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费方面，也有了眉目。左宗棠估算约需白银四十三四万两，请“准由四成结款项下拨银四十万两”作为购机建厂经费。除上述费用外，左宗棠还奏请船政局的常年经费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银5万两。这些奏请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貌似非常顺利，但清政府不会让这员虎将就这么窝在江南造船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左宗棠去做。这不，福州船政局刚刚有了一些眉目，朝廷的圣旨就到了。
九月初六日（10月14日），大清早，左宗棠的眼皮就跳得厉害，他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真是巧了，他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突然接到清政府调他任陕甘总督的“上谕”。原来西北回民起义，朝廷看到江南暂时恢复了平静，便命左宗棠统率楚军前往西北控制局面。
这些年，左宗棠已经习惯了这种为朝廷戎马生涯的生活，他对前往西北也没有什么异议。但他放心不下的是福州船政局，本想凭此富民强国，却又要前往别处。如果自己这么一走，他真担心处于草创阶段的福州船政局工程就这样半途夭折。所以左宗棠忧心忡忡，他真恨不得自己有分身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
虽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他找不出合适的理由不执行清政府调他任陕甘总督的“上谕”。虽然设厂造船重要，但是稳定西北局面，解救处于动乱中的百姓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过反复思量后，左宗棠最后决定前往西北，但在去西北之前，他要抓紧时间办理有关船厂的各种事宜，防止建厂工作因为自己的离开而停顿下来。为此，他上奏朝廷让他多待20多天，等筹建船厂工作步入正轨后，就即刻启程北上。
而朝廷也许是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吓怕了，也希望自己能有拿得出手的坚船利炮，所以给了左宗棠40天的时间来料理福建的各项事务。
福州船政局凝聚着左宗棠的无数心血，也是他的一个梦想。在离开之前，左宗棠首先要做的就是物色一位能接替自己的人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为船厂寻找接班人
找接班人的事情看似很简单，因为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遍地都是。但要找一位和自己志同道合，能力又强的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就说国家领导人的更替吧，要经过多年的物色和培养，才能最终敲定。而左宗棠在几十天的时间内要找一个人来接手偌大的一个船厂，这种难度不亚于为国家找新的领导人。
一般来说，找个将军、督抚什么的接管就完事了。但左宗棠不是一般人，自然不会办一般的事。他认为将军、督抚都不适合接办船厂，因为这些人不仅公务繁重，而且经常调动，不能长久管理船厂。经过一番筛选后，左宗棠挑中了当时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
沈葆桢是何许人也，竟然能进得了左宗棠的法眼，让我们细细道来。
沈葆桢，字幼丹，又字翰宇，男，生于1820年，死于1879年，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科场顺利，19岁中举，29岁中进士。他的才华与人品被舅舅林则徐看中，被招为女婿。沈葆桢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是因为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成功地守住了江西省重镇广信府。因此，沈葆桢在军旅生涯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经过曾国藩的推荐，他很快升任江西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更重要的是，沈葆桢不仅对清王朝忠心耿耿，而且对洋务事业也十分热心，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从而发展中国比较落后的经济。基于这些原因，左宗棠认为沈葆桢是主持福州船政局的不二人选。
21世纪最缺的是人才，倒退几百年，在清王朝最缺的同样是人才。既然被左宗棠看中了，自然要想方设法地挖过来。为了表达诚意，左宗棠亲自上门拜访，希望沈葆桢能接受自己的游说，扛起这个重担。
有人说大多数人才都是一根筋，若想改变他们认定的方向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如今，左宗棠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当沈葆桢搞明白左宗棠的来意后，便一口回绝了左宗棠的请求。虽然沈葆桢暂时在家丁忧，但他有曾国藩做靠山，又名声在外，仕途一片光明，没有理由接受这么一个区区的船政大臣的职位。但左宗棠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心态，继续造访沈葆桢，请他出山。
接连三次造访后，左宗棠虽然费尽了口舌，但都被毫不留情地回绝了，这下他有些挠头了。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都能出山。难道这沈葆桢比诸葛亮都有本事吗？这个问题暂时还回答不了，但眼前的情况至少说明沈葆桢比诸葛亮牛逼。
