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得刘宏业晚上连觉都睡不着，他想调离这个穷乡，到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乡镇去工作，可他没有门路可走。有时他真的不想做这个乡干部了，干脆回家种地去算了。这个时候，苦藤河乡办起了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顾家好要他兼做乡企业办的会计，管两个厂子的账。乡企业办每月给他三十块钱的补助。他当然高兴，苦是苦点，晚上要加班做账，可三十块钱对他来说，也能解决许多问题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顾家富隔上一两个月，就要他打一张条，领一百块钱，说是他晚上做账的加班费。做木材加工厂厂长的匡兴义和做石灰厂厂长的宁占才还经常请他吃饭喝酒。他从心里感激顾家好，是他照顾他这样一个好差事，让自己得到了实惠，解决了很多困难。特别是那一年，他的老婆风风火火来到乡政府找他，说是修房子欠下的钱人家上门讨几次了，这次还限定了时间，不还钱人家就要拆他们家的房子，急得刘宏业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到哪里去借这么一笔钱还账？这时，顾家好来了，问他欠人家多少钱。他说三千。“打个条，在乡企业办拿三千，把账还了，以后再慢慢还乡企业办吧。”那天，刘宏业真的差点给顾家好下跪磕头了。他和他的农村婆娘都流着眼泪说，顾乡长的恩情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顾乡长就是我的父亲，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要我别做什么，我是绝不会做的。”
只是，过不了半年，刘宏业就感到十分的不安起来，木材加工厂从各村收上来的上千个立方的木材，明明卖掉了几百个立方，人家把钱也付清了，匡兴义却说五月涨端阳水夜里流失了多少多少个立方，要刘宏业做假账，卖掉的木材也成了流失的木材了，十多万块钱一下就从账上消失了。宁占才也一样，烧出的石灰运到河那边卖给连山镇搞基建，一百吨说成五十吨，连这五十吨的钱他们也不如数交来，交的是一沓喝酒吃饭的发票。顾家富、匡兴义和宁占才几个人去县城嫖娼被抓了，罚款的上万元他们也要拿来报。那时，丁安仁还是县农业局局长，他想建私房，顾家富就将最好的木材给他送了两大车，修房子的工钱、买钢筋水泥的钱也都由乡企业办给包了。这些钱，有的是用假发票在刘宏业这里报的账，有的则是报的损失。比如涨水流失木材呀，石灰窑塌荒呀，运到河那边的石灰被偷走了呀，甚至上面来人请客吃饭也是吃少报多，仅请客吃饭这一项，一年下来就四十多万。顾家好和乡企业办匡兴义、宁占才三个人的加班费、奖金和一些巧立名目的补助，就领去了二十万。只有一年时间，木材加工厂和石灰厂就办不下去了。县农业银行的三十万贷款没有还，九个村的木材款没有付，还有各村村民的工资钱也没有付。刘宏业自己是穷苦出身，每次下村去，看到农民过的那种艰难的日子，看到农民给木材加工厂搬运木材的艰辛，看到农民给石灰厂做活的劳累，他就想起顾家富和匡兴义他们吃喝嫖赌的情景，他的心里就格外地难受，格外地害怕。他就想，如果这些吃红薯饭、穿补巴衣服的农民，知道自己辛辛苦苦从大山里砍伐下来的木材卖得的钱，饿着肚子在石灰窑做苦活，烧出石灰卖得的钱，被他们拿去嫖了，赌了，送人了，私分了，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十分愤怒地到乡政府来找他们算账？会不会活活将那三个家伙打死，将乡政府烧掉？他还想，自己虽然没有和他们一块吃喝嫖赌，也只是拿了企业办八千块钱，和顾家富他们比，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但自己是正规学校培养出来的会计，会计有会计法，做假账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向顾家好汇报过，说过自己的担心，但顾客好并没当回事，说如今外面谁不这样，我们和他们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你把账做平就是，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刘宏业还是很害怕，做起账来浑身就发凉，手心就冒冷汗。