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曾经兵围延安府半年，后来终于不能破城，于是只得悻悻而去。不是李元昊无能，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那时大宋王朝还没有达到千疮百孔的程度，它还有一定国力，可以支撑战争局面。况且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儒范仲淹，在抗击西夏侵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那时通往西安的通衢大道秦直道，已经部分地坍塌，从而不能像赫连那样铁骑所向直指古长安。秦直道是秦始皇主持修建的一项浩大工程，堪与万里长城并称。世人只知道万里长城，而不知有秦直道，实在是个错误。事实上在当时，秦直道的用工、规模、重要性、知名度，都较万里长城大些。秦直道南起长安城附近淳化县的甘泉宫，北至内蒙古包头市南八十华里的九原郡，从陕甘分水岭的子午岭山脊穿过，全长千余公里。遇见山头，即削山头，遇见沟壑，即填沟塾，是一条类似今天四车道公路的古代高速公路。督造这条高速公路的仍是修完万里长城之后的大将蒙恬。蒙恬率三十万筑路大军，在无定河边的天下名州绥德城扎营。文房四宝之一的毛笔，就是蒙恬在此扎营时发明的。
士兵们要写家书，蒙恬让士兵到山上去拽些山羊胡子来，然后再用行军锅锅底的墨灰和成汁，蘸着写字，于是就有了书写工具毛笔。随蒙恬一起督造秦直道的还有太子扶苏。扶苏因不满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于是被贬到蒙恬帐中，担任监军。秦始皇死后，太监赵高赐药酒，毒死扶苏，蒙恬则饮剑自刎。三十万筑路大军，一人一捧土，筑起两座小山一般的坟墓。蒙恬墓、扶苏陵，现在绥德城内。修筑秦直道的目的，是为了向塞外用兵，威慑匈奴。一而事实上，这个目的是完全地达到了。南匈奴的归顺汉室，与这条道路有决定性的关联。汉武帝勒兵三十万，至北方大漠，侗吓三声，天下无人敢应汉武帝遂感到没有对手的悲哀。汉武帝走的，正该是这秦直道。那一阵子，这条道路上还曾飘过一股浓烈的香风，马蹄得得胡笳声声，昭君出塞，她走的也该是这一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也为马上民族的南下中原提供了便利。比如赫连勃勃的攻陷长安，便是一例。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先生，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说，这真是道路的修筑者们所始料不及的事情。他还说，当北匈奴这一股潮水远走异乡之后令人略感意外的是，留在原居住区的匈奴部落却突然显现出来，甚至占据了北中国地面，部分地完成了他们对中原文明和定居地区的占领梦想。大夏国盛极而衰。而那建立在旷野上的辉煌城郭统万城，也随之荒废。如今，这位于陕北靖边县境内的城池，已经几近为毛乌素沙漠所埋，只剩下一些白色的断壁残垣，在呜咽的塞风中经年经岁。由于那被糯米汁搅拌过的墙土现在是白色的，所以当地人叫它白城子。我曾经驱车去过那里，四野空旷，满目疮痍，毛乌素沙漠的滚滚沙暴自北方而来，黄土高原在南面迟钝地兀立着。这地方当年曾鏖集过一群人，这些人的后裔都在哪里呢？我眼望历史深处，滴下几滴迎风泪来。距离白城子三百公里，靠近黄河岸边的延县境内，有个赫连勃勃墓。
是不是大夏国的王室成员，后来隐名埋名，藏匿于这块山大沟深的地方了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地名也只能提供一点猜测和想法。在北中国地面，有一个时常挂在妇孺口边的民谚，叫“天下匈奴遍地刘”。这句民谚也许为我们寻找大夏国的遗民们最后的踪迹提供了一条道路。为我点化这一迷津的是已故前辈作家刘绍棠先生。刘先生在即将辞世之前，曾经托人捎过一封信给我。他要我注意“天下匈奴遍地刘”这句民谚。他说，他怀疑自己就是匈奴的后裔。在他的家乡运河两岸，有许多这样的运河村庄，他还为此写过一个叫《一河二刘》的小说。而在历史上，陵北北部，山西雁北地区，河北北部，正是当年南匈奴的辖地。刘先生是在看了我的一本叫《最后一个匈奴》的书后，因感而发的。这样，我知道了，大夏国的后裔们，在国家灭亡之后，他们在逃匿的途中，很可能地又捡起了这个“刘”姓。
