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借到荆州后，将守备重任托付给他忠诚不二的结义兄弟关羽。关羽身经百战，骁勇无敌，可谓能攻善守，文武兼备。从北打到南、从东攻到西的关羽，不谈什么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仅从地理位置而言，他也懂得荆州该是何等的重要。因此，关羽对东吴与曹魏的防守相当严密，很长时间没有半点疏忽。仅从现存史料而言，有关荆州城墙的修造记载，最早即为三国时关羽驻防期间。为了很好地保住荆州，惯征善战的关羽不得不下马指挥普通百姓，担负起总建筑师的使命。他在原有城郭的基础上，将荆州城分为不同的区域，出于战争与防守的目的，对旧有建筑或拆迁、或毁弃、或重建、或修葺、或扩充，形成了一个多功能的军事重镇。最值得一书的，就是修了一道高大厚实的土筑城墙。坚固的城墙、关羽的骁勇与严密的防守结合在一体，荆州城可谓固若金汤矣。
然而，关羽在成功地防守荆州十年有余后，还是麻痹大意、令人惋惜地丢失了这一军事重镇。其原因何在？问题出就出在他率领全军主力进攻襄樊而又与孙权严重失和。
关羽攻取襄樊，荆州兵力必然减弱。即使如此，仅凭地利，守个十天半月，关羽也能回军救援。没想到以吕蒙为最高统帅的东吴军队却来了个化装偷袭，轻取公安，招降荆州。
据《水经注》所载，当关羽闻听东吴袭取荆州之事，即傲气十足地说道：“此城吾所筑，不可攻也。”荆州城墙之高大与坚固，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东吴并未强攻硬取，而是出其不意地偷袭得手。此时的关羽，仍想攻下襄樊后再回军救援荆州，而曹操援军已到。眼见攻取襄樊无望，关羽这才不得已回师荆州，还未赶到，就在半路上听说守军早已投降东吴。荆州城失，关羽深知难以夺回。自己所筑之城，反成阻止自己进攻的天然屏结局。无奈之际，关羽只得西走麦城，落了个身首离异的可悲结局。
关羽大意失掉荆州，不仅自己全军覆没，更为蜀国带来了一连串的恶果，他的结义兄弟张飞、刘备因此而先后丧命，诸葛亮《隆中对》中所规划的复兴汉室、统一中国的宏伟大业就此化为一缕青烟，永远飘散在历史的深处。
关羽虽败，但民间百姓并不以“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评判标准待之，他们看重的是他刮骨疗毒的坚强、过关斩将的骁勇、忠贞不二的信义以及坐怀不乱的磊落等英雄本色。因此，荆州城内有关三国的传说古迹及纪念性建筑，关羽最多，如关羽刮骨疗毒故地、马跑泉、点将台、掷甲山、关庙、春秋阁等等都是。
三国归晋，中国统一，天下平安无事，荆州也就波澜不惊。只要局势动荡、天下纷争，荆州即首当其冲，成为各方政治人物、军事力量注目、争夺的中心。
东晋年间，长期不断的南北战争及内部纷乱，使得荆州再次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角逐争夺的焦点，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荆州战争高潮。
东晋王朝在丧失了北方的大部领土后，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偏安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于是，顺江东下即可威胁国都、率军北上则能直逼宛洛收取失地的荆州，顺理成章地就成了东晋政府的一块“风水宝地”。
除桓温占据荆州时于公元３５４年、３５６年二伐中原外，此后东晋王朝其他各派势力看好荆州，其目的都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是将它作为相互抗衡、争权夺利、威逼王室、窃取皇位的一个重要筹码。
国难当头，外患频频，东晋王朝却内讧不已，围绕荆州展开了一场无穷无尽的内耗，弄得东晋国力更加衰微。
这场你争我夺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百年之久，一个个与三国英雄相比大为逊色的角色，油头粉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这段令人丧气的历史，我实在不肯浪费自己的笔墨，可又无可绕过，唯有简要述之而已。
桓温死后，幼子桓玄借重所据之荆州，以讨伐司马道子为名，聚兵东下，被推为盟主，后逼晋安帝退位，自称皇帝；北府兵统帅刘裕密谋起兵杀掉桓玄，进占荆州；桓玄侄儿桓振反攻荆州，再度陷城，自号荆州刺史；晋军合力进攻，桓振兵败被斩，窥视晋国神器的桓氏一族，由此遭致满门抄斩之祸；此后，豫州刺史刘毅又领荆州刺史，移镇江陵，极力培植私人势力，引来已执掌朝政的车骑将军、侍中刘裕的不满，命中军太尉王镇恶征讨，刘毅败北自缢而亡。公元４２０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宋，他深知荆州之重，为此，派任荆州刺史的全是自家子侄，同时又将荆州的管辖范围缩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削减荆州地区的战略地位，这场百年内耗才告平息。
