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就是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为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愿意叫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
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从维叩摄于丸十年代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记得，不是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凹答。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从维熙不是一个小孩子吗广老伴是一个文盲，她之所以能“青年作家”云云，不过是因为与我朝夕相处，耳闻目染的结果。
二年之后，她就更为迷惑：她的童年结发、饱经忧患、手无缚鸡之力、终年闭门思过、与世从来无争的丈夫，也终于逃不过文人的浩劫。
作家的生活，受到残酷的干预。我也没法向老伴解释。如果我对姊说，这是持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国情，她能够理解吗？
她不能理解。不久，她带着一连串问号，安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安息，这一点颇使远近了解我性格的人们，出乎意外力既然没有安息，就又要有人事来往，就又要有喜怒哀乐，就不得不回忆过去，展望前景。前几年，又接到了维熙的信，说他已经从那个环境里调出来，现在山西临汾搞创作。我复信说：
“过去十余年，有失也有得。如果能单纯从文学事业来说。所得是很大的。”同信，我劝他不要搞电影，集中精力写小说。
不久，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洁白的睡莲花》，来信叫我看，并说他想从中尝试一下浪漫主义。
我看过小说，给他写信，说小说写得很好，还是现实主义的。并劝他先不要追求什么浪漫主义只有把现实土义的基础打好，才能产生真正的浪漫主义。
再以后，就是我和他关丁《大墙下的红玉二》的通信。
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厂，但因为前些日子，为刘绍棠同志写序文时，过于紧迫，意犹未尽，颇觉遗憾。现在就把那未了的文字，移在这里，转赠维熙，并补绍棠。
在为绍棠写的序文中，我喊叫：要维护现实主义传统。究竟什么是现实主义传统呢？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耑要何种努力？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要爲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我曾写了一个简单的提纲，在绍棠的来信之上：
我以为，现实主义的任务，肾先是反映现实生活。在深刻卓异的反映中，创造出典型。不可能凭怍家主观愿望，妄想去解决当前生活中的什么具体问题，使他的人物成为时代生活的主宰。现实主义的作品，对于生活，对于人物，不能是浮光掠影的。作家在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时，其动机也绝不是为了新鲜应时，投其所好，以希取宠的。
现实主义的怍家，要有多方面的修养准备，其中包括在艺术方面的各神探求。经过长时期的认真不懈的努力，才能换来发掘和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凡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或怍品，都不会是循迹准声之怍，都是有独创性的。
另外，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具备一种艺术效果上的高尚情择，表现了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
与到这里，真的完厂。但还有一点尾声。直至今日，我和维熙，见面也不过两三次。最初，他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镐，有一次到报社来了，我和他们在报社的会议室见了一面。我编刊物，从来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我以为我的这一行，只应该有文字之交。现在，我已届风烛残年，却对维熙他们这一代正在意气风发的作家。怀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和希望。希望他们不断写出奸作品。有一次，我写信对他说：
“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我有时还想到一些往半。我想，一九五七年舂天，他们几位，怎么没街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盼的，视野广阔，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
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
一九三七年秋季，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华北地区。那时我正在家里，亲眼见到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的巨大的抗日战争的怒潮。
人民的抗日情绪，是一呼百应的，奋不顾身的，排山倒海的。
这一年的秋季到冬季，可以说是人民抗日战争的动员、组织时期。在这一过程里，村庄的局面，开始是动荡不安的，经过党领导的一系列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使入民的抗日的意志和力量统一起来，更高地发扬起来，集中而有力地抗沿位一略者。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从它涎牛以来，在华北地区就打很人一的政治影响，以在农村更有了保厚的工作基础日本帝国七义发动侵略战争前后，党很有远豇地加强丫这一地区的地下作。
当我的家乡，遒遇到外敌侵略的时刻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质在八年的抗日战争里，我更深刻地了解到中闰农民勤劳、勇《吸云初记》早期版太封面敢的性格。他们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他们是机智、乐观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这种信心，在战争岁月里，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的。
伟大的抗日战争，不只是民族的觉醒和奋起而且是广泛、深刻地传播了新的思想，建立了新的文化。
在这个历程里，我更加热爱着我的家乡，这里的人民，这里的新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甚至一草一木。所有这一切都在艰苦的战争里，经受了考验，而毫无愧色地表现了它们是不可战胜的。
