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遥远的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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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忧心忡仲(1)

这些日子,厂长赵风心里窝囊透了!

全厂瞩目的新产品试制工作由于万众一心,同仇敌汽,各项准备工作都进展得很顺利。没想到,却被大件铸造这一关卡住了。全厂上下都为之憋屈、恼火,作为一厂之长,他更是忧心忡忡。

于是,他又专意派秘书把总冶金师李纬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希望这位铸造专家拿出个主意,共同商讨一个解决的办法来。他很相信这位老工程师的业务能力。

其实,李纬一也正为此事想见厂长,当面陈述自己对大件铸造的意见。骨鲠在喉,他实在不能不说了。

可是,他又不愿意主动前去找赵风来谈。凭老经验,那样做又将会给别人留下一个保守的话把儿、绊脚石的形象。须知,在这方面,他是有前科的呀!

现在是厂长主动征求他的意见,那么,他便可以解除好多顾虑了。因此,他当即应约便从冶金处过来了。见面后,赵风也没有和他客套,径直地谈出了他心中的隐忧,请他面临当前的这个关口,直言应该怎么办好。而且诚挚地强调一句:

"请你实话实说,不要绕弯子!"

凭多年的相处,李纬一了解厂长的性格:他是个讲究实效的人,和他谈问题,用不着拐弯抹角,因此,就开门见山地说:

"赵厂长,既然有您这话,就恕我直言吧!"说一句俗话:"山穷水尽了!"同时,还像一个旁观者似的补充道:"这是我早已料到的事。"

赵风对他后边的这句话感到很不是滋味。既是早已料到的事,你为什么不早说?事后诸葛亮谁不会当?他也是一个心里存不住话的痛快人,忍不住客客气气反问了一句:

"李总,既然如此,当初厂里开会研究决定接受这项任务时,你怎么投了赞成票呢?"

不,厂长,你错了!李纬一冷笑一声,在那次会上,我可一言未发。您可以翻一下那次的会议记录,那是有案可查的。而且我也没跟大伙儿一块写决心书。他这个人说话就这么较真。

可你也没提反对意见!赵风的话也十分不客气。

在那种情况下,我敢反对吗?说着说着李纬一又激动起来,当时你们领导的脑袋都那么热,全厂上下决心书、请战书、大字报铺天盖地,我反对得了吗?我要是说个不字,岂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一九五八年那次……话到嘴边他不说了。他在暗暗埋怨自己:"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又旧病复发了吧?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你难道没看到,现在阶级斗争的调门又越吹越响了?"

赵风知道他心里想要说什么。一九五八年李纬一挨批判的事他曾听说过,那时他正在国外一家机器厂实习。北方机器厂大放卫星的那件蠢事,被外国朋友当作笑话来议论,曾使他感到很难堪。回国后,他也曾谈过要接受这个血的教训,为此也挨了批评并受了处分。对此,他记忆犹新,而且是经常记挂在心并引以为戒的。

不过,现在已事过境迁,人们对过去许多荒唐的做法都心中有数了,总冶金师应该知道这一点嘛!因此,他提醒李纬一说:

"李总,情况变了,现在不是在强调实事求是吗?"

正因为提倡实事求是,我今天才敢讲这样的话;正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我才当着你的面讲的!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赵风轻轻一笑,不过,李总,实事求是不等于畏难却步呀!过去这些年,我们好多事情都不是克服困难而后闯过来的吗?

李纬一又轻轻一笑。他心想:厂长又要给我上政治课了,他不想继续听下去,他对那些空洞的政治口号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因此赶忙说道:

"赵厂长,我们面对的是技术难关,一是一,二是二,这可没有弹性。"

李总,我可是一直从事技术工作的。

那是因为你太一帆风顺了……说到这里,他连忙刹车,不再继续说下去了,生怕说走了嘴,又讲出什么不得体的话。他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

随即,他站起来告辞了。

李纬一走后,赵风坐在那儿半晌没动弹。老工程师的话,令他不禁感慨万千。李总啊,李总,你了解我吗?我哪儿有过什么一帆风顺呀?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面前……

赵风生于山东历城的一个耕读之家。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员,因受革命思潮影响,很早便参加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曾任中共鲁南某县委书记。在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事变中,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留下赵风与寡母二人相依为命。年轻的母亲,因囿于封建传统的羁绊,更重要的是为抚养烈士后代,终未走出赵氏家门。可是,经过家破人亡的劫难,家境已一贫如洗。母亲为了儿子在饥寒交迫中仍能入学读书,曾屈辱地到一户富人家中做仆人,挣得一点儿微薄的报酬,小赵风才不致辍学。

早熟的小赵风曾经哭着要求母亲:自己情愿辍学,也不想让她做奴仆。但母亲却严厉地告诉他:你不许有此想法!你的本分是学好功课。只有这样,你长大才能继承父志,同时,也不辜负我的一片苦心了!

