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从咸丰十年（1861年）底开始，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
中国人办洋务是先从军事工业开始的。这是由于中国人和西方接触，首先遇到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西方列强凭借手中的武器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可以随意将兵船开到沿海，甚至开进内河。中国人非常害怕西方的军舰和大炮。面对在中国领土上横行的西方列强，那些开明人士想到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当务之急是仿造船炮。只有自己手中也拥有军舰和大炮，才能加强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认识到中国的旧式船舰已经难以对付英国的新式舰船，于是决定加以仿造抵抗外国侵略，开了中国仿造西式船舰的先例。
随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着名主张，他还有一部重要着作《海国图志》共100卷。这部巨着收集论述了海外各国历史地理情况，也包含造船、造炮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知识。这是当时一部比较完备的西方“百科全书”。但他只是一位学者，不是当权派，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国强民富的局面。
19世纪50至6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西学东渐的问题，仿造外国船炮的意识与初步实践活动开始活跃起来。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曾国藩曾这样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最明显的例子是，曾国藩在衡州创立了湘军水师，当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展开湘潭战役时已开始使用洋炮，认为此战获胜“实赖洋炮之力”。于是，湘军自咸丰四年起，逐步装备了洋枪洋炮。咸丰十年，曾国藩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机遇，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他派人寻觅到了徐寿、华衡芳等一批科技人才为其效力。次年夏，徐寿等人研制出轮船所用蒸汽机一台。到年底制成了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轮船，在安庆江面试航。曾国藩亲自登船观看，建议将船放大。同治四年（1865年），轮船的放大试制在南京完成，曾国藩把该船命名为“黄鹄”。
咸丰十二年（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得到外国侵略者的帮助，开始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数倍于外敌的清军之所以作战不能取胜，是因为武器落后，如果能有和西洋一样先进的枪炮，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从现在开始重视武器装备，最后就可以达到自主强国的目的。
在朝廷中，奕看到曾、李二人风风火火地学造外国船炮，便决定派人前往学习。他认为，若想国富民强，就要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但是，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坚持“重义轻利”的义利观，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礼义来抵御外侮。
面对两种不同的意见，清政府有些摇摆不定。不过，严重的局势让清政府最终选择了洋务派。因为谁手里拥有快刀快枪，谁才有最终的话语权。
1861年底，太平军攻占宁波、杭州等地后，逼近上海，形势急转直下。1862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清政府获悉太平军汇银五十万两向美国购买船炮，这让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大为震惊。内忧外患让清政府饥不择食，开始筹措购买船舰的款项，用洋枪洋炮武装船队。
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这种严重局势的迫使和社会思潮的推动下开始的。
中国要有自己的轮船
再看左宗棠，他也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关心战局的发展，考览往昔海防记载，筹议海防持久之策，把建造炮船火船作为抵御西方列强的重要策略之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造船逐步进入实践阶段。
当左宗棠抵达福州后，作为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为能够在林则徐的故乡任职而倍感自豪。26年前对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敬佩之感，17年前同林则徐相会于湘江舟中的情形都一一涌上了心头。林则徐对自己的期望和叮嘱历历在目，让左宗棠不敢有丝毫懈怠。
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更为了完成偶像林则徐没有完成的事业，左宗棠决心把仿造轮船的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既然决定要做这件事，左宗棠就不会有丝毫的含糊，而且雷厉风行是他一贯的风格。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后，左宗棠在五月十三日（6月25日）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他这样写道：“自从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各国军舰和商船直达天津，直接威胁到了京师。洋船行驶快，运费又低，而中国商人靠木船运货牟利，敌不过洋商。而沿海各省居民十之六七是从事商业的，这样下去，百姓的生活会更加穷困。如果中国自己制造轮船，战时可以巩固海防，抵御侵略，而和平时期，还可以发展商运，带动经济发展。另外，造船厂还可以购买或自制其他机器，制造枪炮弹药、铸钱币、修水利及一切民生日用工业都可以逐步兴办起来。”可见，左宗棠提倡造船不仅能巩固海防，还能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当时清政府也认识到了造轮船的重要性，但朝中围绕是否创办福州船政局存在着异议和争执。有一些人主张“雇买代造”或借用，不用耗费精力和财力自己制造。其中李鸿章就是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他认为中国自行造船的花费比直接向洋人购船的花费高上数倍。因此主张要快速建立海军， 还是购买外国舰船更为省时便利。
针对这种不同意见，左宗棠指出：借来的船不能自如调遣，始终无法自主；雇用外船，虽比借用更好，但花费太大；购买洋船，比借、雇省事，可也有许多弊病，比如洋人贪图利润，出卖旧船，船只仍然必须雇用洋人管理驾驶等。所以他明确地提出了“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的创办船政局的方针。
为了彻底扫除思想障碍和排除阻力，左宗棠屡屡上奏朝廷，直陈“易购雇为制造”的意见，驳斥了反对派的种种非难和顾虑，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如选择厂址可在马尾山下解决；使用机制造也非难事，可同时雇请外国工匠，先立条约，定好薪水，到了工厂再由局里选派聪慧的工人随同学习， 逐渐做到自己操作；筹集巨款问题，就福建来说，海关结款完毕，这些收入可充作此用，如果不足则提取厘税来弥补等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仪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见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
既然得到了皇上的首肯，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左宗棠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准备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懈拼搏。
设厂造船是一件大事，不仅需要懂行的人才，还需要足够的钱财做保障。左宗棠早就谋划好了人才，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被清廷批准后，他就函邀时任江汉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和正在越南海滨旅行的法国退役军官德克碑速到福州商讨设厂造船等项事宜。
同治五年七月初十日，日意格到达福州后，便开始随同左宗棠选择局址。二人共同看中了一个地方——马尾，因为马尾山前面临江，背面依山，有利于设防。于是，决定在马尾建造福州船政局。
接着，左宗棠与日意格议定了设局、建厂、工程期限、经费、造船、驾驶等事项，并草签了合同，由日意格去上海面见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八月二十七日，德克碑到达福州后对这个合同也没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