刘宋以后，南朝的齐和帝萧宝融、梁元帝萧绎、后梁宣帝萧祭等曾先后在荆州城建都，战争规模皆逊于以前。然而，发生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即公元555年）梁朝与西魏之间的一场战争却值得大书而特书。其实，这场魏梁之战的规模并不宏大，也谈不上激烈，它导致的直接后果也就是建国仅只三年，一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小小朝廷的覆亡。可是，发生在这场战争尾声的江陵焚书，却在中国文化史上造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空前浩劫。这是一件比东晋王朝旷日持久的内部倾轧更加令人丧气、伤心的悲惨事件，也是荆州建城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梁元帝萧绎虽然自幼瞎了一只眼睛，但他五岁时就能背出《曲礼》上半部。据《梁书·元帝纪》所载，梁元帝“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终其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爱读书、爱讲书、爱着书、爱藏书。他读书破万卷，着有《孝德传》、《忠臣传》、《周易讲书》、《内典博要》等文集四百多卷。还常为手下的大臣、将士们讲书，比如萧绎自公元５５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开始在荆州城内的龙光殿为部下讲解《老子》，１１月２３日，得知魏军已到达襄阳，这才停止讲课，宣布戒严。过了四天，他见边境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动静，便又恢复讲课。大敌当前，那些文武将士，只得身穿朝服或军装，毕恭毕敬地听他谈玄讲道。出于对书籍的爱好，梁元帝更是广搜藏书。侯景之乱平息后，时任湘东王的他即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与搜集到的公私藏书共计七万多卷从南京运回荆州城内。加上他以前的旧藏及不断搜回的书籍，元帝宫中藏书已多达十四万卷。
十四万卷图书，不仅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古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即在今日，数量也相当可观。前些年，我到荆州藏书最多的荆州师专图书馆去借阅有关书籍，藏书量也只三十多万册，不过梁元帝的两倍多一点。
十四万卷图书，算得上当时中国的藏书之最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学经典就少了。汉武帝时，设置了收藏图书的专门机构太史公，收集散落民间的各种图书。汉哀帝时，共得图书三万三千零九十卷，分成七类，编为《七略》。王莽覆灭时，宫中图书焚烧一空。东汉建立后，形成了一股重视学术文化的风气，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董卓之乱时，曾遭到军人的抢掠与毁弃，但运往长安的还有七十多车。没想到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又被一扫而光。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民间藏书，加上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典籍，共得图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在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中荡然无存。也就是说，当历史延续到南北朝时，北方藏书已不成规模、所存无几了。而南方自东晋立国后好不容易搜集在一起的七万多卷书籍，也被萧绎运到了荆州城。由此可见，荆州算得上当时中国的文化收藏中心了。这些经过战乱幸存下来的典籍，在印刷技术还没有形成与普及的情况下，它们都是些稿本或抄本，其中还有一大批属于孤本，也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然而，这么多的图书，却被梁元帝命令舍人高善宝将其付诸一炬。
荆州城破，梁元帝被俘，当问及为何焚书的原因时，他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他将灭国之恨归咎于这些凝聚着无数智者的经验与智慧、历经无数后人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图书，说明他至死也不知道自己败亡的原因所在。如果他真正读懂了、用好了这些弥足珍贵的典籍，不仅不会招致亡国之痛，即使一统天下，也如探囊取物。
梁国与西魏之战，实际上只进行了一个多月。梁元帝为了控制潜在的敌对势力，他将军队分驻江南各地，以致各路援军还来不及赶到，荆州城就已沦陷敌手。在对待北方强敌西魏的战备方针上，他不仅不加防范，还企图利用它来消灭异己。当梁元帝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从西魏发来的密函，告知西魏即将大举入侵这一军事秘密时，他根本不肯相信，也就未作任何有力、有效的抵抗准备。魏军抵达江陵，梁军初战告捷。然而，荆州城内却突然失火，几千家民房与二十五座城楼全被烧毁，魏军乘机渡过长江，完成了对荆州城的严密包围，梁元帝与外界的联系遂完全中断。公元555年1月10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战死，军心动摇，魏军乘机攻入西门。此时，梁元帝动了焚书之念，一把巨火点燃十四万卷藏书。立时，弥漫的大火与将士的鲜血染红了古老的城墙，冲天的烟雾将一场巨大的、人为的文化灾难写在高高的天空俯瞰人类警示未来。荆州城破，十四万卷图书被梁元帝毁于一旦；魏军入城，面对荆州百姓，不论老幼，见人即杀。最后从梁朝王公大臣及普通百姓中留下了数万人作为奴婢，押回长安。时值寒冬季节，又有十分之二、三者在冰雪严寒的途中冻馁而亡。
不论何种战争，也不论何方取胜，最后遭灾的总是那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而一次性地由皇帝主动焚书十四万卷的纪录，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即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中国传世藏书的一半；以质量而言，他毁掉的是历代积淀的文明精华。