于是,小赵风便发奋读书。因此,他的功课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赵风是在极其艰难困苦中升入中学的。幸而这所中学是中共地下党所创办,校长和教员多系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他这个烈士遗孤,因而备受关怀。

老师们都很喜爱这个聪颖灵慧的少年,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他的才智。当年,赵风曾对戏剧很感兴趣,在中学的小舞台上,他多次登台献艺,不论担任何种角色,都演得惟妙惟肖,深得师友们的赞赏。那时,他曾下定决心,终生将以舞台为自己驰骋的天地,用以唤醒同胞的觉悟,报效多难的祖国。

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祖国大地。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救亡团体也遍地开花。抗日孩子剧团,是当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影响的救亡团体之一。赵风凭着他的天赋和爱国热情,在一位老师的举荐下,成为剧团的重要演员。那时,赵风和其他小演员一道,深入城市和乡村,走上田野和街头,足迹遍于齐鲁和中原大地,他们的精彩演出,曾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抗战胜利的决心。

后来,在日本鬼子的步步进逼下,大片国土相继失陷,孩子剧团在郑州失守不久,也被敌人打散了。但是,孩子们的心仍然向往抗日,向往共产党,人散心未散,许多人都想去革命圣地一延安。

这时,赵风也专程回家征询母亲的意见:自己应该怎么办?母亲毫不犹豫地对他说:孩子,你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儿子,当然应该投向党的怀抱!于是,他便含泪告别了母亲,和众多小伙伴一道,沿途乞讨,跋山涉水,辗转到了延水河边,宝塔山下。

在延安的一座破旧的寺庙里,他读完了中学。按他的意向,想立即奔赴前线,抗日杀敌。但领导认为他年龄尚小,又学业优秀,要他留在后方,继续升学深造。他只好服从组织的安排。

在升入大学时,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钻研戏剧,将来从事文艺工作;二是进自然科学院,攻读科技,准备当技术专家。两种前途,都令人憧憬。

就在赵风举棋不定时,一位对孩子剧团特别了解和关心的革命老大姐,觉察了他的心情,帮助他出了主意,老大姐说:

"将来革命胜利了,建设新中国,更需要科技人才。你还是进自然科学院吧!"

这位老大姐一直慈母般地关怀着赵风,他也非常信任她。因而毅然听从了老大姐的建议,进入了解放区惟一的最高科技学府。在烽火连天的日子,他在延安的窑洞里,接受了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获得了专业知识。

赵风毕业时,中国的八年抗战胜利了。可是,胜利的欢呼声未停息,蒋介石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民,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奋起抗争。赵风也向组织提出要求:奔赴前线,直接和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

不过,赵风投笔从戎的志愿,仍没有被批准。根据他所学的专业,组织上安排他去一所军械修造工厂当厂长。领导对他说:"这个岗位比前线更需要你!"

他只好服从。就在陕北一处偏僻的山洞里,他率领着一伙工人和技术人员,为解放军修炮造枪,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为新中国的涎生,立下了卓越战功。

共和国成立时,刚刚年满二十五岁的赵风,奉命接收辽宁一家机器厂,后又被任命厂长。由于他年纪轻,资格老,职工们昵称他为年轻的老革命。

这个工厂由于受到日伪和国民党军队的破坏,糟蹋得不成样子。国民党临撤退时,工厂的一个头头说:"让共产党接收它来种高粱吧!"

赵风听到这样的传言,轻蔑地一笑,说:"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此后,他便把工厂原来的技术人员,一个一个地请来,共同商讨恢复工厂的良策。当时有人警告他:这些技术人员都是敌伪留下来的,不可信用。

可是赵风却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那是环境和生活所逼,不是他们个人的过错,只要现在他们愿意跟共产党走,与我们合作,就应该信任他们!

技术人员听到这样的话都非常感动。凭着当年共产党崇高的威望,也凭着赵风的虚心和诚意,他们都充分地与赵风合作,信服地接受他的领导。而他自己呢,也是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勤勤恳恳地学,兢竞业业地千。不懂就向他们请教,有疑难问题就和他们商量。干群关系十分融洽,职工的生产热情异常高涨。不到两年,工厂不仅恢复了生产,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任务。工人们骄傲地说:让小鬼子和老蒋来看看:我们这里种的是高粱,还是生产的机器?