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留在我的印象里，和我的思想、情感融合起来，成为一体。
所以，当一九五年，我在天津一家报社工作，因为环境比较安定，我想写一部比较长的小说的时候，我只是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大家幵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
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枸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交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
我重复地说，再没有比战争时期，我更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人民，以及他们进行的工作和他们所表现的高尚品质。
我特别喜爱他们那神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髙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町以被称做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我的作品自然反映了这神精神。它在我的心灵里印证最深，它是鼓动我创作的最大的动力因为我所经历的生活有限，我的艺术经验不足，加以写作时没有全盘的计划，小说的结构力置，在有些地方是薄弱的，所表现的生活是不够广阔的，以及其他神种缺点。
我希望热心的读者予以批评，赐以教益
一九六二年九月
《平原杂志》第三期
编后的后记
一九五年八月，口木投降，我随华北文艺大队从延安出发，七月至张家口。我迫切想到久别的家乡看看，领导允许了，我单身步行二口到厂安平。在家住了四扦天，到鍫畀找时任灶委寊传部长的梁斌同忐，他介绍我到城东北的刘村住厂来，人概住厂介肀年光景。在刘村，我写儿个短篇小说，就到冀中区党委所在地的河间去了。
党委要我编辑一个物，这就是《平原杂志〉我接受了这个委托，邀请冀屮：各有关方面的同志，在冀中导相社开了一个座谈会，大体规定了刊物的性质和编辑方针。关于时事、通俗科学方面的稿件，大都是请冀中导报社的同志们执笔，特别值得怀念的，是已经故去的老郑同志，他以残病之躯，好学深思，溥识多能。一些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是请他写的。文艺方面的稿件则请冀中区一些作者帮忙。当时，区党委好像要配备一个女同志帮助编辑工作，我感到这样又多一个人的人事工作，碎謝了。
刊物的印刷、校对和发行，都由报社代劳。那时我的“游击”习气还很浓厚，上半月，我经常到各地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后半月才回到报社编排稿件，发稿以后，我就又走了。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编辑方法，当然不足为训，但现在想起来，这个刊物也还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送到读者面前去的，它每期都好像有一个中心，除去同志们热情的来稿，围绕这个中心我自己每期都写了梆子戏、大鼓词和研究通俗文学的理论文章，并且每期都写了较长的编后记。当时主要是想根据农村工作的需要，做一些工作方法的研究，和介绍一些通俗的说唱材料我那时对通俗文学很热心，竟引起一些同志对我的创作前途，有所疑虑。
刊物巴不易见到、淮削忐这次给我抄一个编厂？记来。时光流逝。它已公下艽六年时的逸义，人病以来一往科如烟。名已不能详细记忆。只记得，当编辑这个刊物的吋候，我住在一个农家在烟熏火燎的小房间里，伏在房东的破旧的迎门橱上从來刊物的编写，在这微不足道的：作里，也有酷冬炎夏，也有夜静更深。并在这个“编辑部”里会见过当吋往来冀中，后來成为当代知名作家的一妗同志。
复读者信
陈炜同志：
接到你的来信。
这几年，我病厂。有些读者来信，不能及时、详细地答复，常常感到一种歉疚但我不能不回答你的来信。
这并非单单因为你的父母是我在晋察冀工作时的伙伴，更不是因为你在信的前半部那样客气地称赞了我的作品的优点。我坦率地说，我的作品并没有写到如你们所说的那些好处。这很可能是由于你的偏爱。文学作品应该写得叫读者满意这是作者分内的职责。即使有些长处，也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理由。
有一个时期，我曾经接到过一些读者那样的来信：他们的赞美或是指责，好像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仔细地阅读我的书。他们是人云亦云的他们是听到风声便随着来了兩声的但从你的来信里，我知道你是细心地阅读了我的作品，并且有自已的见解。作为现在的一个高中学生，这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我指的是你的来信的后半部。我衷心地说，你提出的这些意见，都是非常切实，非常正确的。自从《风云初记》发表以来，还很少听到这样具体、这样切实可行的意见。你知道，有些读者，都是从“原则”提出问题，他们对一篇作品，不是捧到天上，就是摔到地下，有时简直使作者目瞪口呆而且措手不及，没法据以修改自己的作品。
假如我以后能够修改这部作品，你这些意见我一定是要郑重参考的。
其中一点，高庆山是高四海之误。这次重印这一部分我没得亲自校对，以前怎样错下来的，也不能详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错处。
至于课本上的《荷花淀》和原作有很大不同我想这是课本的编辑人有意删掉的。他们删去“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可能是认为这两句话有些“泄气”，“不够英勇他们删去“那棵菱角就义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可能是以为这洋的描写“没有意义，也许认为这样的句子莫名其妙，也许以为有些“小资产”。总之，是有他们的定的看法的。他们删掉：“哗哗，哗哗，哗哗哗！”最后的一个“哗”字，可能是认为：既然前面都是两个“哗为什么后面是三个？一定是多余，是衍文，他们就用红笔把它如掉了。有些编辑同志常常是这样的。他们有“整齐”观念。他们从来不衡量文情：最后的一个“哗”字是多么重要，在当时，是多么必不可少的一“哗”呀！至。他们为什么删掉：“编成多少席？我就怎样想，也想不出他们的理由。这一句有什么妨碍？町能是，他们认为织出多少席，难道还没有统计数字吗？认为不妥，删去了。
有些编辑是这样的。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
所以，当你问道：哪一个本了可信的时候，我只好说，这课本是不大可信的，还是《村歌》的原文可信。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课本的编辑，只是删掉了几句话比起从选集里特别把它抽掉的人，还是喜爱这篇文章的。不是你提起，我并不知道有这些删节。
我的身体，比起前二年是好了一些，但是还不能多写和多想。
专此敬礼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