《枯枝败叶》的表现手法是现代派的，越是现代派作品，越要呈现真实而坚强的细节。略萨在论及小说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服力”，认为要是一部小说没有强大的说服力，就谈不上价值。而说服力是由真实可感的细节来支撑的。
标榜的现代主义写法最让我不能忍受的地方，就是对小说的细节进行模糊，对小说的意义进行消解，制造小说意义的“绝对空白”。而一切伟大的艺术，都应该如黑格尔所言，“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一种向情感和思想发出的呼吁”；昆德拉说得更明白：小说是“思想的召唤”，小说家是以“光彩夺目的智慧”，做出“精神上的最高综合”。科克托也认为：“想象倘若没有附着在固定的主题上，就会轻易消逝得无影无踪。”而标榜的现代主义，却在呈现世界多重意义的幌子下，对“意义”横加排斥。其结果，只能是造成小说的“主体性黄昏”。作者退出小说的最终结果，就是读者退出小说。
喧闹了半个世纪的拉美“文学爆炸”，而今也开始回归。后现代派作家埃克托尔·阿瓦德说：“‘文学爆炸’，不能归属于正常，只是个特例，而现在我们又回到正常。”他所谓的“正常”，墨西哥当今代表作家帕切科用他的诗歌作了解读，他的诗是“清晰的表述而非修辞的堆砌，重在意义的体现和价值的判断而非形式的矫揉造作”，他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剖析日常生活，承载社会伦理。
我赞成莫泊桑的话，他说，读一部小说，如果根本就不知道作家要写什么，就不必读了。托尔斯泰说：“小说如果采用简洁、朴实的叙述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共鸣，就是好的；如果以精致、冗长的方式唤起少数人的独特感受，就是坏的。”我们阅读一部小说，不仅看到了文字刻画出的世界，更看到了写作者的面貌，因此托尔斯泰又说：“一个艺术家无论描写什么，无论是圣徒，还是强盗、帝王、奴仆，我们探求和见到的只是艺术家本人的灵魂。”托尔斯泰由此出发，坚定地认为，一个对世界没有明确价值判断的作家，特别是那些认为这种判断根本不需要的人，就不可能创作出艺术作品。
今天雍国泰教授来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艺术必须让人看得懂。他儿子家里挂着一幅画，是某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画的，上边一个黑色的正方形，中间一个紫色的菱形，下边又是一个黑色的正方形，他认为这种摆几何图形的画法，不是艺术。不管你把它解释得多么高深，也不能称之为艺术。这就正如伙食团的账本不是艺术一样。将伙食团的账本拿出来看，前天的豌豆五角钱一斤，今天变成了八角——这体现了物价的涨落。去年这时节只能买到萝卜、白菜、红苕和猪肉，今年既能买到猪肉，还能买到羊肉、牛肉和狗肉——这体现了物质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账本的确反映了这些内容，但能不能说它是艺术呢？当然不能。有很多文学作品，读了几十分钟还不知所云，这是不好的文学。葡萄、苹果、梨子，只要放进嘴里，就知道它们各自的味道，文学同理。
最高级的艺术，必须是能让人看得懂的。你懂了它的一部分，却又永远懂不透它。《红楼梦》如此，《安娜·卡列尼娜》如此，《蒙娜丽莎》如此，杨丽萍的舞蹈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