如果没有那场魏梁之战，就不会有无数百姓的惨遭屠杀，也就不会有江陵焚书事件的发生。一切战争，都是人类的灾难之源，是毁灭文明的罪魁祸首。
如果梁元帝不是皇帝，他就无法下达焚书之令，他那愚昧与凶残的一面，也就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凌驾于民族、国家与人民之上的封建专制集权，是阻遏人类发展、民主自由与文明进步的巨头恶魔。
如果梁元帝不是一个爱书的皇帝，他就不可能将那么多中国文化的精华聚于一处。一个皇帝或一批封建政府官员，懂文化比没有什么文化给文化人带来的麻烦更多，对文化的的灾难也会更大。
如果梁元帝没有将那些藏书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就没有权利对这些文明的瑰宝施行暴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臣。”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土地、资源、财产、生命……一切的一切，都属个人所有，都可玩于股掌之间，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长达几千年之久原地踏步、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
如果没有梁元帝的主动焚书，十四万册图书在西魏军队的洗劫之下也要遭到一定的破坏，但总会有所幸存，它们或是留在荆州、或是散落民间、或是被西魏当作战利品运往长安。那么，也就总有一些流传至今，中华文明的成果当然也就显得更加丰富而辉煌。
……
总而言之，梁元帝在荆州城内点燃的一把冲天大火，在中国文化史上造成的灾难实在无法估量。
让我们永远记住公元555年1月10日这个中国文化史上黑暗与耻辱的日子！
仿佛为了弥补江陵焚书这一文化浩劫似的，两百多年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荆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历史现象与文化奇观。
公元10世纪，大唐衰落瓦解，盛世变成了乱世，且乱得不可收拾。农民造反、军阀割据、藩镇林立；内讧、政乱、兵变，层出不穷；到处都是分裂、混乱与战争。一个好端端的太平盛世，再次陷入一个乱糟糟的杀伐末世，中国又一次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撕杀、大搏斗时期，这就是历史上的五代十国。
位于南北交通中枢的古城荆州，在接连不断的兵祸中屡遭破坏。当地居民不是逃亡，就是无辜被杀。至唐僖宗文德元年（公元８８８年时），荆州城内的居民只剩有十七户人家，真乃萧条破败之至。十多年后，才又增加到一万多户。
此后，荆州又几经争夺，后为梁太祖朱温所得，并派他的得力干将高季兴前来管辖，授任荆南节度使。
高季兴原为五代时梁朝将领，因战功卓着，深得朱温赏识。高季兴来到荆南，但见昔日的繁华富庶之地，如今已变得满目疮痍、荒无人烟，唯剩荆州一座凋敝的孤城兀立在广袤的旷野之上，不觉长叹不已。从小就在战乱中与父母离散的他，独自一人闯荡天下，严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他有勇有谋的性格。并且，他一直心存大志，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乱世出英雄，高季兴决心重振荆州雄风，在这混乱的世道中把握机运、脱颖而出。
他广交名士，大胆启用，并以此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地方军政领导班子。此后，他安抚居民、招集流民、开垦荒地、鼓励农桑、重建井邑。很快就将凋敝的荆州唤出了几分生机。
荆州从乱到治，不多时即恢复了元气，渐呈昔日繁华之景。
与此同时，他在一班谋士的策划下，积极地准备着割据事宜。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规模地建造荆州砖城，为日后的称雄割据奠定基础。
自三国时关羽筑城后，东晋的桓温、南朝的梁元帝萧绎等都曾有过扩修。桓温在大城之内修有金城（也叫子城），大城之外筑有金堤（亦即堤防），相当壮观；萧绎在荆州城内登上帝位，扩建规格完全仿效建康故都，大城设城门，门上立战楼，城外布木栅，景象宏阔。尽管他们所修城墙壮观宏阔，但皆为土墙。高季兴开天辟地，决定修筑砖城。
公元９１２年，高季兴开始大规模地修筑砖墙。他征召、动用了十多万民工，“将校宾友皆负上相助”，他们冒着严寒酷暑，日夜不停，兴土不息。只要民工动作稍慢一点，就要受到杖责。负责修城的总监、高季兴的女婿倪可福，因工程进度迟缓，也挨了岳父老头子的一顿棍棒，连老婆也被高季兴接回娘家，说是何日筑城完工，何日再将女儿送还；若是磨蹭时间，或是质量不合标准，不仅老婆无归，恐怕脖颈上的一颗脑袋也难以保住。这样一来，城墙自然是修得又快又好了。砌城的砖头不够，高季兴便下令四处挖墓，“郭外五十里冢墓多发掘取砖”。荆州城外千百年来埋着历朝王公贵州的大坟小墓，一时间在劫难逃。那些墓用砖头，不仅坚固，且做工精细、十分考究，实为难得的上选材料。据说新城完工后，每到更深人静，城墙上便游荡出无数闪烁的磷火，令人毛骨悚然。
高季兴所筑砖城，真正称得上是一座“铁打的荆州”。墙脚以石头垒筑，墙体用青砖砌成，坚不可摧；他还将护城河拓宽拓深，常年流水不断，难以逾越。
一切准备停当，高季兴并未轻举妄动，他还在蛰伏、等待，以寻找一个有利的可乘之机。
不久，梁太祖朱温逝世，梁朝顿时江河日下，渐呈衰颓之势。高季兴抓住时机，马上断绝与后梁的一切关系往来，在新修的荆州城内公开占地割据，自封武兴王，立国荆南，又称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