两个厂子垮掉之后，匡兴义和宁占才就都被安排到企业办来了。匡兴义做会计，宁占才做出纳。顾家好十分严肃地找刘宏业谈了一次话，要他将企业办的账本移交给匡兴义。顾家富还封了一个五百元钱的红包给他，对他一年多时间来的工作表示感谢。当时刘宏业毫不犹豫地将企业办所有的账本原件都复印了一份保存下来，他知道这些账本移交给匡兴义，他会把它毁掉的。他粗略地做过计算，两个厂的资金往来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仅九个村送来的木材卖出去得的钱，就有六十多万，卖石灰得的钱有八万多，加上三十万贷款，除了买回几台不能用的旧机器，上交一些利税，以及一些正当的开支，大部分钱就这样一笔勾销了。那真的是天理不容呀。也许是复印时，账本有的地方留下了折叠的痕迹，顾家富一直怀疑他把账本复印了。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由于自己把复印的事透露给莫胡子，莫胡子又失口透露给了张有财。顾家富一口咬定他留有复印件的原因，就是张有财将消息透给他的。
如果不把复印件交给他们，他们会对自己下毒手的。刘宏业这样想。可是，真要将复印件给了他们，周书记他们就无法查清这两个厂子的账了，顾家兄弟和匡兴义、宁占才他们也就可以逍遥法外了。还有那个丁县长，沾了，贪了，嫖了，还要一步一步地往上升官呀。
刘宏业心里矛盾极了，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县委赵书记和县纪委周书记他们离开竹山垭村之后，全安的心里就好像踏实了许多。从周书记的话语里，他知道这个铁面书记已经下了要彻底清查苦藤河乡的问题的决心。昨天，莫胡子又来到他家里。莫胡子是根据周书记的指示，一个村一个村地收集群众的意见，然后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带回去向周书记汇报。两人谈了很久，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他觉得自己和莫胡子几个人这么多年来的斗争就要胜利了。顾家兄弟会落个什么下场，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见分晓了，苦藤河乡的老百姓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顾家兄弟的欺压了。即便是胳膊上还吊着一块脏兮兮的纱布，即便是脑壳上被砖头砸的鸡蛋大的一个包还没有消，想到高兴处，他就轻轻地哼起山歌来。这个时候，他的婆娘就会没头没脸地骂他。婆娘这些日子可真是气得血奔心了，顾家富把她的两只母乌麂山羊杀了，价钱比世面上便宜不说，还没到手一文钱呀，只是一张白纸条摆在那里。其他的山羊在乡政府关几天，活活地被饿瘦了一大圈。前天她从乡政府把山羊赶回来，心疼得直掉眼泪，咒骂这些乡里的干部心肝黑了呀，没一点血了呀。
“全安，你高兴什么，脑壳被砖头砸了，胳膊被弯刀砍了，你还扯起鸭公腔唱得起山歌，你晓得不晓得，我见不得你。”婆娘骂起男人来脚还在地上蹬，那张苍老的脸上全是怒火。
全安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见不得我，我不让你看见不就是了。”说着，抬着一只胳膊出门去了。
全安来到邓启放家里。这天邓启放和全金来刚刚把他的老娘从医院抬回来，老人的病其实还没痊愈，老人是心疼儿子和女婿的钱呀。全安问了老人几句，又说了些宽慰的话，就对邓启放说：“周书记留在苦藤河乡不走了，我们只怕还要使一把劲才行。”邓启放说：“不用再使劲，周书记只要把我写的那些东西全部落实了，顾家兄弟也会去农场挑三五年大粪桶，那个姓丁的副县长也逃不脱丢掉乌纱帽的命运。周书记只要不官官相护，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丁副县长还会和顾家兄弟一样去农场挑几年大粪桶的。”邓启放的女人莫如华一旁说：“那天我在市委杨书记那里，把苦藤河乡的情况说给他听，说着说着我就哭起来了。