陕北地面四散地居住着一些刘姓村庄或刘姓人家。赫赫有名的刘志丹将军他的家乡金丁镇，与统万城只隔一条叫柠条梁的山岗，距离也就是三百多公里。金丁镇在子午岭最深的山里，十分封闭。附带说一句，拙作《最后一个匈奴》就是在金丁镇这地方划上句号的。我那时候还不明白我的双脚为什么要鬼使神差，将我带到那里去。此外，我的尊贵的朋友，散文家刘成章先生，他是延安市人，他的这个刘家亦是陕北地面的一个名门望族。毛泽东人驻延安时，率各界出郭三十里相迎的，就是刘成章的父亲刘作新。我曾经在文章中，多次谈到在出访罗马尼亚时，刘成章与罗作协主席的妻子、一个匈牙利女性，谈论北匈奴和南匈奴这个话题，故这里不再赘述。此外，我的另外一个尊贵的朋友，一位叫刘压西的女性，她的家乡在黄河边上，她的这个刘家亦是陕北地面的一个豪门大户。毛泽东当年在白云山抽完签后，在黄河边一个小村庄隐匿半月，尔后选一个良辰吉日，东流黄河。那隐匿的地方就是她家。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这些刘姓后人的身上，我们总能感到一神与生俱来的激情。也许，一个在马背上厮杀惯了的民族，一旦有一天脱离了马背，开始在大地上匍匐行走时，开始与平庸的地形地貌为伍时，它只是在等待时机和积蓄力量。一旦当马蹄重新在远处响起时，他们身上那祖先的不羁的血高贵的血于是开始澎湃。一我这样来解释这些陕北的刘姓人家给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巨大支持。
然而，那些迷失在历史迷宫中的最悲惨的背影，不是西夏，不是大夏，不是南匈奴，而是北匈奴。他们永远地迷失在路途上了。那情景，就像我们在中午时分做了一场恶梦。太阳白白的，梦魇中，我们走失了。而走失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即便回来了，那回来的是另外的自己。北匈奴人在公元前几世纪和公元后几世纪时，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在西域。汉王室的有力地攻击，令北匈奴人逐渐地向西退走。“失我敕勒川，令我六畜无所依；失我祁连山，令我女无颜色”这首匈奴古歌，道出了匈奴逐渐远离中原边缘地带的历史。在西域地面又勾连了几百年后，北匈奴人终于开始了他们悲壮的迁徙历程。他们越过中亚细亚和小亚细亚，先是迁徙到前苏联的里海、黑海地区。那里寒冷而千燥的气候，一毛不生的盐碱滩，同样不适宜于生存。于是他们继续迁徙。公元5世纪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水草丰美的多瑙河畔，尔后，在那里形成匈牙利民族，建立大公国。匈牙利是这个漫过亚、欧、非大陆的一次历史大潮，在走失之后，在大部分被蒸发之后，留下来的惟一的一个积水洼。一个今天的我们为那个久远的迁徙者之梦寻找到的现代依据。匈牙利民族诗人裴多菲曾经在他的民族史诗中，悲凉而豪迈地吟唱道：我的遥远的祖先啊，你们怎样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从东方从中亚细亚，迁徙到里海黑海，最后，来到多瑙河畔，在这里建立起我们的祖邦。匈牙利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他们来源于匈奴。尽管在东欧巨变之后，这个官方观点曾受到一些激进的年轻学者的质疑。年轻学者们认为，匈牙利立国是在公元2世纪，而2世纪时，匈奴人才开始他们起自中亚细亚的迁徙，他们5世纪时才到达这里，因此说，只能说如今的匈牙利的匈族人是匈奴人的后裔，而不能说匈牙利这个国家就是已经涙灭了的匈奴。
中国的一个民族专家冯秋子先生，也在给我的来信中持相同的观点。但是，匈牙利官方立即发表声明说，停止讨论，有横扫欧亚的骁勇的匈奴人做我们的祖先，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个根的，不要讨论了，我们的根就是从中亚来的匈奴人。因此这个说法也就成为定论。此外，汤因比先生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言之凿凿地认为如今的保加利亚人，亦是匈奴人。还有，印度北方诸邦的拉杰普特人，亦是当年匈奴之一支一白匈奴流落到那里去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民间说法，认为位于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认为位于欧亚非交界处的非洲的突尼斯人，亦有匈奴人的因素存在。当然这些只是民间研究者的说法，不足为凭。他们更大的可能性是突厥人的后裔。它就这样地走失了，这个消失在历史迷宫的最为悲惨的背影。在叙述这些如梦如幻或真或虚的历史记忆时，叙述者的心口被揪得一阵阵发疼。不过它们是历史，历史就是这样，它丝毫由不得人！在谈到匈牙利民族诗人裴多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位中国女诗人。这位女诗人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匈奴的后裔，是羁留在故乡地的匈奴人。这就是台湾女诗人席慕蓉，那个悲凉地吟唱过：“尽管城上城下争战了一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