郁闷无比的左宗棠想骂人了，但他硬是把一大堆脏话咽回到了肚子里。
骂人虽然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有时候也证明你实在是无计可施，才出此下策。左宗棠不会认输，因为在他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输”这个字。既然自己的面子不够，可以请朝廷出面，他就不信这个狂人连皇上的面子也不给。
在左宗棠的力荐下，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1866年11月19日），清廷发布上谕，命令沈葆桢总理船政，还特许他有专折奏事的权利。
没想到这个沈葆桢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面对朝廷的上谕，仍然以丁忧人员不应该参闻政事为由，一再请辞。
其实，沈葆桢之所以一再推辞，表面上看是怕影响自己的仕途。其实，更深的原因是创办船政非常艰难，具有很强的挑战性，自己弄不好就会陷进去，不能自拔，不如当一个巡抚之类的高官省心。
眼看调任的日期越来越近，而沈葆桢这边却没什么进展，左宗棠急了。他真想派几名官兵把沈葆桢绑来，但这种动粗的办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左宗棠实在是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便一再劝说。工夫不负有心人，沈葆桢还是深明大义的，在仕途和富民强国面前选择了后者。他答应左宗棠在次年六月（1869年7月）母丧服阙后任职，准备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奉献给中国当时最大的近代国防企业。
在这之前，左宗棠已经布置设局经费由署理布政使周开锡会商福州将军和督抚调取。胡光墉负责一切工料及延聘洋匠，招募华工，开设艺局等。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1866年11月29日），胡光墉偕同日意格、德克碑到达福州后向左宗棠禀呈经白来尼印押担保的《保约》、《条议》、《清折》以及《合同规约》等文件。左宗棠经过复核后，认为都比较适宜。
接着，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商定有关建造船厂、铁厂、船槽、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房等工程，由日意格等寻找合适的中外商人来办。
日意格和德克碑在估计了建厂工程完成的日期后，就返回法国购买机器、钢轮机等件及一具大铁船槽，并为清政府招募一些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华。
左宗棠一直认为并不是为了造船而学习造船，而是为了学到制造、驾驶的技术，并使这些技术广为传播，最后能遍及天下，从而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可见，培养科技人才是办船厂的首要任务。
所以，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同时，左宗棠便筹办起了学堂，定名为求是堂艺局。并制定章程，对学制、培养目标、学生待遇、考试制度作了具体规定。原准备招募60名艺童，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增至300多名，规模可见一斑。
求是堂艺局由前、后两学堂组成，是福州船政局培养轮船制造、驾驶人才的机构。前学堂由法国教师讲课，又称法国学堂，为造船学校，培养造船人才。后学堂由英国教师授课，又称英国学堂，为航海学校，设有管轮专业和驾驶专业。
学堂设正、副监督，德克碑任正监督、日意格为副监督。法员迈达等教授制造，英员嘉乐尔等教授驾驶。这里的教学坚持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也就是在学专业过程中结合实际到工厂、轮船上进行操作训练。这种注重实用的教学方法打破了完全在书斋中生活的陈规，为近代中国培养出了邓世昌、黄建勋等大批优秀人才。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福州船政局正式宣布成立。自此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专业船舶制造厂诞生了。左宗棠实现了20多年的设厂自行制造轮船的愿望。
左宗棠调赴西北后，继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坚持了左宗棠的方针。当沈葆桢真正从左宗棠手中接过庞大的船厂时，他发现要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调动的知识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他昔日的想象。虽然遇到了来自内外的一系列障碍，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从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正式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到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1875年10月29日）赴两江总督任的8年多时间内，沈葆桢对船政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左宗棠的眼光还是比较毒的。