我看见杨书记的眼里也有些发湿，牙巴骨咬得格格地响，拿起电话把我们县里的那个书记骂了一顿，说他过几天就来西山县，不把苦藤河乡的问题解决好，他就撤他的职。周书记不认真把我家美玉的事弄清楚，我还去找杨书记。那天他派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的时候已经说了，苦藤河乡的问题没解决，叫我们还去找他。我现在认得他了，他办公的地方也找的到了，只要坐五个小时的火车，找杨书记容易得很。”这时，邓启放的母亲从袋子里取出一个苹果递给全安，说：“前天，顾主任他女人到医院看望我，还给我买了许多东西。这苹果就是她买的。我不要，她硬是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想起我苦命的女儿来，我真的能吃下她男人身上的肉，喝得下她男人身上的血。人啦，就这样，他女人去看望我，我的心又软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儿呀，只要人家不再欺负我们了，该让人时还要让人啊。”老女人这么说过，就站在门口对美玉住的那边房子喊她的外孙女。
一会儿，邓美玉的私生女儿就跑过来了，一边跑还一边问：
“奶奶你的病好了吗？你去住医院，我和我娘好想你呀。”小女孩出生时不足月。生下来后的四年多时间里，有时连红薯饭都吃不饱，就别说像城里的孩子那样喝牛奶、吃营养补品了。女孩长得十分的矮小瘦弱，那张纸一样白的脸，继承了母亲美玉那张脸面的秀美与妩媚，让人看了生出几多的怜爱。由于长年被美玉关在房子里，很少出门，生性胆怯，看见全安也坐在那里，就扑进了外婆的怀里再不敢说话了。
“我的小乖乖，外婆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了。”说着，老人从房里拿出几个苹果和一袋旺旺饼干，“拿回去吃吧，攒着吃，别一餐吃完了啊。”小女孩拿着外婆给的糖果，高兴地跑回自己家里去了。
全安目光怔怔地看着小女孩的背影，他的心里像有一把尖刀在剜。邓美玉的不幸遭遇，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小女孩的出生，给邓家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老女人长年眼泪洗面，邓美玉寻死觅活。小女孩由于她母亲无力抚养，从来不曾享受到通常小孩应该得到的疼爱和欢乐。她得到的只是别的小孩不敢想象的歧视和鄙夷，苦难和饥饿。而她的舅父邓启放的心里除了对亲妹和可怜的小外甥女的怜爱，就是对欺负他亲妹的仇人的刻骨的仇恨。全安做村支书二十多年了，在竹山垭村甚至苦藤河乡，他也算得一言九鼎的角色。他在群众中的威信是靠他公正直率的性格，肯替群众办事树立起来的，作为这个村的领导，他也和邓家一样为邓美玉的遭遇感到无比的气愤。他和莫胡子几个村支书一块和顾家好拍过桌子，甩过凳子，还联名写过状纸，但都无济于事。今天，时机终于来了，该是解决邓美玉的问题的时候了。
“启放，你妹的遭遇，我们要认真地写一份材料交给周书记，你妹的人品我清楚，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她说的话不会有假，她的私生女儿不是外面人说的那样，是找不着父亲的孩子。可以肯定，你家美玉就是那天喝酒之后遭人强暴的。那天和她一起喝酒的就四个人，几个人又轮番地劝她喝酒，这里面就隐藏着阴谋。
如今小女孩又长的这个样子，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嘛！只要周书记认真审问那天喝酒的几个人，就不怕他们不说出来。我说，不管害你妹的人是谁，不管他的职务有多高，都要周书记给查个水落石出，绳之以法。”邓启放说：“只要周书记敢黑下脸来查我妹的案子，我愿意卖掉房子，给我外甥女儿凑钱去上海做亲子鉴定。”一旁邓启放的老母亲早已泣不成声了，“我的儿，你老娘七十多岁了啊，住不了几年了，你妹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还有我那可怜的小外孙女，还不知道能够长大成人嘛。那个可恶的畜牲，那个遭千刀剐遭枪子儿穿心的畜牲，什么时候查出来了，我要他跪在我女儿面前磕头，跪在我外孙女面前磕头。我要把他的骨头拿来煎水喝也不解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