初露锋芒,便有出色的表现,赵风从此就被上级领导刮目相看,认为这是一员战将,经常委以重任。

当年在延安劝他进入自然科学院学习的那位老大姐,得知了他的情况,自是非常高兴,觉得没有看错人。赵风每次去北京出差,老人总要把他叫到家里,问长问短,并谆谆嘱咐他:在工作中,一定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求虚名,保持革命的好传统、好作风;尽心尽力,为国家多做贡献。

赵风对这些话一直牢记在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此后不久,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在北大荒兴建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机器制造工厂即北方机器厂,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支援新厂建设,赵风又奉调来到北方厂任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岗位。壮志得酬,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

不料,赵风刚刚上任不久便碰到了反右斗争。按照他的一贯独立思考、事事较真的秉性,是难逃这场劫难的。幸运的是,运动刚刚开始不久,他便奉命去苏联某机器厂实习,为期达一年之久。这样,他便没有进入那个百分之五的可怕行列。待到他从国外归来时,运动已经结束了。不过,他看到有那么多的优秀人才被打入另册,不得施展他们的才能为国家效力,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闷闷不乐。但大局如此,他深感无力回天,也只能暗中唏嘘而已。

谁知,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他终于在劫难逃了。由于他对大跃进的种种荒唐举措有看法,且不时地见诸于言论,特别是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对北方厂的大放卫星提了意见,他尖锐地说:那不叫大放卫星,而是大吹牛皮!说出这样的话还了得?一下子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同时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据说,多亏上边那位革命的老大姐给他开脱,说:"他是一个红小鬼,烈士子弟,对党还是忠诚的,留在党里好好教育吧!这样,他才得以保住党籍。"

之后,他被下放到一个街道小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不久以前,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他才得到甄别。

他又重新回到北方机器厂。不过,这次不是出任总工程师,而是担任厂长了。机械工业部的一位部长一一赵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的教师,亲自向他交代:

"这是一副重担子,你得用心来挑!挑砸了,我拿你是问!"

这是硬邦邦的实在话,他用心琢磨了好久,琢磨出了一个新招进厂之后,他便将新招抛出来了。一手是: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在厂内广泛推行定、包、奖的管理方法。干得好,挣的多;干得差,拿的少;光耍嘴皮子不干活的人,不仅拿不到奖金,还要扣发工资,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另一手是:他学着不久前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的做法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吐出心里的牢骚;之后,他在会上说:从现在起,谁也别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帽子摘掉了,戴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桂冠!大家不要再有政治压力,轻装上阵,和工人一块,共同把工厂搞好!

他的这一招两手还真灵。实行不久,就使企业大有起色。技术人员心情舒畅多了,工人的积极性一天天高涨,生产噌噌地往上升。

但是,外界的同行们工厂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的新招却有不少微词:说他是在搞物质刺激,实行阶级调和,是不讲政治的表现。他对此却一笑置之。说:是非自有公论,让历史去裁判吧!

不久前,他又主动向部里承接了试制新产品的任务,并亲自主持这项工作。由于他对工作抓得紧,抓得实,故工作进展得很快,也很顺利谁料到半路上又跳出这个拦路虎一一大件浇铸问题,搅得好多人心烦意乱,他也为此大伤脑筋。本想请李纬一来商量一下对策,可是,总冶金师提供给他的却是这样的丧气话:山穷水尽了。

赵风不能甘心。下班前他把全套图纸调来,把有关资料借来,他要亲自仔细琢磨一下:能不能闯出一条新路子来。他懂得: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他要亲自尝一尝梨子的滋味。在技术业务上他从不愿做甩手掌柜。

由于受到先生产后生活政策的制约,工厂的职工宿舍盖得很少,好多职工尚难把家属接来;赵风的爱人也没有调来。因此,他一直以办公室为家。一应饮食起居,全在这里。今天因为集中精力看图纸资料,下班铃响过好久了,他也没有去食堂吃饭。秘书向林催他好几次,他也没有动地方,最后索性告诉小向:

你快走吧!我今儿在这里随便吃一点凑合了。

说罢,便随手用开水冲了一碗油茶,掰一块不知哪一天吃剩下来的面包,眼睛一边瞅着图纸,一边吃了起来。

周向明和萧奇都听说过厂长的家没有搬来,现在吃住都在办公室里,所以他们便直奔行政办公大楼而来。

由于时间已经很晚,大楼里的办公人员全都下班了,所以到处静悄悄的,只有淡淡的灯光,清冷地洒在空旷的楼道里。因为平日他们很少到这里来,对此不很熟悉,只好寻寻觅觅,像查门牌似的找到了厂长室。

轻轻地敲了敲门,没有人应;连敲几下,还是不见动静。周向明有点态志地说:

"厂长可能不在,咱们走吧!"

萧奇却不死心,既然来了,怎能白白空手而回?她没有理会周向明的话,继续用力敲门,同时侧起耳朵倾听室内的动静。然后,回头低声对周向明说:

"厂长肯定在里边!"

果然,他们听到了脚步声。门开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种非常生硬的声音:

"进来!"

他们俩相互看了一眼。萧奇又一次看到周向明那疑虑的目光。不过,她却率先推门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